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时代密码

东方博毅

【题示】《我的知青岁月》系列美篇文章，已经完成有大半年时间，很多好友一直鼓励我出书，阿蛮兄还专门为此写了本文，原打算拿来作前言或后记。期间曾联系了几家出版社了解情况，才知道刋物出版之事，远不是我原来想象的那样简单。有一个学文科的朋友告诉我：他曾出版过一本书，那过程如做恶梦，至今让他难以释怀。除了要从微薄的退休金里，咬牙拿出数万元购买书号外，还得自己去联系出版、印刷、发行等一系列事情。好不容易出书了，轰轰烈烈地搞了个签名送书仪式，前去凑热闹的人倒不少，但有些人拿到书后，出门就悄悄塞进了旁边的垃圾桶，更多的人则将其束之高阁，从此不再想起，最终被卖到废品回收站，成为了它们的宿命，让他花巨资赚了个吆喝，心里十分难受。至今他家里还有一大摞送都送不出去的新书。他的遭遇和我了解的情况基本吻合，也把我从梦幻中拉回到现实。后来又有朋友告诉我，他可以在香港给我拿到免费的书号，并在那里出版发行。经过认真思考遂决定：不再想出书这种不切实际的事情，通过自媒体同样可以达到传播的目的，有缘的人自然可以看到，无缘的人看与不看也无所谓，如此，反倒释然了。只是阿蛮兄的一片深情厚谊无以为报，只能以美篇这种形式，再给《我的知青岁月》做一个注脚和点拨。

一份形象解析时代密码的青春档案--周毅《我的知青岁月》阅读笔记

阿蛮

　　那是一个不应该被歌颂的特殊年代，又是一段需要反思和不能忘记的历史。

知识青年，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命题，它已经成为刻在一个时代和那些被命运捉弄的青年心中，永远无法抹去的烙印！

上文的两个具有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性质的命题，出自周毅所著《我的知青岁月》一书，且置于作品开篇的醒目位置。突然读到这样的文字，心中首先产生的是一个疑问：这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是一部有关知青历史的思辨性论著，还是一部我们见过很多的个人情绪宣泄甚至充满偏见的独白？无论如何，对于“知青时代”这个出现了大半个世纪，却始终充满歧见与争论的历史概念，开宗明义地亮出自己的观点，给出态度如此鲜明的结论，的确是需要勇气和洞见，更需要事实和逻辑支撑的。而恰恰是这种光明磊落的态度和诚挚坦白的文字，让我对这次阅读充满了期待。

我的期待没有落空。

随着周毅如拉家常般讲述他和他的同学、邻居、老乡、房东、同事、师长、父母、姐妹以至初恋对象等林林总总的故事，我跟很多周毅的读者一样（这部作品成书前先以“美篇”亮相），被他的文字深深吸引，并为这样一部“知青回忆录”所折服。

是的，从文体分类上看，这就是一部回忆录，是作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陈述的一个时代故事。尽管作品的视角仍然是个人的（惟其如此作品的真实性和亲切感才更具价值），但其视野与思维所及却是相当广阔的。这在作者所经历的“上山下乡”、“农业学大寨”、“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恢复高考”、“改革开放”等重大事件中都有反映。尤其是作为来自农村“知青点”的1977-1978届高考生，作者对当年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代改革者，以教育为突破口，打破“文革”极左路线对思想的束缚，推动中国社会变革，令知青命运发生彻底改变的历史事实，给予了十分生动的记述。

　　上世纪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前期，因“文革”动乱，大学停止正常招生。除少量幸运儿成为“工农兵学员”外，绝大多数青年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就连招工进厂、参军入伍等，也因必须“层层推荐”，实际由权力阶层掌控关卡，无关系没后门的知青，往往也难得到“跳出农门”的机会。

本书作者自己就经历过一连串那样的坎坷与煎熬。他读过高中并有文艺天赋，下乡后以一技之长成为川汉公路建设民工团的文艺宣传队员。因专业能力出色，被来自新疆铁道兵部队的招兵首长看中，却被地方以种种理由设卡阻拦，还被诬有所谓“收听敌台”嫌疑，从而失去成为解放军战士的机会。甚至在国家已经恢复高考，而掌握“生杀大权”的知青办等部门，还以没有接到正式文件为由，死守住那一点权力，对知青的报考要求横加阻拦。

对此，作者在《迷途的羔羊》一章中写道：“想到连拜码头的门道都不知道在哪里，还需过五关斩六将，我心里仍然十分茫然和苦恼，在期盼中彷徨，如迷途的羔羊，不知道该去向何方。”来自生活本身的切肤之痛，读着让人心紧。

也是在本章，作者的知青兄弟龚四平的故事更令人心痛。龚四平因有音乐天赋当了民办教师，却因屡遭打击回城无望，陷入消沉抑郁。那年暑假，他带上小提琴，去川江下游漂泊流浪，宿车站码头候船室，靠拉小提琴赚取少得可怜的零钱，“饱尝了社会最底层人们才能体会到的艰辛，看惯了人世间最凄苦的悲欢离合，遭遇了狗眼看人低的白眼蔑视，历尽了餐风露宿的肉体煎熬，直到开学前，才背着空空的行囊，携着满怀疲惫回到双路公社幸福大队。”这样的描写，把知青们曾经的生活状态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样的生活是否具有普遍性？如何写出真正属于知青这个群体的典型生活及精神状态？这是知青题材写作是否成功？是否具有为历史存档的特殊价值之关键要素。《我的知青岁月》一书，对此给出了自己的回答。

随着作者的笔触所至，我们一一看到全公社最偏远、最穷困、海拔最高、最寒冷的四九三队，唯一的知青（本书作者）“在队里主要埋葬大旱年饿死鬼的乱葬岗下”的知青屋顽强生存；半夜出门撒尿遭遇“烙铁头”毒蛇；毫无防备地被肺结核病人感染生病发烧却不知病因（十多年后体检才发现肺部有钙化点）；高强度劳动让身心疲惫到身上长满虱子也顾不上打理；因宣传队突然解散不得不在孤寂中翻山越岭重归已结满蜘蛛网的坟山小屋等等。毫不夸张的原生态描写，让读者迅速感受到那个特殊年代的的社会氛围。

而这一切也仅仅是一个方面的内容，并非作者写作的主旨所在。随着作者笔墨的深入渗透，我们逐渐看到故事背后更多关涉人性本质与社会发展脉动的内容。譬如那间乱葬岗下的知青屋之所以建在那里，实则包含着生产队的远见，“国家拿钱修房子不容易啊，反正你们知青要走，你走以后这里就拿来做队上的保管室，周围团转的田地到这里都比较方便。”（《自立新门户》）

无独有偶，在《锤炼于夏秋》一章，作者经过艰苦的劳动锻炼，学会了割谷、挞谷、犁田、播种等农活，强壮了腰身，晒黑了皮肤，所挣工分也从8分升到10分，实现了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写到这里笔锋突然一转，“我的1975之秋是饱受锻打之时，而队里则是向公社隐瞒了产量的丰收之季。”

了了数语，便把人民公社不合理生产方式造成的官民对立揭示开来，直击了农村社会最基础的现实矛盾。农民以暗中较劲的方式，向管理层提出了改革生产方式的要求。而这样的较劲实际上一直在进行。

作者继续写道，1976年腊月，他与知青伙伴刘国强去五星八队一农家，打算买些猪肉自己做腊肉带回重庆过春节。那户农家为他们现杀了一头猪，圈里还有5头，都是“私自养的”。其时虽然“四人帮”已经倒台，但整个经济政策尚未改变，农户家庭养猪仍属于“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打击范围。但农民们“早已对上级那些违背生存法则的政策，自发产生出各种各样的对策。特别是在农村社队基层，瞒产私分，互相包庇，忽悠领导，投机倒把的事，已见惯不惊，层出不穷。”（《那年腊月间》）

对时事本来就敏感的知青，自然由衷地赞成农民们的“违法行为”，即使冒被没收的风险，也要做这次买卖。后来他和刘国强把自己腌制的腊肉秘密带上客轮回重庆，果然被戴着红袖标的纠察盯上，要他们开包检查。幸亏客轮政委（之前因与作者所在宣传队联欢而相识）及时出现，才避免了腊肉被没收的损失。

在这一系列堪称喜剧的故事中，一个基本事实已经呈现出来。在“山高皇帝远”的西部山区，由农民自发兴起的经济改革，首先显露了苗头。与之相应的则是从农民、知青到川江轮船职工，人们已然形成默契，对僵化的经济体制心照不宣地进行了抵制。而这正是20世纪后期中国改革开放的强大社会基础。随后发生的一切，包括废除层层推荐实行直接高考，知青大规模返城就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科学研究与文学创作的井喷似繁荣，便也顺理成章地出现了。

在这史无前例的巨大变革中，人的观念改变与创造力的复苏，则是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原生动力。对此，《我的知青岁月》也有十分生动的记述。

在《秀才不出门》《没忘记学习》等章节中，作者对当时知青群体对文化的向往，对阅读的痴迷，对成才的执著渴望，进行了热情讴歌。书中仅列举作者本人阅读过的中外文学与哲学名著，就包括从黑格尔、托尔斯泰、普希金、果戈里、高尔基、雨果、莫泊桑到艾思奇、鲁迅、巴金、姚雪垠、柳青、杨沫等的作品60余部。甚至还有《金瓶梅》及手抄本《少女之心》等等。作者对中外名著如数家珍般的阅读记录，生动显示出新的时代气象，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运动如激流奔腾，不可阻挡。

这其中尤以知青个人的成长体验最具说服力。书中写到这样一个细节：作者因当兵被卡，且被诬以“收听敌台”罪，面临人生中一次前所未见的波折。消息传到城里，父母十分担心，一齐乘船来乡下探望。作者那时心里已经释然，反过来对父母耐心解释、劝慰。二老好歹放下心来，一家三口去县城街上吃饭。“我带他们去了早就侦察好的饭馆，点了我爸最喜欢的喂狗肉（宁波人说回锅肉的音），我妈最喜欢的烧白和排骨萝卜汤，外加我那时最喜欢的鱼香肉丝。本想再要一份麻辣鸡块，但爸妈不食麻辣而作罢。我爸要去付钱被我拦住，妈给爸说，让他去吧，他有钱了。”（《一切又重来》）

短短数语，写出了母亲对儿子经受住普通人难以承受的打击，已经长大成人的欣慰与自豪。对于此时仍在知青群中奋力拼搏的儿子，母亲以“他有钱了”几个字，充分表达了对儿子的信任，以及对其成长前景的热切期待。读到这里，我的眼眶也湿润了。我也有过比作者周毅更长的知青经历，完全能够理解父母双亲在那种场景面对儿子时的心情。更敬佩这一个母亲的超前眼光，因为时代变化的曙光已经出现，从儿子的身上，她看到了希望。

这样的与时代一起成长的经历，在《我的知青岁月》里还有很多值得回味的记录。譬如对所处环境及世态人情的认知，对做错事的懊悔与反思，对失之交臂的友谊和爱情的惋惜，有时甚至是难堪与尴尬，作者都坦诚地一一道来，为自己反思，也为时代作证。

因为从小喜欢集邮，作者收藏了几本珍贵的邮册并带到了插队的知青点。在考上大学即将离开时，他把行李寄放到县城一个朋友家。不料两本邮册被朋友的孩子翻出来就不再放手，朋友也不出面制止，最后他只好忍痛送给了那孩子。作者对这次违心的赠予后悔不已。“因为它承载了父辈已经远去的关爱、心血和记忆，用金钱或物质都是不能换取的。后来我教育我儿子，绝不能乱翻别人东西，更不能夺人之爱，常会以这事为例！”（《日记和珍随》）

《偷斩一只鸡》一章写道，一向洁身自好的作者，也做了一件不少知青曾经做过的事——偷鸡。因为紧张备考，他和知青伙伴杨长远常常顾不过来做饭。正当缺粮断菜时候，一只大公鸡突然出现在知青屋里，两人于是把鸡杀掉当了晚餐。第二天邻居发现了线索，把他俩骂醒。但当时也顾不得道歉和赔偿了，多年以后才对此做了真诚忏悔，而主人已不在人世，留下难言的遗憾。

以作者本人的特殊经历为线索，作品以相当篇幅写到了上世纪70年代中期，普遍存在于中国城乡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活动。在社会文化扭曲的时代，那或许是少有的获得人们一致赞赏的社会文化现象之一。《想起都后怕》《命运共同体》《船上联欢会》等章讲述的宣传队员遇险互助，与船员和旅客联欢互励，没有一丝利益计较等故事，让人感受到广泛存在于社会底层，在艰难时世支撑人们顽强生存，追求光明未来的善良人性。这些也正是后来结束文革混乱、拨乱反正、改革发展的原生推动力所在。

《大桥合拢了》一章，对1976年11月20日沿溪河大桥最后施工阶段，人们不顾禁令举行古老的抬封拱石仪式。大桥设计师戴技术员站上拱顶，以与大桥共存亡的决绝姿态，指挥脚手架拆除的一幕，作者的描写也充满了仪式感。让我们看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桥梁施工中的继承发扬，实际也预示着改革开放、文化复兴即将到来。这样的记录无疑也有为历史作证的价值。

其他如作者与北方女孩奇迹般的相遇和初恋（《浪漫的邂逅》），与农户甘在生、华子一家数十年的友谊（《第二次高考》），与文化馆邓馆长的互相欣赏互相支持（《青春吐芳华》），与小狗赛虎的深情告别（《记工员放羊》）等等，都写得令人难忘，且前后相续，逻辑清晰，读着仿佛观赏长篇连续剧。

　　诚如作者在后记里所言，从职业上说，他是一个建筑设计师，一个理工男，能够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一部书，原本是想也不敢想的事。而我们现在读到的这部回忆录，却无疑是一部充满了激情与思辨，运用了多种文学手段，既好读又启人思考的作品。特别的是，书中所有环境、背景、世象、人物及生活细节，乃至个人思考的主题，都指向了一个关键词——“知青”。如果再加上一个时间概念，就是“知青时代”。

　　这的确是一次关于一个特殊时代，一群知青的特殊生活的真实抒写。而由于其内容与一个大时代的脉动紧密关连，一定程度上具有为时代生活存档的属性。因此我说，这就是一份形象解析时代密码的青春档案。

2022年6月20日阿蛮于重庆

2022年12月30日博毅编辑于重庆

《我的知青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