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居要职，忠诚事业，简约生活，淳朴人生

老屋

——我记忆中的父亲和母亲

父亲丁宝贤，曾任惠民地区公安处处长，地区中级法院院长，党组书记，地区政法委书记，在惠民地区调研员（副专级）位上离休。

我们老家在河北省海兴县，但曾经是山东省无棣县。在那里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段子：老师问学生，中国有哪四大城市？学生答，大山，小山，车镇，水湾。而我老家就是“四大城市”之一小山镇小山东村。这个村全部姓丁，族谱上记载都是从大山那边迁过来的。1952年小山镇划归了河北省海兴县。父亲参加革命很早，而最初推荐他出来的还是我大娘，（他的大嫂）我大娘是村里一位性情刚强，很有见识，敢作敢为女人，她还是村里较早的共产党员。她先后把我大爷和我父亲引荐到革命队伍里来。当然，这一切也与我爷爷有很大关系。抗战初期，爷爷就是小山东村的村长了。据老人们说，爷爷个子不高，但精明强干，很有主见，在抗日艰难时期他带领村里十几个有志青年参加了八路军的县大队。1942年在同鬼子的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后被追认为烈士。他的名字被刻在了我们渤海烈士陵园里的烈士纪念碑上，永记铭存！

由于奶奶早年病逝，爷爷牺牲，父亲是在三奶奶的照顾下长大的，直到十六岁参加工作。也许是烈士子弟的身份，父亲一参加工作就得到了组织上信任，再加上他对党的事业忠诚执着，原则性强，作风扎实，严谨细致，公道正派。从1945年他任泊头公安干事，到泊头公安分局长，到滨县公安局股长，到博兴县公安局长，到惠民地区公安处政保科长，再到1954年任地区公安处副处长，正好是十年。那年他才26岁，风华正茂，前景辉煌。

从小到大，父亲给我们的印象就是工作，工作，还是工作。他不善言谈，不事张扬，处事低调。父亲在政法战线工作多年，办案无数，更是一度掌握着许多人的命运。然而他从未因私处理过任何案件,秉公办案已成为他根深蒂固地准则。他们那一代人对党是绝对忠诚，上级指到哪就打到哪，从无二话。你可以说他们是盲从，但他们并非没有自己思想，其实他们更有自己的原则。父亲在晚年偶尔谈起他的工作时也有所反思：他说，那时对上级的指示必须坚决执行，对的执行，错的也要执行。其结果是打击了敌人和坏人，但也冤枉过一些好人。不过这决不能成为不服从命令的理由，有些冤假错案过后可以甄别和纠正的。就像在战场上，战术上的失误是可以调整改变，但不服从命令而导致整个战役的失败，那将是无可挽回的。现在想来父亲说的也不无道理。

父亲业余生活十分简朴，他不抽烟喝酒，印象中他似乎除了工作没有其他爱好。也许正是这种习惯成就了父亲天然的免疫力，使那些想送烟送酒的人都望而却步。记得在我们家里除了来谈工作的，那些上门说情送礼的几乎是没有。从小生活在这样环境里，耳濡目染潜移默化。我们兄弟们日后踏上社会，大都没有不良嗜好，作风也非常正派，行得正坐得端。

母亲于新华也是建国前参加工作的，她起初在父亲村里干妇女会主任，后来跟父亲出来，开始在张店工作，后来到团地委。文革后到地区工会任副主席。母亲文化程度不高，但她一直坚持学习文化，学习理论，而且是边干边学，因而进步很快。母亲心地善良，乐于助人，左邻右舍无论谁家有什么事，母亲都是第一时间前去帮忙，似乎不这样做她心里就过不去。当然，母亲工作起来也是没日没夜的，在建设工会俱乐部那段时间，她一心扑在工地上，天天骑着自行车，风里来雨里去，结果引发了严重的“痔疮”，但母亲仍不歇息，她边治疗边跑工地。父母都这样天天忙得不着家，更难得照顾到我们，我们从小都是跟着保姆阿姨，吃着食堂的饭长大的。仔细算来，我们父母加起来的时间也没有保姆阿姨与我们待的时间长呢。

　　说来，人们可能不会相信，我们家几十年来竟没有照过一次全家福。这唯一的一张全家合影，还是那年二弟参军后回家探亲时留下来的呢。

那是1975年的6月，在新疆当小兵三年之久的二弟，第一次回家探亲。二弟的到来令母亲十分高兴，毕竟母子连心。母亲不知道怎么呵护儿子才好，于是积极召集大家都回来，照了这张全家合影。那年我21岁，在北纺染色车间当工人，三班倒很辛苦。但一群年青人在一起，比较热闹，苦中有乐。这年春天，我因为表现优秀，被推荐参加了全省第一届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和全区十几名代表一起度过了那段美好时光。因此在照片上，还能看出我脸上留下来的自信而愉悦的神态；二弟在外三年，个头几乎要超过我，他穿着军装更显得英俊潇洒；母亲慈祥的面孔洋溢着幸福的微笑；一直身居领导岗位的父亲似乎还不太习惯这种轻松愉悦的家庭氛围呢；三弟虽然还在上学，却已然向着青年行列进发，因而一脸的坦然；只有小弟弟脸上布满了天真烂漫又略显顽皮的神色。时光过去了近半个世纪，重温照片犹如昨日，睹物思亲人，亲情永留存。感谢母亲促成了这次家庭聚集，留下了这张珍贵的全家合影。也为我们怀念父母有了真实依照。

敬爱的爸爸妈妈，我们永远怀念您们！

（作者丁波，编辑老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