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校园的革命

毛屯村人

　　我的回忆系列之八

走出校园的革命

(一)

十一月上旬我回到学校，校园里的情况日新月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学校党支部威权不再，除了维持后勤服务的运转，其他方面已失去领导管控能力。教学活动全部停止，师生们进入完全自主参加运动的阶段。官办红卫兵营风雨飘摇，逐步走向解体。大多数同学从里面杀出来，成立自己的组织。全校涌现出大大小小几十个红卫兵组织，如雨后春笋一般。初中部的学生本来在城内老校区，现在纷纷跑到高中部来活动。在校的学生并不多，许多同学外出串连了，早的已回学校，晚的还在途中。串联归来的学生经过政治风暴中心的洗礼，人人立场坚定，斗志昂扬；个个精神焕发，无所畏惧，就像西天取经归来的孙大圣。同学们思想境界高了，想的是反修防修中国革命的大事；视野开阔了，立足菏泽看全省全国；气魄胆识更大了，为保卫毛主席党中央不怕上刀山下火海。这正是毛主席不辞辛苦、多次接见红卫兵所希望的，他要我们做文化大革命冲锋陷阵的天兵天将。

红卫兵是看法相同、观点相近的学生自发成立的群众组织，并没有严格的章程和组织管理。不同学校、不同地域的红卫兵组织虽然有联络，活动上有配合，但并无相互隶属或上下级关系。每天做什么，怎么去做，全靠自己根据运动的大形势、小环境做出判断和抉择。事实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两报一刊的社论、文章是我们的指导思想，每一期都要精心研读，找出方向，跟着上面的要求走，生怕偏离了运动的大方向。北京、济南红卫兵们的行动是我们的榜样，他们干什么，我们就跟着去做。为此要通过各种渠道打探了解外地的信息。还有满天飞的中央首长讲话，大量的传单小报做参考。被大家推举出来当头头的人，像庄道君和我，也都是普通学生，只是参与运动较早，被多数人信赖，才成了代表人物。虽然在一个红卫兵组织里，大家观点认识都比较一致，但是遇到具体问题分歧还是有的，有时还会很激烈。要带领大家思想统一，步调一致，牢牢掌握大方向，决非易事。特别是在文革的大环境里，在运动发生转折的关键时候更加困难。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文化大革命出现明显转折。在运动的广度上，开始由文化教育部门、学校向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漫延，向全社会漫延；由大中城市向小城镇和农村发展，星星之火大有燎原之势。运动之初，主角是学生，活动的范围主要是在学校里。社会上的群众，譬如工人、机关干部、事业单位员工、街道居民等，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知之甚少，关注的不多，感兴趣、愿意参与其中人更是少数，大多数单位都比较平静。红卫兵全国大串联，不但促进了学校的运动，校园里如火如荼；而且搅动了社会上的一池春水，一些单位开始有人活动，仿效学生造反，给领导提意见，贴大字报。在运动的指向即斗争的大方向上，开始从文化教育思想战线批黑帮黑线、批四旧，转到斗争走资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来。在这样的转折关头，党中央不但提出工人、机关干部要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而且指示学生运动要与工农相结合。此时的红卫兵不再满足于批判工作组，对斗争本校的领导人已不感兴趣，各级党政机关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成了运动的对象。红卫兵杀向社会，煽风点火，推动运动成了顺理成章之事，文化大革命走出了校园。

(二)

整合后的“八一八”红卫兵顺应这个转折和潮流，把成员分成小组派到工厂、医院、剧团等单位去，宣传文化革命，支持那里的造反派和单位领导做斗争。在外地串联的同学回来后，纷纷加入“八一八”，陆续又有一些新成员被派出去煽风点火。也有一些单位的造反派主动到学校找我们，要求派人去帮助打开局面。活动较早、去得较多的单位是菏泽县机械配件厂、五金厂、棉花加工厂、粮棉保种场、运输公司，菏泽地区结核防治院、几家剧团、电影公司、建筑公司等。地直几个较大的工厂如菏泽机械厂（后来的柴油机厂）、棉纺织厂、仪表厂、油嘴油泵厂等，运动反而开展得较晚。这与有几个大厂是三线搬迁企业、正在进行基本建设有关。

菏泽县机械配件厂是地方大集体性质的小企业，厂里的工人起来造反较早，负责人是杜长海，厂技术科的技术员，菏泽城里人。杜长海约有二十六七岁，人很精神，说话直来直去，很坦诚，还没有结婚。成员有孟宪科孟宪明兄弟、马魁远、张善德、张耀青等。马魁远上唇留着黑黑的短髭，我们叫他马小胡子，他老家就在北顺城街上。张善德是济南人，不知什么原因来菏泽插队当知青，招工进配件厂当工人，瘦高个子，戴一副白架近视眼镜。张耀青是刚进厂的学徒工。我经常到他们厂里去，和杜长海等人非常熟悉。

五金厂和机械配件厂一样，也是菏泽县的集体企业。五金厂第一个起来造反的是朱明信，他是厂里的电工，大眼，深眼窝，说话声音沙哑。他的家和地委机关在一条街上，只隔一个路口。九月十六日我们去地委静坐，要求工作组回校检讨时，朱明信曾到现场和我们交谈，表示支持。他在厂里造反，拥护者很少，我们多次到五金厂串联支持他。

刚走出校门，就听说菏泽地区结核病防治院有几个人造反，受到领导压制。于是，我们就去防治院串联，调查了解情况，支持他们。最先给院党支部书记宁礼友贴大字报的是何俊杰、冯金鼎和黄爱兰三人。何俊杰是医院放射科的X光师，个子不高，红光满面，乌黑头发油亮，很注意仪表。他一口胶东话，说起来滔滔不绝，表情也很丰富，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印象。冯金鼎大高个，一表人才，也是X光师。黄爱兰是护士，她正在和何俊杰谈恋爱，因此她的政治观点和何是一致的。他们起来批判党支部，受到宁礼友的压制和打击。于东学和张友云到结核防治院去串联，发现何俊杰等人的情况。我们多次派人去，支持他们和宁礼友作斗争。我也去过几次，有一次何俊杰穿着工作服，正在洗片室里洗片子，我们就在X光室里交谈情况。

菏泽地区电影发行公司是一个小单位，但在全文化系统造反较早，带头人是马进坤。马进坤是济南人，皮肤白皙，浓眉大眼，长得很帅。妻子姓赵，也很漂亮，在红旗影院做放映员。夫妻俩是听从组织分配从济南来菏泽工作的，住在影院大银幕墙后边的一间阴暗的房子里，已经有一双儿女。我曾多次去过他们家。

菏泽地区建筑公司是地直较大的单位。建筑工人有拜师学徒的传统，师徒关系受到尊重，因此比较团结。建筑公司的运动起步稍晚，但一旦发动起来，人数多行动一致，对全城影响很大。开始时带头人是郭承阳，骨干成员有孔汉光、吴伯英、马文魁等。郭承阳是巨野人，建筑技校毕业，分配到建筑公司当工人。他聪明能干，在行业的技能比赛中，得过砌墙第一名。

菏泽地委专署机关的干部出来表态支持群众造反较晚，大约到了十一月底和十二月初，才有人敢公开活动。比较知名的有徐希亮、姬传奎、张金城等。徐希亮，梁山人，一九六五年大学毕业分配到菏泽专署人事局工作。徐个子不高，大脸，思路清晰，口才不错。他年轻，参加工作时间不长，在机关没有错综复杂的关系和恩怨，起来造反没有包袱。姬传奎也是人事局的干部，瘦高个，很有活动能力。张金城在专署办公室工作。

菏泽县运输公司搬运工人李跃顺也是我们联络支持的对象。他黑红脸膛，体格健壮，说话急促但不很流利。还有地区人民医院的锅炉工李银海、菏泽县职工夜校教师贾其建、菏泽棉纺织厂学校教师张海伦等，都是这些单位起来参加运动较早的人。

走出校园去参加社会上运动的不只是我们“八一八”，菏泽一中的其他红卫兵组织都在走与工农结合的路子。菏泽驻城的其他学校如二中、师范、农校、粮食学校、供销学校等，都有学生到校外的单位串联，宣传发动，支持和帮助那里的运动。

(三)

进入一九六六年的十二月，在全国形势的影响下，菏泽地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已普遍开展起来。群众消除了顾虑，纷纷起来揭发单位领导班子和主要负责人，批判他们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各个单位都自发成立了群众组织，名字五花八门，但都有鲜明的革命色彩。大一点的单位会有几个组织，人数多少不一。在对待本单位当权派的态度上，它们可能意见不一致，但都自称是革命造反派，是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在日益高涨的运动洪流冲击下，各级党委、支部逐步退却，渐渐失去控制，负责人沦为斗争对象。

此时，各群众组织之间的相互配合和协调提上议事日程。首先是菏泽一中红卫兵组织间的整合。我们保留小组织名称，例如“小红军”、“阿芙乐尔”、“杀杀杀”等，同时加强联合协调，作为一个整体在社会上活动。到一九六七年“一二五”夺权前，除了任孔闪、宋恒龙的“中华火炬”外，一中内几乎所有的红卫兵组织都联合成了一大派，即“八一八”派。其次与其他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协商，成立菏泽地区红卫兵革命造反联络站，统一组织、协调地直红卫兵的行动。“八一八”内部做了一些分工，我带几个同学到联络站去工作，以与其他学校和单位联络、协调为主；庄道君以学校和社会面上的事情为主。

十一月下旬，我们在山大串连红卫兵的指导下，筹办菏泽地区红卫兵联络站成立事宜。十二月三日，“山东省红卫兵革命造反联络总站菏泽联络站筹备委员会”发布通告，正式成立。省红卫兵联络总站是以“山东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为主的全省性的组织，菏泽筹委会是它的成员。但是，红卫兵联络站不是一个紧密的大一统的群众组织实体，它只是各单位之间互通信息、协调步调和行动的机构，是松散的群众组织联合体。各学校的红卫兵组织依然存在，仍然使用自己的名字，有各自的领导班子负责。联络站以菏泽一中“八一八”为主，我是“八一八”派出的驻站代表，其他学校都派了代表或联络员。菏泽二中的代表是“红旗公社”的蒋万印，后来换成杨鹤仙，菏泽师范是赵殿举，菏泽农校是刘某祥，菏泽卫校是张某云，还有几位已记不清名字。联络站的工作主要由我来负责。

联络站的办公地点选定在菏泽地专招待所。那时地委专署只有一个招待所，在道碑街南边，有一个不大的单面楼和两排平房，是供上级和下级机关干部开会和出差使用的。招待所有宿舍、伙房、会议室，正好能满足联络站的需求。我和几个同学到招待所找到所长王广智，说明我们的要求。王广智是一位瘦高子、声音沙哑的中年人，朴实而精干。他没有直接拒绝我们，说这是个大事，他作不了主，需要请示地委办公室。我说：你愿意请示你就请示去吧！反正我们来了就不走啦！联络站从今天起开始办公。我们在西边小楼的二楼要了几间客房，办公住宿兼用，会议室根据需要随用随开，吃饭暂时打条子。后来我们挂上了联络站的牌子，刻制了公章，又让所里按了一部电话，方便联系。王广智所长没再向我们说起他请示的结果，从他越来越配合和友好的态度看，他的请示得到了领导的批准。后来他也没再向我们要店钱和饭钱，要也没有，我们没钱给他。

联络站的日常工作是接待。每天都有很多人来，有反映本单位情况的，希望我们给予指导；有要求派人去参加他们的活动，给予帮助支持的；也有人来了解运动发展形势，打探全国全省的信息。大家把联络站当成菏泽地区文化革命的中心，当成运动的大本营，当成他们的坚强后盾。名字叫红卫兵联络站，实际上学校来的人较少，大部分都是其他行业单位的。随着社会上运动的不断扩大和深入，联络站的工作量越来越大，只好增加人员，设立专门的接待站，由张友云负责，接待员有刘玉英、张彩凤等同学。

不只是驻城单位，各县的群众组织如鄄城一中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郓城一中的“淮海”红卫兵等，也都开始与联络站联系。有一天，鄄城一中“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突然派人到联络站来找我，说他们把鄄城县长王玉德揪到菏泽来了，现正在十五旅社里，要我去见见王玉德，帮助做做他的工作。王玉德是鄄城县赢得“平原绿化先进县”的功臣，全国人大代表，是我的同学王传新的父亲。我去了十五旅社，见到了王玉德。作为县长，他显得朴实，平易近人，架子放得很低，一再说他拥护毛主席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自己有很多错误，欢迎同学们批评。临走时王还对我说：欢迎到鄄城来指导县里的运动。

红卫兵联络站成立不久，其他系统也都要求建立协调机构，加强联络配合。不久，工人、文艺、教工等革命造反联络站都组织起来了。工业系统先成立了两个联络站，一个是菏泽地区工人革命造反联络站，以郭承阳为首，由地直工业企业的群众组织参加；另一个是菏泽县工人革命造反联络站，以杜长海、朱明信为首，由县属企业的群众组织参加。他们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只是企业的隶属关系不同。文艺系统的联络站由马进坤领头，主要是各个剧团的群众组织在活动。还有学校教职工组织的教工联络站，菏泽城四关厢的农民成立的贫下中农革命造反联络站等。到了十二月底和一九六七年一月初，中央号召革命派要联合起来，这些不同行业和系统的联络站经过酝酿协商，成立了菏泽地区革命造反联络总站，把城里的造反派都组织在一起，集结在一面大旗下，我和庄道君、郭承阳、杜长海、徐希亮、姬传奎、马进坤、聂梦笔等是负责人。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除了我们这些当地的组织，那时还有两支外来的队伍活跃在运动的第一线。一支是京济串联队，这是济南几所大学来菏泽串联的学生组织的，主要成员有山东大学历史系田素豪，外语系申玉磊，山医临床医学系刘勇，山师刘家起、田广欣等，都是菏泽籍的。另一支是省劳动厅劳动技校七一小组，负责人是王洪才。他们关心家乡的运动，轮流驻扎在菏泽，宣传北京、济南运动情况，帮助指导我们的活动，为推动菏泽运动的发展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