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忆四姨、四姨父二三事</p><p class="ql-block">我的外公有四男四女8个孩子,儿子取名为化南、化远、化洲、化愚,女儿则为友松、友竹、友梅、友兰。</p><p class="ql-block">毕业于齐鲁大学医学院的外公,他的育儿宗旨很明确,他对子女说,“我没有什么财富留给你们,但是我要让你们都获得一张大学文凭,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p><p class="ql-block">外公节衣缩食,省吃俭用,硬是把孩子都培养成了大学生,他们中有学医的,有学药剂学的,有学教育的,有学社会学的,有学外语的……人人有专业,个个有才干。文化底蕴深厚的八个子女,分布在全国各地,在各个领域都做出了显著成就。</p><p class="ql-block">尽管兄弟姐妹分布在各地,相距甚远,但是却不能阻断大家的亲情和思念,书信成了各自联系最多的通讯手段。那时各家都成了收发信的大户,邮递员唤得欢快,大家收得开心。其中,数四姨的信写了最多。</p><p class="ql-block">四姨即友兰阿姨,她的信内容丰富,详尽全面,一封信起码三页纸打底,信纸的正反面甚至边边角角都写上了文字。她的信接地气,颇具亲和力,读起来津津有味。四姨把家事和心里话以个人特有的书写风格向我们一一倾述,外加潇洒的字体,流畅舒展,让身临其境的我们,尽享个中的情趣。</p><p class="ql-block">几位老姐妹都有集邮的爱好,这是她们过去读书时养成的兴趣。四姨和姐妹之间时不时地进行邮票交换,拾遗补缺,各得其所。四姨收到的信多,邮票来源渠道广泛,为此一些别人难以收集到的邮票她可以从容获得,继而再转送给需要的人。我那十几枚一套的毛主席诗词纪念邮票就是在四姨的帮助下得以配全的,如今倍感亲切和珍贵。</p><p class="ql-block">四姨大学毕业后,从解放初就长期担任中央戏剧学院幼儿园的园长,是被大家公认的幼儿教育方面的专家。四姨父则是在新华社工作,他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除了精通英语,还掌握俄语、日语,是一位知识渊博,业务全面的高级记者。</p><p class="ql-block">我和四姨的最初交往是在文革期间。那时搞全国大串联,只要凭一张学生证,就可以在火车站领到车票,到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接见,加上北京免费管吃管住,于是千千万万的学生怀揣红宝书纷纷从各地来到北京。</p><p class="ql-block">我是1966年11月前后约了三舅的大儿子惠来从沈阳一起到的北京。</p><p class="ql-block">当时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活动已经进入尾声,每次百万人的聚集无论在各个方面让北京倍感压力。于是接见间隔时间延长,动员学生离开北京的宣传也时有出现。在等待毛主席接见的日子里,我俩决定先撂下伟大领袖的接见而不顾,转而去看看日思夜想的四姨。</p><p class="ql-block">四姨住在北京西城区东煤厂胡同十三号,紧邻什刹海,那里既是中戏幼儿园的园址,又是家属大院的所在地。</p><p class="ql-block">按理说只要有地址就一定能找到,可是我们低估了北京胡同那个迷一般的深邃,曲里拐弯里边的伟大,胡同的那个绕,那个缠,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称它是道路弯弯绕一点不为过。我俩就在胡同里转啊转,找啊找,问了无数人,结果就是近在眼前,远在天边,一直到中午还未找到那个东煤厂胡同十三号。口干舌燥,饥肠辘辘,只好灰溜溜地打道回府。</p><p class="ql-block">回到驻地,和四姨通了电话,四姨说,“嗨!两个傻孩子,你们应该先往前走,然后这样走,那样拐……听明白了吗?好,明天再来,我给你们准备好吃的!”</p><p class="ql-block">第二天我们早早地起床,换上一套干净衣裳,还不忘灌满水壶,再次向东煤厂胡同十三号挺近。结果,到了现场又抓瞎了,依然故我,花了好多时间,还是未能找到,沮丧之下,只能无功而返。</p><p class="ql-block">当我们又一次与四姨通电话,四姨说她等了我们一整天,还好几次到胡同口去寻找我们的踪影,她备了许多好吃的东西,还有打算带给妈妈的礼物。“你们没有来,真是太遗憾了。”四姨说。</p><p class="ql-block">之后我们收到尽快离京的通知,揣着五味杂陈的感受,不日后即各奔东西。在那激情四射的岁月里,喊着豪情万丈的口号,在胡同文化面前却显得苍白无力。胡同不动声色地将我们这些“革命小将”尽挡在外,打起了太极,兜起了圈圈,其内涵不言而喻。尽管和四姨未能见上面,但这不同寻常的“胡同寻访记”还是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p><p class="ql-block">几年后,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大背景下,我以知识青年的身份到黑龙江农场务农,于是就有了趁回上海探亲多次到北京的机会。</p><p class="ql-block">记得在1973年的冬天,是我第三次到北京,那时正赶上四姨父被新华社派往尼泊尔加德满都当记者站站长。当时国家百废待兴,趁着“乒乓外交”、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契机,正开展积极的务实周边外交,但由于还没有走出文革的怪圈,环境十分恶劣。四姨父作为资深外事记者,能为国家的对外宣传做点工作,无疑是一件十分光荣和高兴的事。</p><p class="ql-block">过几天四姨父就要出发了。晚上,待四姨父下班后,四姨在家里为他准备了一个热烈而又简朴的家庭欢送会。出席者没有外人,只有四姨夫妇及在中学、小学读书的女儿兰兰、玲玲和上幼儿园的琤琤,另外加上我这个上海外甥。</p><p class="ql-block">桌上已经摆上了糕点,还有在当时很是稀罕的巧克力。装巧克力的盘子不大,但是巧克力堆的很高,满满的,巧克力绝对纯正,香气扑鼻,格外诱人,让人馋涎欲滴,朝它看了又看。看得出来,这些美味平时舍不得品尝,只有在特别场合才会上桌。</p><p class="ql-block">这个场面我感到很新鲜,还是第一次见到。因为在过去的那个时代,这种形式是作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而作为批判,是小资情调、修正主义的体现,为了避嫌,一般家庭少有问津。</p><p class="ql-block">女儿兰兰主持了仪式,她很老练,大方得体,看来家里已经不是第一次举办这类活动了。</p><p class="ql-block">四姨首先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然后两位女儿分别发言表示祝贺,就连琤琤也断断续续说了几句,稚气的话语引得大家哈哈大笑。四个人的发言温馨而体贴,舒心且温暖,字里行间都充满了对亲人深深的爱,那些叮嘱、牵挂、思念、祝福的质朴语言在她们嘴里娓娓道出,听了让人特别感动和敬佩。</p><p class="ql-block">我也发了言,尽管很业余,但是很真诚,受到四姨的表扬。记得我的第一句话是:“请允许我代表我的爸爸、妈妈和全家对四姨父的出访表示最热烈祝贺!”</p><p class="ql-block">我看到,四姨父的眼睛顿时一亮。事后,他奖励我巧克力一块。</p><p class="ql-block">四姨父自尼泊尔以后,1984年又被派往美国华盛顿记者站工作多年,四姨也以家属的名义,随四姨父一同前往。她回国送给我儿子欣炜的溜溜球,至今依然成为孩子的美谈。</p><p class="ql-block">2011年6月,我和太太幼骅同赴北京游玩,那也是我和四姨、四姨父的最后一次见面。</p><p class="ql-block">因为参加的是旅游团,一些对导游有利的有偿购物节目必须得参加。完事后,我们放弃了去颐和园参观,直接从那里赶到四姨的家。尽管如此,时间还是有点晚了。一路上,我就盘算着要请四姨和四姨父在饭店吃顿饭。</p><p class="ql-block">四姨的家早已经搬到新华社大院了,那里靠近军事博物馆,交通方便,环境不错,属于二环的中心地段。只是购物点不多,使得我原本就近购买礼物的计划差点不能实现。</p><p class="ql-block">四姨他们住在一楼,进出方便,三间屋子收拾了干干净净,四姨父的墨宝挂在客厅中央,许多书籍堆放在一边,一股书卷气扑面而来。</p><p class="ql-block">我们的到来使两位老人非常高兴,他们已经80多岁了,但身体很健康,生活能够自理,思路也十分清晰。四姨介绍了她积极参加老年合唱训练,排练演出,甚至比赛获奖的好消息。</p><p class="ql-block">四姨父则谈到了由他捐资在江苏武进老家的一所学校以父亲的名义建立学生奖学金的情况。他的义举,得到女儿们的大力支持,很是欣慰。</p><p class="ql-block">不知不觉中,到了饭点,我表示外出到饭店请二老吃一顿饭,没想到四姨和四姨父坚决反对,认为没有这个必要,在机关食堂购菜购饭就可以了。四姨父看我依然坚持不懈的样子,正色道:“客随主便!”这一声力喝,声音不大,力量不小,无疑是四姨父赐予我的忠告和教诲。</p><p class="ql-block">我们在轻松愉快、有说有笑的气氛中享用了在机关食堂买的丰盛午餐。饭后我们又交谈了好大一会儿。</p><p class="ql-block">分别的时刻终于到了,大家依依不舍,四姨和四姨父把我们送出了好远好远。一位骑车路过的阿姨为我们四个人留下了珍贵的合影瞬间。</p><p class="ql-block">2022年5月29日,四姨以95岁的高龄离开了这个世界,和先走一步的四姨父在天上会合了。</p><p class="ql-block">斯人已去,风范尤存。四姨和四姨父远行了,但他们留下的美好依然传颂,他们的音容笑貌将永远留存在我们心间。</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