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陋巷》之《德业双修话勤奋》

简翁

《家居陋巷》之



第三章 德业双修话勤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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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9月，我上学了。

那天，母亲带着我，邻居毛凤珍带着她的二女儿徐家红，我们一起去石鼓路小学报名。记得那天报名处有两位年轻的女老师，她们分别测试了我们。其中一位老师问了我的父亲姓名、工作单位、家庭住址，我一一作了解答，又让我数数，我当时数得很快，当我数到六十几时，那位老师就不让我再往下数。后来，又让我辨认色彩。

到看榜时，我和徐家红分在一个班——一年级（1）班。就这样，和她同班四年多，直到我们家下放，才分开。以后再也没有见过她。

石鼓路小学，始建于1846年，原名为“类思小学”，由法籍传教士倪怀伦创办的一所教会学校，1952年改名为石鼓路小学，是建邺区的一所公办小学，一所具有悠久历史的百年老校。它坐落在新街口西南螺丝拐弯处，学校的右侧是一所天主教堂，背面是南京玻璃厂。学校由三个区域组成：一个是本部，有几幢平房，我们读书后不久就拆除，翻盖成一幢三层楼的教学楼，每层有10口教室；二是教堂划出一部分平房，有10多口教室；同时，还划出一部分绿地，阴森森的，外围用青砖砌起围墙；三是街对面的一个庭院，又有10来口教室，据说过去曾是一处尼姑庵。此处校园，已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划归白下区；后来又卖给南京玻璃厂搞开发；学校迁至秣陵路北头，和原秣陵路小学合并，校名叫“南京市石鼓路小学”。

在南京读书的四年半中，我们换了六次教室。但班主任，前四年一直都是位女老师——吴采伦。到了五年级时，吴老师因丈夫转业，一同去了杭州。后来换了一姓黄的女老师（好像是位副校长，对我极不友好）。

记得刚上一年级时，我们留在学校本部的平房，没有多长的时间，就迁到街对面的校区，此处校区分为三个部分——前面是明式两进厢房，有四口教室，木质结构；中间是一座国民式二层小楼，上下各有两口教室，砖石结构；最里面是一排平房，有三口教室，砖石结构；楼房与后面平房之间，有一座厕所。当时，我们这个年级有8个班。我先后在进门的左右两口教室内读过书。在这里有两件事印象最深。

第一件：有一天，吴老师正给我们上着课（此处删去260多字），后来，吴老师再也没有收到过任何冲击。

第二件：就在这所庭院里，我光荣地戴上了红领巾。以至后来，我听到或看到少先队队歌或入队仪式，心情格外澎湃。

到了二、三年级时，我们的教室转到了原教堂处的教室。进入学校大门数十米，便看到左边有十余级台阶，然后拾级登上，教室便呈现在一边，和石鼓路平行。教室排列成曲尺形，局部两层。我先后在两口教室上过课。在这里，也有两件事印象最深。

第一件：我结识了我的美术老师虞景余（此处删去390多字）。

第二件：我加入红小兵（中学生叫“红卫兵”，小学生叫“红小兵”，意为“毛泽东思想的红色小卫兵”）组织。

到了三、四年级的时候，我们终于转到本部的教学楼上。这幢教学楼成“凹”型，坐南朝北。我们（1）班在一楼的最西首。在这间教室里读书的时间最长，也有印象深刻的一些事。

这时是“文革”最深入的时期。我画了很多的漫画，如（26字）等，还有外国的，苏联的勃列日列夫、美国的约翰逊等；还画了八个样板戏中的许多英雄人物，以及其他一些画，这些画都在学校展览过。我参加了学校的宣传队，是合唱队成员之一；还演活报剧，演了一个外国坏蛋。我学会了踢足球、打乒乓球等。

在读小学的前几年中，我只记得毛主席的书读得最多。刚上学的头一学期，发的还是印刷厂印刷的课本，有汉语拼音、“天、地、大、小”等字和词汇，和现在一年级的课本差不多。过了不多久，学校印发了自己刻写的油印的小册子，对小册子上 “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原来是一家” 的内容印象较深。再迟一点，就是抄读、背默《毛主席语录》，以至毛主席的整篇文章，如“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新三篇”（《实践论》《矛盾论》《ⅩⅩⅩⅩ》）、《反对自由主义》等十余篇。其中要数“老三篇”最熟。至于其他，我还依稀记得，吴老师给我们讲过欧阳海、高玉宝、刘文学、雷锋、王杰等故事。学算术中，尤其是学算盘的印象最深。我家因无钱买算盘，父亲被给我买了一把塑料玩具算盘，我学得还挺不错。父亲曾对我说，爷爷是打算盘的一把好手，同时可以打四把算盘；父亲的算盘打得也不错。

那时，我在学校的表现，自以为还不错，成绩特好，在班级里总是前三名（另两名：一位是班长吴旭东；一个是少先中队旗手，副班长叶长红），在年级八个班中也是前几名。我除了画画、唱歌外，我还学会拉二胡、吹笛子。但是，体育方面较差。

因为父亲的问题，我在学校也受到了许多不公平的待遇。在第一批少先队的入队仪式上，我被刷下了。我不理解：我在班级表现很好，成绩优秀，那些不如我的同学都入了队，我为什么不行？那天，我委屈地从学校哭着回家问父亲。父亲含着辛酸，第二天找到我的班主任吴采伦老师，向她叙述了自己的经历。吴老师很同情我的父亲。后来，我知道是邻居毛凤珍向学校汇报，说我父亲是四类分子、右派、劳改释放犯、现行反革命等等。学校慎重此事，特地让吴老师到体仁里派出所调查我父亲的情况，原来都是一些不实之词。于是，在第二批中我戴上了红领巾。记得那是一个十分激动人心的时刻，入队仪式是在石小分部校园举行的，各中队排成方阵，激越的军号锣鼓响彻长空，当老队员将鲜艳的红领巾系上我的脖颈，我的泪水又涌出来，看见吴老师朝我笑，那颗童心坦然了许多。在以后的生涯中，我只要见到此场面，总是会激动不已。

从此，我一直忘却不了那像母亲一样慈祥、像父亲一样严厉的吴老师。我没有吃早饭，是她给我买了烧饼油条；我的文具盒被人偷去，是她给我买了新的；我被其他同学欺侮，是她为我辩白……她没有歧视我，相反还给了我极大的慰籍。而她总说：“我的孩子，和你们一般大。”

后来，我在散文诗《班主任》中写道：

你像母亲，却那般聪慧而又严厉；你像父亲，却那般美丽而又慈爱。你是一位严慈的老师。

你爱每一位学生，尤其是爱那些经霜受寒、营养不良的学生，用心底的爱治愈岁月的伤痕。你说你的孩子和我们一般大小一样可爱。你像一个博大的太阳，照耀着我们。

然而，我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滋长了自卑。也许就是在那些一件件一桩桩的小事中滋养起来。

“文革”开始（此处删去42字），学校宣传队也不要我。理由是——我的父亲历史有问题，二是我连一件象样的衣服都没有。我不再敢、也不愿意和父母亲说上这些心酸的事。在学军拉练中，去雨花台、明故宫，别的同学带的是面包、蛋糕之类，次一点则是烧饼、油球之类，我却是窝窝头。记得一次去玄武湖，几个同学一起起哄买甘蔗水喝，我也花了一角钱买了一杯，这是我有生以来头一次奢侈。回来后，母亲问我怎么花了那么多钱。我骗他们说丢了一角钱。这事，至今我耿耿于怀，十分愧疚，一直没有敢向父母坦白，说出此事件的真相。

在学校，和同学在一起，难免有个三朋四友，但我很少。我和女同学更是不说话，遇见总低着头绕着走。一个姓蔡的女生和我同桌四年，大多在课上寥寥说上几句，需要个什么，偷偷地比划着，生怕别的同学看见。在男生中有几个要好的，他们是仝开春、王子强。我们仨人个头矮，排队不分彼此在前在后。除了上课，平时，我们总是形影不离，经常在一起，在学校要不在家里打乒乓球、或者到五台山体育场踢足球。

7

此时的父亲，还在白下砖瓦厂做工。突然有一天，他被救护车送往南京市立第一医院（在长乐路口），后来我得知父亲因胃出血，做了胃切除手术，时为1965年10月间。一个星期天（父亲手术后），母亲带着我们兄妹三人，去看望父亲，走进大门后，不知为什么，我却没有进医院病房，站在病房区外的大门口，眺望着病房的每一个窗口。母亲和弟弟妹妹们上去后，不久，我就看见一个窗口，有一只手在不断地摇晃，原来那是父亲，在向我招手。我激动得流下眼泪，也向他招手。出院后，父亲一直在家休养。

每年的冬季，街道办事处或居委会，能救济我们家一点棉衣、棉被，或者棉布之类的东西，我们没有受冻受寒。

文革开始后，大字报一时铺天盖地，大街小巷，到处都是大字报、大标语。居委会把赋闲在家的父亲找去写、抄大字报，今天张三写李四的大字报，明天李四写张三的大字报，整天充满了火药味。好在父亲小有文才，撰写这些大字报对他来说，只是小菜一碟。这样，前前后后持续了好几个月，一直延续到1966年的冬季。父亲很能吃苦，这给街道的领导和居委会的领导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次年的春天（1967年3月间），经街道办事处的介绍，父亲到了水西门街道办事处办的小组——东风毛刷组做会计。地点在昇州路四路汽车站附近，主营加工竹质的各类刷子。店面的门面不大，楼上楼下两层，约有百十平方。父亲对会计业务是陌生的，为了生计，他硬是承担下来了。他抽时间，跟有会计经验的人学习。我记得母亲单位有个姓哈的，懂会计业务，作过账。好在父亲不笨，一学就会。以后，他还给几家街道的企业小组做帐，每月多拿几块钱。这样，每月的进项能在20多元钱。

有了钱，家中的日子，就好一些。但是，经济上捉襟见肘，还是常有的。

母亲是一个善于持家的人，自然每个月的钱，都有母亲保管。而父亲又是很少能全额交付的，因而经常导致“战争爆发”。

父亲上班，每天早上出门，晚上回来，中午在班上吃一顿中饭。因此，早饭、中饭时常在外买着吃。尽管钱不算多，一天两顿，也要两三毛钱。另外，吃烟吃茶，烟是9分钱一包的“经济”，或是13分钱一包的“大铁桥”，最好的也不过是19分钱一包的“向阳”。茶叶吃的是茶叶末。偶尔，也吃一顿两顿酒。

这些开支，现在看起来是很寒酸的。可是，母亲容不得。一分钱，她要分成两分钱来花。此时的母亲，的确是一位了不起的母亲。她省吃俭用，勤劳简朴，一个心思，为了我个三个孩子。

说实在话，父亲对家中的吃穿用开支，很少过问。有时穷开心，兴致来时，拉二胡，吹笛子，哼京剧，给我们讲故事，我们也不觉得生活有多苦多苦。（摘自拙作《回忆我的父母亲》）

我在家呢？

除了完成学校的作业，父亲还要教我其他东西。起先，他教的是毛主席诗词。他头天晚上教十个生字，第二天放学后回来抄写十遍二十遍，然后晚上检查，再教。有时也讲解、诵读。每天就这样周而复始。父亲也有教错的。如《菩萨蛮•黄鹤楼》中“把酒酹滔滔”的“酹”字，他读成“觅”。后来，父亲又教我写毛笔字。先是摹帖，我把父亲写的字放在纸下，照影子描摹。以后有了一本柳体的《雷锋日记》的字帖，就开始临写，但长进很小。我还学了写生素描、学拉二胡、学吹笛子等。

然而，在家中我担心受怕的日子很多。整天谨小慎微，看父亲的脸色行事，不然便会招来一顿棍棒。父亲有一根专门打我的竹板（俗称“戒尺”），大约一公分厚、三公分宽、三十公分长，一端系有带子，以便挂放，竹条削制得很光滑、精制。正因为它是专门用来打我（当然，有时也打妹妹弟弟），母亲多次藏起来或劈了，但都无济于事，前者没了，后者又来了。竹板，对他来说，唾手可得，因为他那时已在竹器店上班。为此，母亲不知为我流过多少泪。

他打人很“讲究”，有时也很有“风度”。

通常，吃过晚饭，他泡上一杯茶，点上一支烟，把竹条在桌上“扑扑”地拍打两下，“把作业拿来？”这时，我就胆颤心惊地把作业捧出，并跪在早已准备好的洗衣板上，直直地瞅着他两眼……若我的作业完成的好，又遇上他的好心情，我便会安然无恙，立即起身，继续识几个生字，或恩赐我出去玩玩。如若他的心情不好，便会在鸡蛋里挑骨头，我当然还得受着。尤其是我的作业完成得不好，再加上他的心情不好，那就是“雪上加霜”，苦煞我也。他说：“把右手伸出来，罚二十下。”我就得老老实实地把右手伸出去让他打，还不能动一下，更不能哭一声。不然，已打的一律作废，还得加罚。每当这时，妹妹弟弟们都被吓得呆呆地坐在一边，一动也不动。而母亲呢，有时不停地絮絮叨叨：“行了，行了”企图给我解脱；有时见我被打得厉害，或在一旁抽泣，或和父亲顶撞。其实，母亲不说便罢；说了，我更倒霉。尤其是他一团无名火，常常在我身上得到了发泄，嘴上还怒斥着：“有我管小鬼，你就不要多插嘴。”以至邻里都望而生畏，甚至骂道我父亲“二百五”“十三点”“发疯了”之类……（以上摘自拙著《严谨治学——回忆我的父亲之三》）

　　我读书不久，母亲便有了较固定的工作。单位是石鼓路街道小组办的木箱组，专门订做各种包装用的木箱，每月有12、13块钱的收入，地点在丰富巷口，和我家的后墙仅一墙之隔。我知道家中的境况，多少能为父母分担一点“义务”。那时买东西样样要排队，排队的任务自然是我包下了。买个10斤、20斤米，扛不动就用头顶着回来。现在我的“顶功”也还不错。

然而，也有一件至今使我后怕不已的事情。

“文革”间，香烟紧张，凭票供应。一张票可买高中低档香烟好几包。母亲将低档烟票留给父亲，中档的留给大姨父，高档的私下去卖了。那时私下卖烟是违法的，俗称“投机倒把”。尽管违法，贩卖香烟尤其盛行。有时自己制香烟，用调包手段，以假乱真。父亲根据别人提供的样子，自己做了一台卷烟机，买来袋装烟丝，自己卷着吃。后来，我学会卷烟，居然比父亲卷得快，卷得好。父亲吃不了，也就卖点。

记得一个星期天的中午，我身上装上几包烟，有群英、光荣、大前门之类，还有自制的。来到三六九菜馆门口（现在是金陵饭店大门身下），东逛逛，西逛逛，遇到路过的人就问：“阿要香烟啊？”母亲跟着我，远远地躲在一边“监护”我。那时，“文攻武卫”管得很严。谁知，我刚要将香烟出手，就被“文”爷们儿抓去了。我被他们带到新街口百货公司旁边的大院里，他们搜了我的身，没收了我身上所有的香烟，接着又“审讯”我：问我的姓名、家庭住址、所在学校、是第几次出来、父母叫什么名字、又在哪个单位工作等等。我只说了一句真话，那就是“第一次出来贩烟”，其他全是瞎编的。当时，我心里害怕极了，害怕他们在紧逼不舍地问。如果再问，我唯一就是不能说出真实的学校。尽管母亲也挤在人群中看“文”爷们儿审讯方才被抓来的“小投机倒把犯”，其实心里也很焦急，但想不出办法来救我，我只好在人们七嘴八舌的言语中镇静地等待着他们的发落。等了个把小时，“文”爷们儿竟以“下次不能再干了”放了我！我大汗一身。我和我的母亲都知道“文攻武卫”是很厉害的，尤其是会用棍棒打人，当然不同于父亲的戒尺了。这次，也许是因为我是一个小孩子，他们高抬贵手了。从此，母亲再也没有让我干过这种犯法的事了。其实，这样做，母亲也是不得而已，无非是想多赚几个钱。

这件事，在家族、邻里中传出去，他们都以为我胆子大。其实胆子大是被逼出来的。

记得住在丰富路的时候，晚上家里人叫我去提水，我心里常常怕极了，其实水龙头就在窗下，但又不敢违背，只好去提。

再如：每到星期天，我都要去大姨父那里。那时，大姨父在南门外的一家澡堂子做经理，澡堂子离雨花台不远。我早上去，晌午洗个澡，吃过中饭，便独自一人到雨花台闲逛。那时的雨花台没有现在这么好看，到处是坟茔。我竟敢跟着陌生的人群在山里穿行。有一次还随着当兵的人一起进入纪念馆参观。雨花台的雨花石在全国是出了名的，我每次去雨花台都要寻找一点雨花石，但带回后，不久又丢失。有一次我竟带回了一个重四、五斤的大卵石，放在汽车上，别人见了都好笑。后来，我还把他带到乡下，随我近十年。以后我进师范读书，父母又返回南京，便把它丢在乡下，现在也不知下落如何？

在“文革”间，红卫兵大串联，南京一下子多了许多人，坐车特别拥挤。一次，我到大姨父那里，从雨花台回来时，我对大姨父说去夫子庙（大姨父家住夫子庙附近的贡院街头）。我出了南门，从小巷沿着内秦淮河朝夫子庙走去，到了夫子庙，天色已晚。我又改变主意，心想不如回家算了，便向健康路一路车站走去。上了车后，人不断地增多，停一站，上一站，下得少，上得多。满眼一看全是红卫兵。事先，我也没有考虑向车门靠近，待车到了新街口站已经迟了，想下也下不了，想动也动不了。我两眼直盯盯地望着车窗外，就这样眼睁睁地一直坐到下关，待车子刚停下，我跟着别人一起拥下车子。这时，售票员在车上突然大声喊起来：“喂，那个小鬼别走，补票！”“那个小鬼……”我一听，便知是在叫我，我既没有打正点票，也没有打过站票。我就拼命往回跑，凭着自己在车上来时的记忆。以往，鼓楼向南的路，我比较熟悉；过了鼓楼，我就生疏了，只是听说而已。可是，跑着跑着，我傻了眼，记忆不清，也越发糊涂，毕竟是在车上一晃而过，况且又是晚间。我急得哭了。哭声引来了执勤的交通民警叔叔，他走上来，问了情况，把我送上一辆电车。其实，当时就差那么一箭之地。若我在大胆地向前走十步，就到了曙光电影院，我便万事大吉了。而这事，我以后一直瞒着父母亲以及其他人，说自己是走着回来的。

　　当然，也有真一点的事。我八九岁时，痔疮严重，经常大便出血。但是，看一次病也真不容易，常常要深更半夜去排队才能挂上号。一个星期天的凌晨三点许，母亲让我独自一人去市中医院（在夫子庙的一路汽车站旁）看病。我出了家门后，从丰富路拐向石鼓路，过了中山南路进了淮海路，就在这时，有一个女人紧跟在我的后面。那时，我听人说南京很乱，时常有拐卖小孩的。当有人紧紧地跟随我时，我心里真有点害怕，路上人影稀少，我一路小跑。出了淮海路，拐向延龄巷。继而，又向人民剧场，到了杨公井，便向健康路方向奔去。而那女人紧跟不舍。我不敢走人行道，因为大字报铺天盖地，稻草人林立，更生怕那家冷不丁冒出个冒失鬼把我拽进去。我只有在慢车道上埋头小跑。跑着跑着，一头撞在悬挂在路旁的大树上的稻草人，原来是刘XX的人像；我吓得不知如何是好，只是拼命地奔跑起来，那个跟踪的女人也不知何时消失……

然而，对于这个时期的我，父亲的记载的确是粗造的，而我的叙述也不周全。对于我自己也不想妄作过多的评价，就引用父亲的一段话，不管准确与否，以作本篇的结尾：

人们常说从小看大，也不尽然。但从小打下一个好的基础，总比浪子回头要强吧！他那种爱劳动、讲勤俭、不贪吃、不骂人、肯钻研、爱父母、护弟妹，不是从小形成与培养的吗？（摘自家父《琐事》）

去年病中，无聊之际，旧事重忆，已感甚远，做小诗一首：

延龄巷口宿沙鸥，一夜双塘尽胜流。

丰富路中风雨骤，名街陋巷各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