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2015年9月的北门外正街</div><div> 有一如今在深圳的老宜昌人朱文武告诉笔者，20世纪70年代，他老爸是柴油机厂的工人，工资45块5，老妈是家庭妇女，哥哥姐妹加上他全家6口人，就全靠他老爸这点工资。而且他们三个大的下农村，妹妹还在上学。</div> <div>▲检测活塞质量</div><div> 他们家的日子虽然过得有些紧，倒也不愁吃不愁穿。要知道那个时候工资很低，物价也很低。像他老爸这样每月45块5已经是高工资了。厂里工人的工资普遍在17、22、27、34元、41块之间。</div> <div>▲宣传画</div><div> 好在那个年代，厂里分配住房，上学不要钱，生病住院看医生都不要钱，生活超低价，虽然柴米油盐酱醋茶都凭票供应，可公平合理，人人有份，加上便宜，也就都过得去。</div> <div>▲朱文武曾经是电焊工</div><div> 朱文武是69年的知青，71年参加工作，工资28块，如果是学徒工还只有18块。每月交家里10块，留下18块自己用，感觉过得比现在财务自由的那些人还要潇洒自由。</div> <div>▲凤凰二八自行车</div><div> 后来分到一张自行车票，要100多块，就有些犯难，朱文武就不得不在车间里邀上几个平时关系不错的“打凑合（huo）”（宜昌话一起帮忙的意思），来了一个会，圆了他的一个梦。</div> <div>▲1969年，铁路坝集会庆祝“九大”的召开</div><div> 直到现在，他还怀念那个贫富差距不大、对生活的追求不那么多的时代，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遵守承诺，团结友爱的氛围。</div> <div>▲现在已消失的天井屋</div><div> 也就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宜昌各工矿企业、街道里弄，甚至机关单位都盛行“来会”。</div> <div>▲商务版的《现代汉语词典》</div><div> 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来”表示要做某事，“会”就是“民间一种小规模经济互助形式〖mutualhelpfinancialgroup〗。一般由发起人约集若干人，按期等量交款，首次由发起人使用，以后按议定或拈阄决定的顺序轮流使用。”</div> <div>▲民国的宜昌街头</div><div> 笔者好友沈传诚解释，民间“来会”也叫“请会”，起源无考，但他记得从他祖父辈就有。大约在文革后才慢慢消失。来会没有签约，没有画押，靠的是君子协定，靠的是诚信，也从未听说过有赖账的行为。无论集资数额多少，都没有利息。</div> <div>▲2016年4月的燎原巷</div><div> 发起者为首家，金额、人数、时间都由他定，其他人自愿参加，以摇骰子和抓阄定顺序。但每次收款由发起者负责，收齐后也由他交给当月的成员。全程结束也就自行解散。</div> <div>▲《宜昌市金融志》封面</div><div> 《宜昌市金融志1840-1985》把“来会”“请会”说成“邀会”，列入“民间借贷”的一种。解释说，从清末民初开始，人们遇到天灾人祸或暂时困难，邀请宗族或至亲好友来共同解决资金困难的一种融通办法。带有一定的经济互助性质。</div> <div>▲邀会</div><div> 组织方式简单既不立约，也不出据请保，只由会首（邀会人）邀集十至十数人届时出席，招待酒饭，将每份会金多少及每次得会时间，向会友讲清楚。</div> <div>▲凉茶摊</div><div> 第一次会金一般归会首或请会者先得，以后按预定间隔时间，每人交出填会份金,直到每人轮流得到一次会金，才叫一会，至此组织随即解散或继续重新组会。</div> <div>▲骰子</div><div> 每会金额不一，多由会首事先串联商定，聚会时间有长有短，有一年一次、半年一次，也有一月一次的月月红会。其轮流得会方法有编号抽签，按号码先后依次得会。也有掷骰子，按掷出民俗规定大小或点子大小而得会。</div> <div>▲满洲国中央储备银行钞票</div><div> 后来演变成“标会”，民国三十五年至三十六年（1946-1947年）颇为盛行。参与者以小商贩和小手工业者为多，机关团体里的中、下阶层员工和市民也参与标会活动。</div> <div>▲连环画《儒林外史》</div><div> 连《儒林外史》都载有“正在各书店里约了一个会，每店三两。”由此可见无论叫“来会”“邀会”也好，“请会”“约会”也罢，这种小型民间互助形式早已存在已久。</div> <div>▲1935年宜昌洪灾 </div><div> “来会”的理由各种各样，解放前后，一般而言是因为生活贫困，每遇婚丧嫁娶、红白喜事、生病受灾、青黄不接，就要互为借贷以解急需；</div> <div>▲“三转一响”</div><div> 还有年轻人为当时时髦的“三转一响”（收音机、自行车、缝纫机及手表的统称）而“人人为我，我为人人。”</div> <div>▲李明义街头实景拍摄</div><div> 笔者好友李明义某日在街边看见一个骑车卖菜的农民，发现除了是经典的“二八大杠”，关键是两边都有托架的那种邮电专车。</div> <div>▲那时的早高峰</div><div> 想着1976年，市外贸局给他配备了一辆永久二八旧车，连刹车皮子都磨yu（宜昌话音玉，几乎没有了）哒，又没得链条挡板，每天把右裤脚用夹子夹住，免得擦上链条上的油。</div> <div>▲李明义在三峡第一关</div><div> 尽管这样，还记得当时能有一辆自行车是蛮多人羡慕的往事，就把街边那辆几乎是文物的自行车拍下来分享给大家。</div> <div>▲骑自行车的不同人群</div><div> 沈传诚说，记得在服务公司上班时，只有干部才能配一辆二八的脚踏车（宜昌话把自行车叫脚jio踏车）。车子再旧也是干部待遇，夹裤子怕擦链条油也蛮有味。</div> <div>▲沈传诚在珠海</div><div> 那个时候多是二八大杠的，二六的很稀罕，特别是凤凰二六。70年代末他才“请会”买了一辆“飞鸽”二八，也是他仅有的一次。</div> <div>▲20岁的张勇给职工讲课</div><div> 好友张勇回忆，当年他在市饮食公司时也配了一辆旧自行车，公司何书记带着他到伍家岗餐舘检查工作，不坐公汽，两人骑自行车去，十多公里哩。</div> <div>▲申请书</div><div> 李明义提醒说，买自行车当时属于社会集团购买力，要批准才能买的！而沈传诚买自行车是凭工业券买的。</div> <div>▲1971年罗洪波在伍家岗</div><div> 好友罗洪波一调到粮食，单位就发了辆凤凰28给他。下宝塔河、花艳办事都是骑自行车。单位二马路有定点修车店，很方便。</div> <div>▲骑边三轮的罗洪波</div><div> 90年因工作需要还给他配置了一辆长江750边三轮，威风八面。罗洪波解释说，当时储运公司很多干部都是南下背盒子炮的转过来的，加上粮食又有钱，公司机关的人就个个都发了自行车。</div> <div>▲年轻时的刘大振</div><div> 笔者的初中同学刘大振说他没来过会，声称那个时候的他是个穷光蛋，秉着“有钱就办事，没钱就熬着”的原则。</div> <div>▲老来舞刀弄剑</div><div> 不过他也有不“来会”的理由：当知青下农村时，上工都靠敲钟不用手表；参加工作后戴的是老爸的英拉格老表；单位发的自行车。笔者这才恍然大悟，难怪老同学稳如泰山呢。</div> <div>▲孙玉兴在东山公园</div><div> 笔者的一位现在上海的初中女同学孙玉兴回忆说：她作为知青从乡下回城进厂不久，为了买手表买缝纫机，半导体厂的同事就帮她约了会，一共约了12人。</div> <div>▲65版10元人民币</div><div> 每月领了工资每个人拿出来10元，让她首先买手表，然后她每月拿10元交给下一位同事。那个时候光有钱是不行的，还必须有购物票。</div> <div>▲如今海派的孙玉兴</div><div> 那个时候都是有票才能买，没票就等着有票以后再买，“来会”有了钱没有票就只能暂时把钱存在银行里。</div> <div>▲当年的宜昌票证</div><div> 孙玉兴记得记得买缝纫机是先来会把钱准备好了，票子还没拿到，当时的同班同学兰莉萍的妈妈在二马路储蓄所上班，孙玉兴就把“来会”的钱存到她那里，告诉她等有了票就来取钱去买缝纫机。兰莉萍的妈妈还为她高兴，说可以帮家里添个大件了。</div> <div>▲冬天的炫富</div><div> 李明义记得，自己的第一块手表还是“来会”买的，那时有块上海手表好擅（san音闪，宜昌话，好时髦、好有派），就是冬天骑车子也要把手腕上的手表露出来。</div> <div>▲李明义来会买的第一块表</div><div> 上面那张照片就是当年的那块上海牌手表，到现在还走的很准。大家都说他保存得很好，发财了!现在应该重新戴起来，把袖子撸得高高的。好炫富啊！</div> ▲李明义至今保存在的走 私手表<div> 李明义也展示了改革开放后，1980年他在广州花80元买的那块日本东方牌走 私手表。沈传诚也说，这种表80年代初，他在深圳一口气买了4块，讨价还价到40块钱一块。都是走 私 货。<br></div> <div>▲中英街</div><div> 沈传诚回忆，那个时代到深圳住在酒店里，晚上有人敲门，那人进来后二话不说，把衣服一掀，衣服里面和胸前全是手表。</div> <div>▲苏联表</div><div> 好友罗洪波的手表来之不易。他18岁在武汉时，他二叔送给了罗老师一块苏联表。可罗老师的父亲到武汉时直接从他的膀子（宜昌话，胳膊的意思）上取走又还给了二叔。</div> <div>▲当年的东门口</div><div> 1971年，市聋哑学校有个军代表给了罗老师一张上海全钢手表的“飞子”（宜昌话，即购物证），他即请了一个会，在东方红商店125元买了表。</div> <div>▲原来的公交车上有售票员</div><div> 在东门上公汽回厂里。车上衬衣袖子卷起，露出戴在手腕上的新表。有空位子也赖得坐，左手扶在车子扶手扛子上一直到伍家岗。第二天就申请探亲假回河溶，也是想在家乡熟人面前显耀。</div> <div>▲旅途中的李迎伍</div><div> 笔者老同学李迎伍回忆了他当年“来会”的往事。那时他是学徒工第二年，工资34.5元，人年轻，还没有买手表、自行车的明确目标，就是觉得自己攒不住钱，想找个办法逼自己存点款。</div> <div>▲葛洲坝工程开工典礼</div><div> 所以当一个一起进单位的伙计（宜昌话，无特定对象，可以是路人、街坊、同事、同学、朋友、熟人）邀集其他的6个人要来个会时就也同意了。</div> <div>▲1980年版10元人民币被称为“火凤凰”</div><div> 邀集“来会”者当然是第一个收钱的，相当于邀集者向别人借钱。另外的人以抓阄的方式决定得钱的顺序，发工资后应拿出10元交给当月应得钱的人。</div> <div>▲三三〇工人俱乐部</div><div> 李迎伍抓了个第一位，应紧跟邀集者后第2个月得钱，可抓到第2名的伙计却要跟他打商量，非要和他换一下顺序，年轻气盛的李迎伍当然不同意。</div> <div>▲迎战洪峰</div><div> 不料轮到他得钱那个月又有一个伙计说他没钱所以退会，只收回他上月交给邀集者的那10块钱就算了，结果李老师只得了40元，最后勉强搞完了一个残缺的“会”。</div> <div>▲老帅哥张勇</div><div> 张勇记得，他19岁那年，工作3年以后才攒够钱买了一块上海宝石花牌手表。他回忆说，第一次买表，戴上第一天上班时，起码看了一百次时间。</div> <div>▲当年的年轻人</div><div> 和沈传诚说的一样：这就和罗洪波带上表故意卷袖子，故意不坐，而是胳膊向上抓杠子同一种心情，那时的人就是这样炫富和赶时髦的。</div> <div>▲清点零钱</div><div> 沈传诚指出：“来会”以前也很流行，家里有个什么难处，亲朋好友，街坊邻居凑凑以解燃眉之急。他母亲那一辈人“来会”也就一、两块钱，还有五角、三角的。后来他们这一辈“来会”的多是为了集资买大件。</div> <div>▲已被拆除的福绥路37号</div><div> 沈老师工作后1969年参加“来会”，12个人，每人每月10块钱，120元，组织者第一，其他人抓阄，每个月都有一个人买表。当时上海全钢手表120元，半钢好像是80元，要是买全钢上海手表，表带还要另外加钱。</div> <div>▲周念宁</div><div> 笔者老同学周念宁说起“来会”，就有一段记忆深刻的故事。那是1978年夏，还没有结婚的周念宁到未婚夫老周（后来的全国桥梁专家周昌栋）家去玩，看见婆婆的街坊同事朋友来了十多人，大家说说笑笑，围坐在堂屋的方桌四周。</div> <div>▲一桌菜</div><div> 桌上一个盘子里放了十几个事先写了数字的纸团，每人选一个（抓阄），以此决定每人拿钱的顺序。仪式完成后，婆婆还做了一大桌丰盛的晚餐感谢大家。</div> <div>▲环城南路街边菜市场</div><div> 事后周念宁问婆婆才知道，是她“请会”，每人每月出10元，她先得120元，其他人依次得钱，如果谁急用钱，可以和当月得钱的人商量调换顺序。</div> <div>▲消失了的璞宝街</div><div> 那时平常人家工资普遍一个月30多元，一大家人要吃要穿还有人情世故，大都是不到月底就花光，哪有闲钱存着。因此要办大事儿或者买大件多采取此法。</div> <div>▲（配图取意）</div><div> 当时婆婆为“请会”找了好多亲朋好友周念宁不得而知，但肯定是费了一番周折，求了好多人的。后来才知道她“请会”是为了给周念宁和周昌栋筹办婚宴。婆婆就靠这次“请会”的120元，为他们结婚办了十桌在当时非常高大上的酒席。</div> ▲摄影作品 背影<br> 婆婆的一次请会，让生在富裕人家，哪知贫苦人家艰难的周念宁明白了“来会”是啥意思，想想婆婆后来每月要从有限的用度中省10元下来还给别人，真是作了好多难哪！也更懂得了婆婆的好！ <div>▲权觉荣</div><div> 我的一个老帅哥同学权觉荣记得自己那个年代为了买手表而请了个一年的“会”，每月10块钱，他得“头会”（第一个收钱）。</div> <div>▲2015年9月的二马路</div><div> 那时买上海全钢表必须要“飞子”（同上），那个时候也算公平，单位发的“飞子”要抓阉，他没抓到，被领导抓到了。可领导有表，于是把“飞子”给了他，权觉荣就请了个会在二马路亨得利买了块上海表。</div> <div>▲新国贸摄影大赛获奖作品</div><div> 前些年，在北京工作的权觉荣的女儿回宜在国贸给他买了一块“美度”表，10600块。权老师按现在的通胀比算，只相当于20世纪70年代的106块钱。</div> <div>▲有比较才会有鉴别</div><div> 笔者问了一个搞金融的朋友，他说80年代我国货币总体供应量为1661.2亿元，而发展到2020年底，我国货币总体供应量已经达到2186795.89亿元。两个数字简单地做一个除法，我们便会发现在短短40年里，我国的货币供应量翻了1316倍。</div> <div>▲借贷</div><div> 张勇认为，“来会”应该叫“储金会”，沈传诚指出，那就是民间借贷，放到现在就是非法集资。</div> <div>▲工会互助金证</div><div> 罗洪波和沈传诚回忆说，当年“来会”是合法的，工会也是鼓励的。后来工会搞互助金，每月每人按工资比例在发工资时由财务扣除交给工会，需要时本人要写借条，还要经主管领导批准。到了年底分钱。互助金一直搞到92年。</div> <div>▲曾经的解放路</div><div> 李明义也说，那个时候“来会”是民间互助调剂形式，大家都很守规矩，也很淳朴。哪像现在借钱的比放贷的还狠些！他感叹：“‘来会’其实蛮造业（宜昌话，可怜的意思），舒服一个月，紧日子要过十个月！”</div> <div>▲孙波</div><div> 笔者的好友孙波说：“现在年轻人已经不知道‘来会’是什么意思了。”</div> <div>▲周念宁</div><div> 周念宁也说：“如今，当年‘来会’的人估计大多已作古，而剩下的我们也已老矣！这段民间借钱互助的历史，是那个贫穷年代的真实写照，把它记录下来，告诉后人，会倍加珍惜今天的幸福！”</div> <div>▲送煤</div><div> 为了温故而知新，也为了当年那贫穷而快乐的年代，笔者选择了自己的好友和老同学这些有一说一、实话实说的亲历者向广大读者讲述过去真实而生动的故事。希望大家喜欢。</div> <div>▲新旧宜昌</div><div> 感谢朱文武、沈传诚、李明义、张勇、刘大振、罗洪波、孙玉兴、李迎伍、周念宁、权觉荣等老师，以及李志伟、孟炜炜、孙波、路华、彭翔华等老师提供的相关图片和资料。本片的图文如需引用，请与笔者联系，违者必究（202205）</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