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其人与宋国历史若干问题考辨》后记

溪河子

后 记

景广海

姓氏于中国人而言是一件大事，特别是在一个以祖先为崇拜对象的国家，它关系着家族的血缘认同，关系着族群的伦理秩序，也关系着社会的文明进步。

在古老的宗法制下，姓以别婚姻，氏以分贵贱。然而，秦统汉继，姓氏合二为一，后统称为姓。在今天，姓与氏的原始作用，早已荡然无存，“姓”仅仅是家族或个体的一种标志符号。

姓氏归一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我们姑且不去评判其产生的合理性，及其历史价值和社会意义，只谈其曾经的存在。但颇为吊诡的是，这个与人人密切相关，甚至在你还没有出生，就已经注定要跟随你一生的符号，却失忆了。古往今来，没有人说得清。

宋人郑樵（字渔仲）于《通志总序》云：“秦并六国，姓氏混而为一，自汉至唐历世有其书而皆不能明。”

在《容斋随笔》中，南宋洪迈（字景庐）曾感叹道：“姓氏所出，后世茫不可考，不过证以史传，然要为难晓。自姚、虞、唐、杜、姜、田、范、刘之外，余盖纷然杂出……千载之下，遥遥世祚，将安所质究乎！”

明末清初经学大家顾炎武（字宁人），在其《日知录·杂论·氏族》中谈到：“姓氏之称，自太史公始混而为一。”

郑樵与顾炎武观点相左，对于姓氏合一的始作俑者，前者认为是秦，后者认为是西汉（司马迁）。

郑樵认为，“秦灭六国，子孙皆为民庶，或以国为氏、或以姓为氏、或以氏为氏，姓氏之失自此始。”（《氏族略·氏族序》）郑氏此说，不知何据？

顾炎武则认为，“自秦以后之人以氏为姓，以姓称男，而周制亡而族类乱。”（《日知录·卷二十三》）顾氏此说，亦不知何出？

公前221年，秦兼并东方六国，完成统一大业，结束了王侯专政的王国时期，进入了帝国时代。一统天下的秦国，进行了一系列改制，不仅改变了国号，而且废除了一些旧制，比如废除分封制，代以郡县制；统一货币、度量衡等。《礼记·中庸》第二十八章：“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疑大约在此时，秦国废除了诸国使用的姓氏制度，将姓氏合二为一。

将姓氏统一，还可能与秦朝用人制度有关。秦国在统一之前，已经开始不拘一格用人才，即不唯血统论，不看出身（这点与其他诸侯国是不同的）。而先秦时期，姓氏恰恰是一个人身份贵贱的标志。比如秦丞相李斯，楚上蔡人，李氏系小宗氏，为贱氏。李斯本人亦言：“夫斯乃上蔡布衣，闾巷之黔首。”[《史记·李斯列传》。]作为当时改制的谋划者和参与者，李斯具备将姓氏改制的潜在可能性。但遗憾的是，无论是传世文献，还是今天的考古，均没有这方面的铁证。

司马迁著《史记》，在其笔下，“姓姒氏”“姓姬氏”“姓嬴氏”“姓姜氏”“姓赵氏”“姓项氏”“姓孔氏”，不一而足，将姓与氏混淆，是太史公有意而为吗？《屈原列传》：“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史迁肯定明白屈原为“芈姓”。《秦始皇本纪》：“名为政，姓赵氏。”也肯定清楚秦始皇本“赢姓”。他还将“氏+名”这一传统称谓方式，改变为“氏+字”。既然是记述先秦人物，司马氏为何不秉笔直书呢？

顾炎武将姓氏合一归结为“自秦之后”，即西汉时，亦不无道理，因为一个新朝代的到来，必定要有破有立，但认为始于司马迁，则过于牵强。先于司马迁近两代人的贾谊，在《吊屈原赋》里就用了“氏+字”的方式，云“侧闻屈原兮，自沉汨罗。”因此，史迁不可能擅改古人称谓习惯，这里面至少要有国家意志。

综上所述，将姓氏混而为一，盖始于秦帝国建立之后。秦朝的统治时间较短，仅有15年便为西汉取代，然而秦改革的姓氏制度并没有被废止，而是得以继续实行。当然，此说仍需考证。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儒家经典的《三礼》（《周礼》《仪礼》《礼记》），涵盖了周代的政治制度、宗法制度和礼仪制度，被称为中国古代礼仪制度的蓝本和百科全书，内容详繁，包含设官分职、分封、纳税、兵役、冠、昏、丧、祭、朝、聘、燕享等典制，但遗憾的是唯独缺失姓氏一块，这也是导致后人对姓氏起源茫然无知的根源。古人以刀笔作字，以简牍为书，那么是谁割开了《三礼》的简编，抽走了有关姓氏的简文呢？目前没有答案。

郑樵《通志总序》：“姓氏原此一家之学，倡于左氏。因生赐姓，胙土命氏，又以字、以谥、以官、以邑命氏。邑，亦土也。左氏所言惟兹五者。臣今所推有三十二类，左氏不得而闻，故作《氏族略》。”

《氏族略》共收录姓氏2255个，将姓氏起源分为32类，其旁征博引，考释甚详，对中国姓氏源流做了历史性概括，这是了不起的贡献。但受制于当时的条件，里面错误也较多，存在主观臆断。比如释邹氏：“子姓，宋湣公之后正考父食邑于邹，生叔梁纥遂为邹氏。其地今兖州邹县是也。”邹，即邾，曹（）姓，周代子爵小国。邾国故城（俗称纪王城），位于今山东省邹城市峄山镇纪王城村。正考父是宋国大夫，怎么会“食邑于邹”呢？叔梁纥，孔子之父，名纥，字叔梁，本氏孔，何来邹氏？

郑樵《氏族序》：“姓氏之学最盛于唐，而国姓（按：指李姓）无定论。林宝作《元和姓纂》，而自姓不知所由来。”另，战国末年的《世本》、西汉史游《急就篇》、东汉应劭《氏族篇》、王符《潜夫论》、宋代何承天《姓苑》、邵思《姓解》等姓氏书，都没有明晰姓氏所由来。

郑樵自谓“今所推有三十二类”，以为找到了答案，其实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其云戴氏：“宋戴公之后亦为戴氏，是以谥为氏者。”戴氏以谥为氏，固然不错，但如何规定的？自何人为戴氏？郑氏自己肯定也不知道。

时至今日，仍有人将宋戴公视为戴氏得姓始祖，将微子启奉作宋氏得姓始祖，将孔父嘉认作孔氏得姓始祖，将华父督当作华氏得姓始祖，等等。其实，都是不正确的。

至此，我们的“姓”究竟从何而来？这一看似简单的问题，千载以来，实则没有人能完整地回答。

于姓氏学的研究，始于我对家族姓氏由来的好奇。在研究景氏起源的过程中，有赖于当代考古新成果，特别是出土的金文、简文，补史书之阙漏，令人一睹历史的本源。

在楚王族后裔中，存在“氏+之+名”这一形态，如“文之无畏”“龚之脽”“景之渔”“昭之成”“悼折王之愄”“庄王之墨”“庄之无咎”等。有学者认为“之”字只是一个语助词，而没有实际的字义了，他们的身份或王子，或王孙。然而，通过对景氏、昭氏两大家族系统性研究，我发现并非如此。

传世文献中的“楚平王”，即出土文物上的“楚競坪王”（系双字谥）。“競”与“景”通，“競之渔”即“景之渔”。景氏取景平王的首字谥为氏。研究结论，景之渔并非王子、王孙，而是公子。昭之成亦是如此，身份为公子，他是楚昭王之后，第三代坪（平）夜君，第一代坪夜君（名庆，字子良，谥文）的孙子。大量的事实证明，“氏+之+名”这一结构，是王族向公族过度的一种形态；“之”字具有实际含义，是一种身份的表达。

王的儿子称王子，王子的儿子称王孙，是为王族；王孙的儿子称公子，公子的儿子称公孙，是为公族；公孙之后，是为公族世家。在楚国，王子、王孙不会被称“王之子”、“王之孙”，唯有公子、公孙在“氏”与“名”之间加“之”字，公孙之后是绝不允许的。景之渔、昭之成二人除了是楚“公子”外，还有另一种身份，都是公子中的嫡长子，被称“宗子”，分别是景氏、昭氏大宗族的族长。

通过对“氏+之+名”这一形态的研究，破解了楚国公族立氏之谜，我提出了“分族命氏”的概念、规则和模型，并以《景氏源起与楚史若干问题考辨》出版（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9年12月）。

那么，“分族命氏”适用于其他诸侯国吗？

在对春秋列国卿大夫世系，主要是宋国、鲁国、齐国的公卿世家研究之后，我发现虽然大的框架相似，但差异还是很大的。虽偶见“氏+之+名”这一称谓方式（如宋庄公之御亥、鲁孟之侧等），但尚不能构成证据链。因为楚国是王国，而宋、鲁、齐等国是侯国。楚君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史记·楚世家》。 ]”

楚国在由王族析出公族，即由酓氏别立新氏之后，便不再继续分立。比如，楚王族由酓氏别立为公族景氏、昭氏、悼氏、庄氏、黄氏之后，即不再分立新氏，这样极易形成同氏的强宗大族。

侯国则不同。各诸侯国执行的是周制，其礼仪制度更多的遵从于周王朝。诸侯国虽有“公、侯、伯、子、男”五爵之分，但他们本身称公，所以他们的儿子称公子，孙子称公孙。公孙的嫡长子称世子。公子、公孙与国君同氏，为国氏。他们的后代，在别立新氏之后，还会继续分立，大约共分立三次。立氏的过程，实际是由贵到贱的过程，此即所谓“氏以分贵贱”，我称之为“分级立氏”。

侯国的“分级立氏”，不容易形成同氏的强宗大族，减少了对公室的威胁，有利于维护公族的稳定。比如宋国戴族，在宋氏之下立华氏，华氏之下立有同级别的老氏、耦氏、干献氏等。老氏、耦氏、干献氏之下还要分立新氏。对于同族（同室）而言，存在大宗与小宗，下一级氏以上一级为大宗。

为了便于记述，我把立氏过程分为三级。如华氏为一级氏，老氏、耦氏、干献氏为二级氏，再下即为三级氏。公子、公孙和一级氏人员（嫡长子）身份高贵，多为卿大夫（上大夫），以从政为主，常见于先秦史传。二级氏人员多为中、下大夫、或士，以职官为主，偶尔载于史传。三级氏人员多为士、庶人，身份卑贱，地位低下，以从事技艺为主，于史不书，故为后人所不知。这也是今天很多姓氏，找不到出处的缘由。

郑樵认为：“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今南方诸蛮此道犹存，古之诸侯诅辞多曰：‘坠命亡氏，踣其国家。’以明亡氏则与夺爵失国同，可知其为贱也，故姓可呼为氏，氏不可呼为姓。”

郑氏此说，我不以为然。古代庶民皆由贵族而来，不唯贵者有氏，贱者（庶民）也有氏称。宋国孔父嘉被杀，其大宗失氏，亦失爵失邑，犹如“夺爵失国”，但其后仍有孔氏、邹氏。二氏流亡鲁国，后人渐为平民，且子姓未改，何来贱者无氏乎？

荆门郭店楚墓出土的《老子》竹书

2020年1月，春节在即，我忙于《景氏源起》出版事宜，并打算春节过后做一次寻根之旅，到河南省上蔡、信阳长台关，以及湖北宜城、荆州等地，走走看看，顺便参观一下当地的博物馆。不料想，一场天灾降临，武汉封城，全国进入防疫抗灾之战。

节后外出已不可能，蜗居在家，喝茶读书倒也自在。也就在这个时候，有了要研究老子的想法。然而，这个想法并不是突然冒出来的，在我研究楚国景氏起源时，就已经关注到老子。基于对楚国公族姓氏研究的经验，将老子归为楚国人（《史记·老子列传》：楚苦县人），我没有看到这种关联性。同时，基于对周代命（立）氏机制的探索，老氏与李氏的关系问题、老聃与李耳的称谓之争，皆已有心得。此时，也只是好奇，并没有要作书的意思。

在中国人的心中，老子的形象是根深蒂固的，千百年来有多少贤达在研究老子，可以说数不胜数。我有自知之明，深知学识浅薄，能力有限，岂敢忝列其中。然而，对姓氏探源，兴趣盎然，又岂能善罢甘休。我开始着手聚集资料，搜罗有关宋国、陈国的出土金文，从知网上购买论文，阅读能够找到的所有姓氏书籍，包括族谱志书等。

研究老子是艰难的，也是愉悦的。所谓艰难，在于邈远难征，可资凭证的东西匮乏。一是老子的历史记载玄幻的多，真实的少。二是有关老子身世的出土文物，截至目前一件也没有。三是研究老子的文章多（多研究其学说），可利用的少。鉴于此，我必须确立研究的方向、原则和方法。

于老子的研究方向，正如文本所言，不涉及老子著作《老子》（《道德经》）的研究，只针对老子本人的研究，包括身世、姓氏、国籍、故里、生卒年、行迹。文中偶有触及老子学说，也是为研究老子本人服务的。

于老子研究的原则和方法，应不同于其他历史人物。老子是一位熟悉的陌生人，其时间跨度长、影响大、关注度高，必须慎之又慎。

首先，要以实例为基础，重构周代的命（立）氏制度。参考楚国的“分族命氏”规则，重点分析宋国、鲁国（齐国的没有写入文本）公族的世系传承，在“姓、氏、名、字、爵、职、号、谥”八个方面下功夫。在对宋国桓族、庄族、文族、武族、穆族，以及孔子之先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戴族“皇氏、乐氏、华氏”的精准研究，总结宋国“分级立氏规则”，构建“分级立氏模型”，据此重构老氏家族的世系，对李耳的身世进行定位。

其次，要把老子请下神坛，置于先秦时期的历史大背景下，全方位立体地进行研究。深入剖析周代的社会现实，探讨宋国的宗法制和分封制，客观分析历史事件和历史记载，充分利用考古资源。破除历史虚无主义的桎梏，重新审视先秦时期的历史文化遗产。《庄子》《列子》《孔子家语》《吕氏春秋》《荀子》中对老子的记载不多，更为弥足珍贵，不可轻之。

其三，要充分借鉴现有的研究成果，从繁杂的著述里面寻找有价值的证据。比如，姚鼐、孙以楷先生都认为老子是宋人。孙先生进一步认为，“老子生于宋地、隐于宋地，必为宋老佐一脉。”孙先生的观点是正确的，且已经非常接近事实的真相，遗憾的是没有继续下去。孙先生认为“李耳”是老聃的小名，南方称虎曰“狸儿”，音转为“李耳”。他终究没有打通“老氏”与“李氏”之间的关系，与真相失之交臂。姚鼐、孙以楷先生的先见卓识深深地启发了我，为研究老子的家族世系指明了方向。

历史是一张交织而成的网，所有发生的一切都必须合乎逻辑，符合时间维度、空间维度，遵从所有法则，并构成充分必要条件。无论是来自出土文物的直接证据，还是来自对文献的高度概括与归纳后的间接证据，都是对失忆历史最好的追溯。

研究老子是愉悦的。所谓愉悦，是过程中跌倒后的再次爬起，是在失望之余重现的一丝光亮。因考证不实，写下的稿子不断被推翻重来。翻阅了大量资料，却一无所获。思前想后，几欲放弃。每到此时，便想起远在武汉的程涛平先生。先生不顾年事已高，仍笔耕不辍，在《先楚史》付梓不久，写出了三百余万字的《楚春秋史》《楚战国史》，这得需要多大的热情和毅力啊！

程先生不仅在精神上感召着我，而且时时予我鼓励和帮助。犹记先生通过微信多次传寄宋国史的图文资料，不厌其烦帮我查找某些观点的出处。如詹剑锋先生认为老子约生活于公元前571年至前471年之间，可惜我没有詹先生《老子其人其书及其道论》（1982年版）这本书，程先生即从他的藏书里查阅、拍照，全部发给我，并一再教导：“注意行文一定要详细交代引文出处，公开出版的，非出版物，私人手稿，转录他人文章的，自己的分析等，一一详加注明。要不厌其详。切记！”先生知我也！

万幸，时不负我！自2020年2月20日动笔，历时一年半的时间，终于写就此书。

本书主要看点：

1.首次揭示周代“氏以分贵贱”的真正含义。在楚国“分族命氏”基础上，提出宋国“分级立氏”的概念、原则及模型。这一模型对其他诸侯国具有普适性。

2.首次利用姓氏名学原理，破解老子姓名之谜、身世之谜、家族世系之谜、籍贯之谜、生卒年之谜、行迹之谜。

3.首次揭示“李氏起源”之谜。利用古文字学，对“李”字进行释读，证实李氏多源。破解了学界对《史记·老子列传》中“老子之子”的疑惑，司马迁错将宋国的子姓李氏和魏（晋）国的姬姓李氏进行了“桥接”。

4.首次对孔子之先的世系传承进行了考证，揭秘“孔氏”“邹氏”立氏之谜、防叔奔鲁之谜、孔子还乡之谜、孔子被称“鄹人之子”之谜、孔母“合葬于防”之谜，提出孔子生地之疑，例证鲁无陬邑，鄹与邹均为宋邑。

5.首次探讨“宋封国真相”，提出“周武王封武庚禄父于商（今商丘）而居殷、封微子启于孟诸（潴），周成王即位后更封微子启于商、国名为宋”的新观点。以此，可解开先秦文献中，“宋”称“商”、“宋人”亦称“商人”之谜。同时，对宋国末年“戴氏取宋”的真相，进行了辨析。

6.首次提出老子故里“苦县”，为楚顷襄王所建的观点。“苦”，因“谷（谷水）”而来。“苦县故城”之前为东华，东华之前为华邑。（按：好父说食采于华。楚人灭宋，迁华人于西华，故地称东华。楚襄王城苦，更东华为苦。今西华仍在。）宋国华氏、老氏、李氏等聚族而居，即今鹿邑县境。推测出“苦县故城”的大概位置，尚待考古证实。

7.首次破解鲁国姬姓“仲孙氏、子服氏、孟氏”立氏之谜，对亚圣孟子（名轲）的国籍、姓、字、身世、生卒年、孟子与荀子的关系等进行了考证，对《论语》中“孟公绰”的身世做了探讨。

8.首次揭示孔子与老子“五次”相会之谜（包括时间、地点、参与人员、交谈的内容等。五次相会分别是：巷党之会、适周问礼之会、藏书之会、闻道之会、赞龙之会），老子在周王室任职之谜，以及《老子》成书之谜。

9. 首次从姓氏学方面，对墨子、庄子、关尹子、列子、以及老子的弟子们进行了探讨。

本人郑重声明，以上观点均为己出。由于本人学识有限，亦非史学科班出身，结论未敢必以为是，加之文字功底浅拙，表述未必准确，恳切希望得到大家指正！

在研究的过程中，我翻阅了较多的资料，部分观点被引用，但有可能不是作者最新的学术成果。如果引用不当，在此予以致歉！还有一些资料没有被引用，却对我启发很大。无论引用与否，都使我丰富了知识，拓宽了视野，受益匪浅，为示感谢与尊重，一并列入参考文献。

书中涉及铭文、简文未识者或缺损者，均用符号“□”代替。书中的引用文本，我尽量做到用作者原文，保持原貌，偶有转引，多因手头缺乏资料，亦属无奈。

最后，我想说的是，中国姓氏文化历史悠久，源深流长，本书所涉仅此一隅，主要目的在于考证老子（李耳），兼顾孔孟庄墨，止于周代楚、宋、鲁等国，其他诸国尚未触及。至于周代以前，更加茫然无可考究了。

南宋邓名世在其《古今姓氏书辩证·原序》中云：“因生赐姓、胙土受氏，其来尚矣。世次既远，茫昧惝恍，几若不可穷究。然而，以今观往古，古亦犹今也，以古观后世，今亦犹古也。”

现世的一些现象，多为历史的镜像，如果我们能够铺下身来，总可以寻些蛛丝马迹，甚至可以直达事物的真相，这也是今天我们研究姓氏的动力和乐趣所在。

2022年1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