红山古国与文明曙光

红山文化专业委员会

编辑：顺喜 铭台 刊发：旭东

研读《红山古国研究》

红山古国与文明曙光

中国是文明古国。弗兰克福特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在世界范围内独立发展的文明只有三处：即近东(埃及、两河流域)、中国和南美。丹尼尔则认为全世界最古老的独立发展的六大文明是两河流域、埃及、印度、中国、墨西哥和秘鲁。科特雷尔在《古代文明百科全书》一书中又把全世界的古代文明划分成埃及、西亚、印度、欧洲、中国和美洲六个地区。尽管学者对于文明古国的认定标准不完全一致，但都承认世界上存在着不同的文明发祥地，既独立发生发展,又经过相互影响而逐渐扩大了文明的领域，并从不同的传统上影响了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也有着自己的发祥地。严文明先生认为中国文明起源的模式是呈重瓣花朵型结构，有中心、有主体、有外围。与其他单一文明大不一样，这种结构是一种非常稳定的结构，具有很大的凝聚力，又因为它发展不平衡，有竞争，有合力，文化内容丰富多彩更具活力。中国文明的起源及早期发展模式是多元化而非单一模式的，几个主要文化区有各自的文化特点。作为文明之初的国家更早形态的“古国”可追溯到庙底沟文化、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时期。古国阶段不同于方国阶段的根本特征在于：社会运行不是靠国家机器的强制力执行，而是靠部落联盟“契约”的约束力管控。红山古国的起止时间大体在距今5500~5000年，文明的曙光已经来临，红山文化晚期已经步入了文明的初级阶段。

一、红山文化晚期是神本社会、酋邦结构，进入古国阶段

第一，从社会性质上说,红山文化晚期属于神本社会,即用原始信仰整合社会资源，不具备强制力。红山文化聚落址出土的大量细石器、骨角蚌器基本上都是生产工具，即便是锋利的石镞、骨锥等也是渔猎工具，而不是武器；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牛河梁遗址坛庙冢群为代表的祭祀址出现大量的彩陶、玉器和人物造像集中反映了居民对逝去祖先的崇拜。彩陶器是为祖先供奉食物的盛器，玉器是祖先往返天地人间三界的法器，人物造像是对逝去先祖的真实写照。如果说聚落居住址出土的生产工具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那么聚落祭祀址出土的祭祀用器则突出反映了人与神的关系。红山文化晚期是以神灵为中心的神本社会，巫觋阶层通过祭祀神灵、与神灵沟通，特别是与祖先神沟通来管理部落，整合社会资源。依靠神灵和原始信仰的力量实现社会管理是红山古国的根本特色。

第二,从社会结构上说，这个阶段属于酋邦结构，即各部落酋长通过部落联盟推选首领，实行各部酋长内部的军事民主禅让制。红山文化晚期炎帝、黄帝、蚩尤三大部落联盟鼎足而立，每一部落联盟都是因为相同的文化信仰、相同的生活方式、共同生活在相同的自然环境中而形成的。部落联盟内部各个部落酋长只有休戚与共、选贤与能才能形成更强大的政治实体，才能使得本部落生存下去，因此他们必须保证联盟内部稳定，而最好的方式就是实现部落联盟内的民主选举。从“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的记载可以看出，蚩尤应该是若干个部落酋长民主选举的联盟首领。从关于五帝时代晚期尧舜禹的“禅让”记载也可以推断，尧舜禹成为部落联盟首领前应是联盟内不同部落的酋长，经过一番残酷的竞争后他们成为了联盟首领。虽然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古代史书经典记述的尧舜禹的“禅让”是如此的令人萌生敬意，但史学界早有人质疑历史记述的真实性。笔者认为五帝时代晚期部落联盟首领的选举应不会像史书记载的那样一帆风顺。一方面，史前社会结构是以血缘关系和宗法关系凝结在一起的，当一个部落酋长成为联盟首领时，他一定会优先考虑与自己血缘关系最亲的人成为继承者,这是人性使然。然而，这种理念一定会打破部落联盟内部的平衡，遭到其他部落的强烈反对。这种通过血缘关系继承和通过民主选举继承的矛盾始终存在于五帝时代。总的来看,五帝时代基本上维系着部落酋长选举模式，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这种矛盾已经很尖锐了。《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尧曰：谁可顺此事?放齐曰：‘’嗣子丹朱开明。”尧的大臣放齐迎合了尧的心理,表明衷心。“尧曰：'吁！顽凶，不用。”一方面很可能是丹朱的确是烂泥扶不上墙；但另一方面,很可能是尧想立丹朱克承大统遇到的阻力太大，恐难实现，因此不得不作出让步。《尚书》记载：舜受终于文祖，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服，尧年老时舜继承大位很可能是因为尧迫不得已的禅让。法家韩非子认为：“舜逼尧,禹逼舜。”韩非子再明白不过地阐明了五帝时代的“禅让”是史学家受儒家思想影响杜撰出来的，而不是历史事实。曹丕接受汉献帝禅让帝位时脱口而言：“舜禹受禅，我今方知。”客观地说,军事民主制正是酋邦社会运行的基础，一旦某一部落联盟首领为了长期拥有联盟领导权、设立国家机构,这种以军事民主制为基础的酋邦社会便会被打破而走向终结。

　　第三，从发展阶段上说，红山文化晚期属于古国阶段。即通过血缘关系和宗法关系构建部落群体，通过一致的原始信仰凝聚全社会的力量，通过民主选举方式实现部落联盟首领对古国的有效管理，从而形成一个比以往更强大的社会组织，这就是部落联盟。红山文化分布区面积约20万平方公里,文化面貌高度一致。郭大顺先生认为：“牛河梁遗址群规模之宏大,组合之完整，在红山文化分布区内是唯一的，已具该文化最高层次中心聚落规格。而最高层次中心聚落的出现，是古国出现的一个重要标志。”聚落居住址内发现的半地穴式房址、瓢形灶和斜坡式门道,房址内大量的细石器、骨角蚌器、斧锛类和磨盘磨棒类石器组合反映了红山古国以渔猎采集为主的生产方式和流动频繁的生活方式。聚落祭祀址内坛庙冢群集中分布、一家多慕、唯玉为葬、彩陶人像共出的现象表明红山古国精神信仰的高度统一。根据文献记载,在阪泉之战和涿鹿之战之前,炎帝、黄帝和蚩尤三大部落集团都已经进入部落联盟时期，不仅炎帝、黄帝是古国的王，蚩尤也是古国的王。

二、红山古国虽没有城市、金属和文字,但却已经具有了“国”的雏形

红山文化已经有了带有多个城门的方形城壕，用于祭祀的珍贵玉器和稳定表意功能的文化符号。这个时代虽然没有进入文明社会的门槛，但文明的曙光已经来临。

第一，红山古国已经有了最初的“城”。敖汉旗西台遗址方形环壕已经具备了城墙的雏形。一是环壕平面呈方形，环壕内发现聚落房址，二是环壕南侧壕沟开有三个城门，且中间的主城门最宽，两侧城门相对要窄。牛河梁遗址群目前已经发现十六个地点，均为单纯的祭祀建筑，文化面貌高度统一。虽然没有完整的城墙，但各个地点均统一分布在牛河梁的梁顶和周围山丘的顶部，且方圆50千米范围内并未发现居住址。此外，牛河梁周边还有东山嘴、田家沟、半拉山等多处红山文化晚期大型公共墓地，从墓地祭祀建筑形制和出土的精美彩陶、玉器、人像分析,这些地点和牛河梁一样属于单纯的祭祀建筑。方形或圆形家体周围多三层石墙环绕，极具特色。或许这一地域正是红山古国王陵所在地，这里依山建陵，因山而城，山陵分布区就是古国王城。

第二，红山古国已经统一使用成组、成体系的玉器和彩陶。以玉器为例,红山文化东山嘴、胡头沟、田家沟、牛河梁、半拉山、草帽山等遗址均出现唯玉为葬的现象。从形制上看,红山文化玉器有两个系列：一类是几何造型玉器，主要特征是都有圆而中空的孔用于通天地，器形包括玉筒、玉璧、玉镯、玉管等；另一类是动物造型玉器，主要功能是通神灵，器形包括玉凤、玉龙、玉龟等。玉器组合成体系，葬玉制度化是红山文化最具标志性的特点。从祭祀角度看，红山文化玉器和商周青铜器都是当时最为珍贵、规格最高的礼器，非普通人所能享用。《越绝书》记载了风胡子的一段话：“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以伐树木为宫室,凿地。……禹穴之时,以铜为兵……当此之时，作铁兵……”风胡子的这段话大体和人类进人新石器时代的四个阶段相对应：距今约10000~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以石为兵；距今约5000~4000年以黄帝为代表的五帝时期以玉为兵；距今约4000~2200年的夏商周时期以铜为兵；距今2200年的秦汉以后作铁兵。红山古国晚期唯玉为葬的现象表明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一个专门以玉器作为祭器和礼器的时代，这个时代恰好和五帝时代早期相对应。

第三，红山古国已经有了相对统一的文化符号。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女神庙内出土的彩绘壁画和其他地点出土的彩陶纹饰已经具有图案化特征，其主体元素甚至具备了符号功能。如出土于女神庙北多室中室的 N1J1B:11正面图案为字形。“从牛河梁第一地点女神庙内壁画表现主题来分析，牛河梁遗址彩绘亞字形和亞字形壁画表现的是'舞’；但从象形字形体特征分析，两幅壁画和'巫’字非常形似”。此外,还有几类红山文化彩陶图案广泛见于牛河梁各个地点和其他遗址。这些彩陶图案绝大多数分上、中、下三段,施于无底彩陶筒形器和无底彩陶钵形器器腹，且半面施彩。这些图案绝不是为了装饰，而具有极强的表意功能，上、中、下分别代表天界、人间和地界，寓意天地相同、人神互动、生死无界。红山文化独有的文化符号系统虽然有别于大汶口文化符号系统，但是两种文化都各有文化符号的现象意味着已经离文字出现不远。

　　如果说城市、金属、文字是文明的三要素，那么红山古国显然还没有真正步入文明社会。但是，红山古国的方形城壕、专属祭祀的玉器群和彩陶器群、具有极强表意功能的彩陶图案已经具备了三要素雏形。据此推断，红山古国时期文明曙光已经来临。发达的坛庙冢群、独特的玉器群、鲜明地方特色的无底器群和彩陶纹饰、丰富的人物造像等都显示了该文化的独特性和统一性。城市是聚落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质变，是社会分层和阶级矛盾加剧的产物；金属特别是青铜器在西方主要用于生产，而在东方主要用于祭祀，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一次飞跃，文字的出现是祭祀发展到祭礼的产物，是为了祭祀活动的需要。红山古国时期已经具备了文明三要素雏形，只不过表现形式不同而已。红山文化牛河梁聚落群的出现表明，社会已经出现分层：专属祭祀的器物虽不是青铜器，但也是极为珍贵的玉器；虽然祭祀活动中没有产生专门记录在龟甲上的文字，但却产生了专属祭祀的陶质无底器和具有表意功能的彩陶纹饰。从考古发现的红山文化遗址分布来看，红山古国的疆域大体在燕山以北、北越西拉木伦河到霍林河、西至大兴安岭东南麓、东至下辽河，面积约20万平方公里。从规模和等级来看，以牛河梁遗址群为代表的坛庙冢群当是古国王陵。虽然目前尚未发现与之匹配的红山古国王城，但敖汉西台遗址方形环壕聚落已经出现，且南城壕已经出现三个城门。结合牛河梁遗址群和西台遗址分布的位置推断，红山古国王城在西拉木伦河以南的可能性更大，只不过由于红山文化人群迁徙流动频繁，居住址临建性强,因此，不像中原地区的古城那样能留存至今。郭大顺先生认为以牛河梁坛庙冢遗址群为代表的红山古国出现不是偶然的。一方面，本地区先行的查海-兴隆洼文化已有社会分工与分化，并已经出现了专业制作和专人使用的玉器;赵宝沟文化聚落区与祭祀区分开，高水平祭器——四灵尊出现，这些都对红山文化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东北古文化区吸收中原仰韶文化彩陶等先进因素，促成了红山古国的形成；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北上与辽西区红山文化碰撞，对红山文化进一步发展为古国起到了催化剂作用。

红山古国所处的辽西山地决定了以渔猎采集为重的复合经济模式，这种经济模式决定了红山古国人口流动的频繁和社会结构、劳动分工的简单化；而频繁的迁徙又导致了文化交流的充分和文化面貌的统一，进而导致了红山古国原始信仰的高度一致。也正是因为红山古国有着高度一致的原始信仰，红山古国社会才具有强大的组织动员力和社会发动力。公元前3500年~前3000年，中国北方形成了庙底沟文化集团、大汶口文化集团、红山文化集团三足鼎立的格局，这和史书关于前五帝时代炎帝、黄帝、蚩尤三大部落联盟鼎足而立的记载高度吻合，中华文明由此发端。红山古国是东北渔猎采集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激烈碰撞的产物，是东北地区史前文化的一座丰碑，其巨大的文化包容性代表着中华文化发展的主流，红山古国也因此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