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走成都（2）梨园

邹开权

　　“川牌”，在四川各地叫法不一，逗十四、点点红、幺四等，自然打法也有所不同。很少见成都人打“逗十四”，而且他们的打法跟我们老家的“抓幺四”不太一样。十八岁前读书求学，工作后直到三十岁吧，也没忘一直读书充电，真的很辛苦。再后来就是考虑“油盐酱醋”，闲余之时，就恋上牌桌。现在退休了，经常组织一泼老乡老友聚拢，喝点小酒，打个小牌，混混日子。只是我们都是靠养老金度余生，都是疼钱惜钱没啥钱的一批（当然也有人可能不包括在内，但至少我是属这一批的）。混日子，还是要考虑成本颜值，所以得找一个喝茶打牌便宜的地方。前几天听人说我们常去的文化公园内有家喝茶的地儿很便宜，6元茶钱，坐一天。所以早上把所有的活儿干完了，10点钟，从家出发，徒步前往文化公园。

　　梨园，是古代对戏曲班子的别称，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剧团。从文化公园北门进去，倒右几十公尺便到。刚开始时，以为这里只能是看戏的，空荡荡的，没俩人。后来问了知情人，才得以确定。问服务员大姐，知道白天这里不唱戏，可以单卖茶，10元一位。晚上这里才唱，边喝茶边看戏，30元一位。那位大姐很热情地招揽我们去喝茶。看样子，白天这里闲置着，生意能做点算点，怪不得，茶钱这么便宜。也是，这个戏堂子好像是简易棚搭成的，难怪我进去后感觉特别热。这下就知道了为啥这里只能晚上唱戏看戏，而白天则只能在内堂。至于说白天茶水费为何涨了价，那大姐回答：六月一号后取消了优惠。不管怎么说，今天走了10公里，终于又找到一个喝茶打牌的地方。一年当中，只要不是最热的时候，这里绝对是个好去处。当然我们多是乡野俗人，不是，也不会来这里学做“文化人”的。

　　我家出门就是新鸿路，出门时10点钟。新鸿路属成华大道一段，西起猛追湾路口天府熊猫塔（成都339电视塔）；东至二环路，大概有两公里。其间穿过一环路。合猛追湾街后往南一两百公尺，又合双林路，过路口直走。走完天祥街，与武成大街汇合。过路口往东几十公尺，从新华桥上跨府河（府河往下在九眼桥处汇入锦江），然后马上往南沿河转入东安南路。

　　东安南路沿河到蜀都大道都有天府绿道，颜色鲜艳。这段路往西是大慈寺路，东向是东风路。大慈寺坐落于大慈寺路南侧。

　　大慈寺， 堪称 :“震旦第一丛林” 始建至今有1600多年，由来自印度的千岁宝掌禅师所建。

唐武德5年(公元622)玄奘法师在大慈寺受戒学律，遇病僧(相传观音菩萨示现)传梵文心经。并嘱日后有危难，诵心经可解脱。在取经途中千难万险、沙漠受困时想起菩萨嘱咐，遂诵念心经，冥冥之中有白衣人点化转危为安。取经回国后翻译出这部完整的经典，流传至今。

公元756年安史之乱，玄宗皇帝避难于成都，见大慈寺僧英干街头施粥，感动备至，敕书“大圣慈寺”匾额，赐田1000多亩。请新罗(今韩国)高僧无相禅师扩建重修大慈寺，凡96院，房屋8547间，绘壁画1000余堵。住众2万余人，占有东城之芈。每月会期集市在大慈寺周围形成。如正月的灯市、二月蚕市、三月花市、五月药市等。公元880年，唐熹宗因黄巢起义避难于成都，携佛牙舍利在大慈寺建佛牙阁供养。

宋代道隆禅师，13岁在大慈寺出家，20岁东渡日本，开创日本建长寺，弘传中国禅宗心法，其创建的日本镰昌建长寺派至今法务昌隆。

大文豪苏轼对大慈寺壁画备加赞赏，雪与其弟苏辙游大慈，称大慈寺壁画“精妙冠世”。因宗兄唯简法师在大慈寺出家，苏轼常游历于大慈寺，并写下了很多关于大慈寺的文章。

明末大慈寺毁于战火，在张献忠入川时，遭遇大慈寺僧人抵抗，成都的猛追湾由此得名。张献忠得成都后火烧大慈寺。寺院昔日的辉煌，从此荡然无存。

清初丈雪法师重修大慈寺方丈院，并命懒石觉聆禅师住寺主持“震旦第一丛林”的全面恢复。大慈寺的恢复重建有一个艰苦的过程，这项功绩在成都市发展史上留了浓重的一笔。康熙二十三年，懒石觉聆时任大慈寺方丈。大楚寺完成了从彻底毁灭到重新恢复，懒石觉聆禅师应为清初开山的新一代祖师。

清同治六年，大慈寺再次重修，中轴线上建筑为山门殿、弥勒殿、观音殿、大雄宝殿、说法堂及藏经楼等，两旁建筑为客堂、斋堂、禅堂、戒堂等。“文革”期间，大慈寺移作他用。

2004年在各级领导的关怀下，4月8日大慈寺正式对外开放。寺院经过不维修，已初具规模，2005年6月25日大恩法师荣膺大慈寺中兴第一代方丈在大恩法师的带领下，建寺安僧，弘扬佛法。2006年召开了第三届玄奘国学术研讨会。成立了大慈寺禅茶研究会、大慈寺菩提功德会等。

2012年大慈寺进行了大规模的整修，主体工程于2017年初完工，建成现在的规模。

　　玄奘法师本名姓陈，名祎，中原洛阳人。13岁出家。公元622年来到成都大慈寺学法，21岁，在成都大慈寺受戒。以后游历各地，参访名师。公元629年，玄奘后去印度取经，历时十七年，成为唐代高僧。玄奘是我国汉传佛教四大佛经翻译家之一，中国汉传佛教唯识宗创始人。上图就是大慈寺内的“玄奘殿”。

　　八十年代，单位组织老师旅游成都，住在大慈寺旁好几天，但没进去参观过。这次进去也是走马观花，也许还算不上，忙着赶路。等以后有时间专门游一次大慈寺。

从大慈寺出来，继续向西，通过红星路口，沿蜀都大道总府路走。过顺城大街，就是人民东路。人民东路经过天府广场后是人民西路。天府广场背面是成都展览馆（文革时叫“万岁展览馆”），它把人民中路分成左右两条单行道，呈“U”字型。广场南就是人民南路。成都市中心区域的这个布局，几十年一直未变。

　　人民西路往西是少成路、金河路，通惠门路，都属于蜀都大道。到与十二桥路接壤的“丁字口”时，便转南，走一段琴台路，就到文化公园北门了。从家里到文化公园有八公里多。

　　路过成都著名景点宽窄巷子。

　　通通惠门路接十二桥路处，琴台路旁，还有一条名为“汉廊”的走道，从这条走廊也可直达文化公园北门。这段路就是琴台故径。

据说琴台故径与司马相如和卓文君有关。司马相如(公元前179-前118)，字长卿，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市)人，西汉辞赋家，中国古代四大辞赋家之一。少好读书、击剑，汉景帝时，为武骑常侍。因景帝不好辞赋，他称病免官到了梁国，写下著名的《子虚赋》。后来，赏识他的梁孝王死了，他只好回到成都闲居。闲居期间，司马相如到临邛看望好友王吉，正好遇上大财主卓王孙宴客。司马相如在宴会上即兴抚琴，吸引了躲在垂帘后面窥视的新寡卓文君。卓文君，号称中国古代四大才女，琴棋书画门门兼通。卓文君仰慕司马相如的才华，于是演绎了古代成都经典的一段爱情故事。中国古代都是主张女子从一而终的，所以父亲当然反对爱女再嫁。卓文君随即跟着司马相如私奔。后来，他们又回临邛开了一家小酒馆，这就是“文君当垆，相如涤器”的传说。卓王孙因为面子上过不去，承认了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关系，并周济他们。生活上无忧无虑后，司马相如又想到了官场。恰时，汉武帝下诏，召其回朝为官。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分别，一去经年，杳无音信。

　　文化公园内建有成都市十二桥革命烈士墓园，也是成都的红色教育基地。

一九四九年冬，随着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崩溃，国民政府国防部保密局秉承其最高当局的密令，将其在西南各地逮捕囚禁的共产党员、民主党派成员革命青年和其他爱国志士全部秘密处死。继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国民党在重庆渣滓洞、自公馆疯狂进行大屠杀之后，十二月上旬又在成都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十二桥大惨案。十二桥死难烈士墓园，共有三十六座烈士墓，包括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四日在成都外西抚琴台(今永陵)被杀害的三位烈士，七日在通惠门外十二桥大屠杀中牺牲的三十二位烈士，还有一位牺牲在重庆中美合作所的烈士。

长眠在这里的三十六位革命志士中有中国共产党公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党员、中国民主同盟盟员，党的外围组织成员以及其他革命志士。他们中有二十年代初留法勤工俭学时入党、回国后任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委员并一直从事党的文化工作和上层统战工作的杨伯恺烈士;有在一九二六年英军炮轰万县的“九·五惨案’中英勇抗英，闻名中外的爱国军人，后来长期从事党的秘密活动的于渊 烈士；有领导过“绵竹暴动”，长期从事上层统战工作的王干青烈士;有用世届语发表文章，积极向反动派作斗争的许寿真烈士:有担任过陕南学委和西北联大党的负责人，在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中与国民党作不屈不挠斗争的刘骏达烈士；有长期隐蔽在国民党军队从事军运工作的王侠夫、黄子万、曾鸣飞，谷时逊烈士；有毕业于华西大学并勇敢地参加党领导的学生运动的华西大学女学生毛英才烈士；有在狱中从事革命活动，组织“在监工作组”，后扩展为“川西解放组”的杜可、龙世玉、彭代悌、刘仲宣、云龙等烈士;还有在双流擦耳岩党的联络站工作的徐海东、徐茂森烈士；还有牺牲在重庆白公馆的周从化烈士。这些烈士，为了祖国的解放人民的幸福，不惧严刑拷打，面对敌人的屠刀，大义凛然，慷慨赴死，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革命志士壮丽的人生赞歌！

十二桥烈士是共和国成立后，成都即将解放之时被反动派杀害的。丧心病狂的敌人用麻绳捆绯、用刺刀、手枪、铁铲，一个一个的把他们活埋，残杀于十二桥的防空壕内。英雄在黎明时牺牲，他们化作的满天的晨星和朝霞，共和国的旗帜上染着他们的鲜血，记载着他们不朽的美名。我们将永远铭记，红色的江山来之不易:我们将永远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完成先烈们开创未竟的事业。

　　这座雕像2002年立，用汉白玉雕成，意指一对师生瞻仰烈士墓。

　　这座雕塑名为《不屈的灵魂》，用红色花岗岩雕塑而成，用一只挣断铁链的巨手，喻指革命者不屈的灵魂。

　　文化公园的内荷花开得鲜艳，是我这段时间见过的最好看的花卉。

下午两点，离开文化公园，坐地铁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