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

邓星明

　　1978年，我30岁，赶上高考最后一班车。

1966年高中毕业，填大学志愿时，我选的是理工科。一是理工成绩还可以；二是父亲的意见，父亲常说“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挨整的大都是学文科的”，还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谁料到，一场“文革”风暴把大学梦彻底粉碎了。1968年我参加工作后，先后在茅山头宣传队、九江市文工团、九江文化宫担任演员，编剧及群众文化工作。也就是说，工作十年，一直在文艺圈里，1978年高考本应报考文科。

1978年，中国发生一件大事，即全国科学大会召开。“文革”十年，天天喊“阶级斗争”，许多科技杰出人才被打成“走白专道路”“反动学术权威”等。

邓小平走上领导岗位不久，召开“全国科学大会”，他在会上说：“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国人为之一振！接着郭沫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科学的春天》，呼吁“让我们张开双臂，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热烈的拥抱这个春天吧！”把全民科技热推向一个高潮。

1978年高考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的，我被这股科技热潮深深感染，加上中学曾有“科技”梦想，便毅然报了理工科。

事随人愿，我被录取九江师专数学系。由于“文革”造成人才断档，当时教育局把“老三届”年纪大的人(不管分数高低)全录到九江师专，想迅速培养一批老师，应急之用。

　　1978年9月，我告别工作5年的九江市文化宫，拿着录取通知书到九江师专报到。

当时九江师专非常简陋，别的不说，单说那校园泥巴路，可谓“天晴一块铜，下雨一包脓”……一进校门，我惊讶：“这那像大学呀！”文革串联时，我去过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湖南大学及武汉大学……我认为那才是大学！而我熬了十年，读的大学竟是如此模样！

俗话说“既来之，则安之。”九江师专论环境条件，不如人意，可毕竟是大学，是九江地区最高学府。再说我已30岁，赶上末班车非常幸运，迟一步，这辈子的“大学梦”就黄了!这样想想，也就安心了。

　　师专78级数学系共有3个班，我分到1班，一进教室，发现几乎都是老三届高中生，有许多熟人。如周沈生、陈德人、章南华等人，是我中学玩得最好的几个同学。大家见面，分外高兴，有老同学作伴，读书不孤单。

记得第一个学期主课是樊映川《数学分析》，还附有一本配套习题集。老师要求把习题集做完，才能证明《数学分析》课过关。我们白天上课，晚上做习题……一本书的题目呀！做得头都大了。

有天晚上，梅俊道约我看电影，他当时在77级中文班读书，我很诧：“你晚上不做作业？”他笑着说：“中文没什么作业，看电影看小说就是作业。”发小的话提醒了我，原来专业间的差别这样大！人过30，智力、精力都远不如高中时代。有位数学大师说过：30岁以后逝世数学家，一点都不可惜！可见数学是年轻人的事业。我在家冥思苦想做习题，中文系的人却在看电影看小说，心里有种莫名躁动，转系念头慢慢滋生……我到学校咨询，得到回答是“个人申请，经批准，第二学期可以转系”。

好不容易挨到第二学期，开学我便开始申请，找到数学系孙建民书记，诉说转系理由，他听完后，查了一下我的成绩说“你数学基础不错呀！你看，《数学分析》考了96分，完全可以不转……”。系里不同意，只能找学校了。

关键时刻，梅俊道出手帮忙，带我去找教务处处长宋楚霖，宋处长原是二中副校长，我也熟悉，我把转系理由讲了一遍，他表示理解。不久又找到傅誉茂校长，陈述转系想法，傅校长沉吟片刻：“你的情况我知道了，行不行，系里会通知你”

老同学周沈生、陈德仁得知我转系消息，很是不舍。他们郑重地我：“还是别转了，要吸收历史教训，文科危险，容易犯错误，到时后悔来不及了”。可我决心已定，谈了几次，也就罢了。

想不到的是，这几位数学专业的同学后来毕业分到中学，没上过一天数学课，都改行教语文，有的成为语文骨干老师，有的走上领导岗位。

没隔多久，系里通知我：申请批准了，转到78中文班。我拿着转系通知到中文系报到，走进78中文班教室，老同学王光华和钱亦安也在这个班。一打听，才知道和我同时转来6人，该班64人，教室非常拥挤。

我坐最后一排，紧挨教室后门，进出非常方便，有时有急事，趁老师转身板书，就溜出去了，办完事又溜进来。同桌是来自武宁的小伙子朱斌，比我小一轮，此后三年我一直坐在这里，相处甚好。

　　78中文班，年龄差距很大，百分之七十都当上爸妈了，最多有4个小孩。另有十几人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年龄18岁左右，年龄相差悬殊，这是“文革”造成后果，世界教育史也极其罕见。

师专老师都是从四面八方调来的文革前大学生，其中古代文学师资最强，有周平迅、徐声扬、凌左义、钱耀东、刘琪等老师；写作老师杨振雄（班主任）；现代文学老师李彪（系主任）、卢文一；文学理论老师陈忠、申家仁、现代汉语老师李加娣；古汉语老师詹八言、江瑞娟；外国文学老师傅加令、朱耀良；形式逻辑老师于德礼；英语老师李融、廉洁；中学教育法老师张水川等。

　　杨振雄老师声音洪亮，神采飞扬；李彪老师钟情鲁迅研究，成果累累；詹八言老师学富五车，闽南口音特重；徐声扬老师擅长对联，精于书法；周平迅老师博古通今，刚正不阿；凌左义老师激情四溢，勤于学问；于德礼老师教学严格，铁面无情……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学校条件艰苦，同学读书热情很高。“文革”十年，许多人在社会底层谋生。现在一下进入高等学府，倍加珍惜！大家如饥似渴读书。学校规定教室九点熄灯，同学买蜡烛，挑灯夜读，教室烛光闪烁，每人都在低头看书写作……构成九江师专一道最美的风景线。

　　师专三年，正值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社会转型期，学生活动丰富多彩。班级黑板报，一周一期，每期都有新话题，引人驻足；中文系经常举办诗歌朗诵会，提倡创作，记得我曾朗诵的自创诗作《回来吧，彭大将军》，获得好评。

　　张志新冤案披露后，中文系举办过《纪念张志新》专题朗诵会。此外陈国栋、周乔健、吴洪森、牟岩、万松生等成立“叮咚文学社”；刘虹飞、牟岩、胡迎建、万华林、曹八珍等创办《诗岛》刊物，自编小报，出版作品集，校内外颇有名气。还有景玉川，勤于创作，读书期间就在《星火》杂志发表小说，传为佳话。

　　大二时，校学生会文娱部长袁瑾洋（77级中文班）找到我，说他要毕业，经学生会商议，要我接任文娱部长。我十分诧异，几番推辞没用，只得接手。

当上文娱部长不久，学校举行全校大合唱比赛，以班为单位，要求全校同学参加。此项活动由文娱部组织实施。还好，我有在文化宫组织群众文化活动经验，干起来轻车熟路，天天忙着分发通知，拟定歌曲，布置场地，成立评委会等。

合唱比赛在一个下午举行，全校一千多学生列队进入学校大礼堂。比赛有条不紊地进行……各班同学摩拳擦掌，情绪高昂。嘹亮歌声在礼堂上空久久回荡……比赛非常成功。我担任比赛总指挥，第一次在全校师生面前亮相。

　　1980年初，学校接到省教育厅“关于举办江西省高校文艺汇演的通知”，时任政治处主任的戴绍业非常重视，成立学校文工团，任命我为团长，李竹柏为副团长。骨干团员有桂岚、李莉、熊亚浔、钱亦安、罗建华、宋才俊、朱亚琴、廖竹萍、吴晓、吴远忠、刘洪平、王罕丽、朱云、吴喜、张菊英、刘洁、林喜春、魏康宁、万伟毅、沈英彬等人。

人员到位后，一手抓创作，一手抓排练。美术系派姚国安、栾布、孙慕文三位同学赶制布景。我还请了歌舞团涂二妹及国棉三厂密文民担任顾问。

　　为备战比赛，文工团加班加点，积极排练，当时学校领导给教务处打招呼：文工团学生为排练可以缺课。那个学期我几乎没上什么课，遇上期末考试，就跑到王光华家，借看课堂笔记，第二天匆匆应考，那个学期各科成绩都不高。

值得一提的是，排练紧张时，碰上老婆临产，因分娩提前几天。儿子出生那天，我还在学校排练。还好，那天傍晚，妹妹送饭去我家，遇上老婆分娩，急忙送医院……等我晚上12点回家，大弟告我：嫂嫂已经生了，是个男孩。我才急冲冲地赶到医院……儿子出生我不在身边，一直是老婆杀手锏，常拿出来说事，我只能陪笑……

　　1981年5月，我们赴南昌参加全省大学生文艺汇演，经过几天的角逐，夺得9项大奖。其中双人舞《再见吧，妈妈》，《橄榄寄情》获一等奖，小话剧《16号寝室》、诗朗诵《毕业畅怀》、群舞《一颗螺丝钉》、口琴独奏《西班牙舞曲》、女声独唱《校园春风》等节目也都获奖。一个专科学校拿回这么多奖，轰动各高校，九江师专由此扬名。学校把获奖消息以“特大喜讯”为题，用红纸张贴在校园里，师生奔走相告，一片欢腾。

　　返校那天，学校开大客车到火车站接文工团凯旋归来。戴书记亲自到车站迎接。望着那些沉甸甸的奖杯奖状，文工团队员们笑了，我却哭了……那是喜极而泣，大半年辛劳总算没白费！一个单位文艺活动搞得好不好，与领导支持密切相关。当年如果没有戴书记，就没有文工团，更没有文工团成绩。

　　我在师专除了读书之外，最主要的记忆是文艺活动。此后又创作《找房》《教子》《家访》等小话剧，均在各种赛事中获奖。《找房》描写知识分子住房困境，抨击官僚作风，时任副校长于圣地找到我，语重心长地劝我：你的剧本锋芒太露，还是谨慎点好。后来经过修改，台词缓和多了。该剧在人民剧院演出，没有沙发道具，情急之下，我把家里沙发搬过去了。父亲笑着说：“演戏把家里沙发拿去做道具，也是闻所未闻……”。

　　三年大学生活一晃就过。毕业分配时，我被列入留校名单，戴书记找我谈话，要我从政，从团委干起，被我一口拒绝。我对戴书记直言：“如果让我留校，就当老师，否则您就放我走。”当时几家单位跟我打招呼，要我毕业后去他们那里，所以心有底气。

戴书记想了三天，答应了我的要求，把另一位同学从教学部门调到行政部门，把我换到教学部门。从此，开始了我27年的高校教师生涯。2003年九江师专并入九江学院，直到2008年从九江学院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