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富满莒沂边

我的父亲

文/王学富

几年了，几次想写一写我的父亲，却不知该从哪里下笔。父亲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与庄稼地打了一辈子交道，没有什么值得夸耀，更没有与普通人不一样的事迹，但是把父亲如实记录下来，一直萦绕在心头，挥之不去。今日又一次拾起笔来，那就从他出生的年月说起吧。

父亲生于一九三六年农历二月初五，那时家里有：他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大娘和姐姐。一家七口人，靠着十几亩薄地维持生计，生活虽不富裕，但还说得过去。父亲出生时，大爷已去世，撇下大娘母女。因为大爷大娘没有儿子，所以他就出嗣给了大娘。虽然都在一个家里生活，但他的饮食起居全由大娘负责，并叫她娘了，自己的亲生父母改则叫叔、婶子了。后来，他的父母又生育过一男一女，但男丁夭折，幼女连饿带病死在跟母亲去要饭的高密。再后来，二十多岁的姐姐还没出嫁，因亲眼目睹打死地主的血腥场面受了刺激，一病不起，不久离开了人世。所以，父亲就成了老兄弟两家共同守着的一根独苗，他也承担起了“双祧”的责任。

我刚记事的时候，父亲是个羊倌，但羊群并不是大队里的，也不是生产队里的，而是社员一家一户凑起来的。当时全庄共有三四群羊，一群大约有七八十只，大队派人负责统一放羊。早上各家各户把羊送到羊场子集合，傍晚回来从村东头到村西头，把羊送到各家的胡同里，它自己就回家了。当羊倌出去就是一天，风里来雨里去，还要懂一些接崽、看病的常识，时时刻刻不能大意。因为，那既是一家一户的“银行”，也是攒粪挣工分的“劳力”，不能出任何差错。到了秋天，山上的草都已结籽，秋收过后地里还有一些散落的秸秆、粮食，也是一年中羊群吃食最丰盛，也最上膘的季节。临近傍晚，把吃饱喝足的羊群圈在秋收倒出来的闲地里“卧地”，等它尿等它拉，以肥养地，等待来年有个好收成。等羊排泄得差不多了，再把它一个个送回家，很多人家已经吹灯睡觉了。

父亲为什么当羊倌，我没有问过，他也没有说过，我想可能与他祖父的影响有关吧。父亲是否见过他的祖父，我无从得知。只记得父亲说过，他爷爷当了一辈子羊倌，放了一辈子羊。父亲说，家谱上他爷爷的名字叫王孝中，大爷叫王光星，父亲叫王光辰。家谱上曾经记着，大爷叫王光日、父亲叫王光月，后来改成了“星、辰”。父亲的父亲，也就是我爷爷，一九六一年去世后，生产队花名册上“王光臣”一直是我家户主，几年以后才改成了我父亲的名字。

父亲识不识字我不知道，反正我没见他看过带字任何的东西，当然他自己的名字还是认识的。好多年以后，我已在县城工作，一次在剧院礼堂看文艺演出，遇到县农委郭淑钦主任夫人。因为邻座，又是一个院住的邻居，攀谈中得知还是同乡，话题自然多了起来。她问我父亲叫什么，我说叫王吉全。她说我知道，上学的时候我教过她。这是我第一次听说父亲上过学，当过学生。高老师是富官庄镇高家石岭村人，后来知道叫高庆芝。记得很久以前，在我家一直用着的、我老奶奶留下来的菜橱抽屉里，见过父亲的一张选民证，上面的名字写着“王吉亭”。父亲以前叫过这个名字，奶奶说“亭”与他早逝的姐姐重名才改了的。我查过资料，沂水县“文革”前最晚的一次选民登记是一九六三年。这就是说，父亲是一九六三年以后跟着高老师上的学，那时他二十七八岁了，所以他上的或许是扫盲夜校一类的学。高老师年龄比父亲也大不了多少，甚至还小几岁。

父亲在生产队干活很卖力气，扶犁耕耙也是把好手。我的记忆里，好多年里，生产队春耕秋种的地方几乎都是父亲一人耕的，地瓜垄也都是父亲扶的。扶犁耕地，看似是个轻生，但却是个技术活，一般人干不了。犁深了 牲口拉不动，犁浅了，庄稼扎不下根去。耙地要看墒情，什么时候耙，耙几遍，要因地而宜。还要了解牲口的脾性，会使唤它，使得动它。父亲又是个守规矩的人，不会偷懒，队里用着放心，工期、质量不用担心，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的。我曾给他打过多次下手，父子搭档了好几年，在他的指导下，我也学会了犁地、耙地、使唤牲口，干出来的活比他差不了多少。

记不得是哪一年，父亲不再放羊了。为什么不放了，我不知道原因。我想可能是与家里人口多了，放羊又挣不了一个整劳力的工分，还得整天泥在羊群上，家里事情还顾不上，这才回到生产队的。生产队的活虽然不轻松，但一天能挣十分工，自留地、菜园也有时间管理。我家最多到了九口人，是全队少有的欠款户，父亲的压力可想而知。为了多挣一点工分，他把生产队割草喂驴的活争取到手，一天抽空割两筐青草，只是为了多挣三分工。养母猪，不仅能多攒粪挣工分，卖猪崽还可以赚一点补贴家用，所以我家好多年一直养母猪。“人七劳三”分配政策，家里人口多，分的粮食、地瓜干、秸秆也多，粗饲料没有什么问题，只是想办法弄点精饲料就行了。父亲精打细算，把家里值钱的东西变卖一点，求亲告友借一点，买上一些豆饼或者大豆做精饲料，等小猪换成钱了再还给人家。喂母猪，推碾倒磨，加工猪食，喂猪垫栏，活也多了，父亲除了吃饭、睡觉，几乎没有闲着的时候。一窝十个左右的小猪崽，顺顺利利地出生，健健康康地长大，苦一点累一点，父亲也高兴。如果一窝只下仨俩，或者提前产仔，或者管理没跟上，猪崽就会受损失。满怀希望等了几个月，到头来几乎化为泡影，父亲好几天提不起精神来。

父亲出过两次夫。一次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期，家乡划归安丘县，父亲与大队里的一众青壮年，到安丘县城西边的牟山去修水库。那时他二十出头，是他第一次出远门。推车打夯都是力气活，吃的又不好，白天轰轰烈烈，晚上还要挑灯夜战，他从没有说过苦，也没有说过累。我只听他说，安丘县城西有一个牟山，他在那里修过牟山水库。这几年，我曾经查阅过牟山水库的有关资料，有意去牟山一看，但一直未能成行。第二次出夫，是修建本公社的官（庄）何（家庄子）公路，住在下谭家沟，一个冬天完成路基。第二年秋天，我去了公社基建营接着干，又过了一年就通车了。

父亲一生普普通通，默默无闻，唯一一次当“干部”，是干了不到一年的副队长。我们生产队班子一直很稳定。不像有的队，春天组阁，秋收结束就瘫痪了，来年“重打锣鼓另开戏”。有一年，当了多年的副队长“撂挑子”，死活不干了，父亲被稀里糊涂地选上了。明知副队长不是好差事，但又推不掉，也只能“上套”了。重活累活，父亲带头，人家不愿干的，副队长别无选择；办事凭良心，无私就无畏，也别指望别人说你好。但得罪人的事，想脱也脱不了。一年秋末，生产队分下窖子的鲜地瓜，等分完天就黑了。分的时候一份不少，但拿的时候，有一户的地瓜却怎么也找不到了。会不会是天黑，谁家拿错了？查了半天，没人回应，于是大家一致判断：肯定有人浑水摸鱼拿走了。无缘无故少了东西，还是几百斤地瓜，这种事情队里从来没有发生过。鲜地瓜是留下的冬天吃食，只有放到地瓜窖里，到不了别的地方。队委们决定挨家挨户查，因为那份地瓜里，有一个特别大的、独一无二的大地瓜，很好辨认。凡是那天参加刨地瓜、分地瓜的社员，每个人都见过它，没有一个人不认得它。说查就查，可下地瓜窖子的差事别人是不会干的，只有当副队长的父亲了。查了没几户，那个大地瓜就找到了，大家终于松了一口气，但是父亲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虽然是秉公办事，但却是他亲手将那家男人剥了个“精光”，丢在光天化日之下。家里人也埋怨，给人“当枪使”，里外不赚人。挨到年底，也撂挑子不干了。

家里人丁不旺，人又老实，祖辈父辈受人欺负。父亲既无兄弟，也无无姐妹，更觉得势单力薄，所以多几个生儿子，是他非常迫切的愿望，可事情并不尽如人意。有了我一个男丁之后，母亲连续生了四个女儿。有一年，亲戚家闺女未婚先孕，在我家诞下一个男孩，奶奶和父亲都希望留下，父亲还抱着刚出生的婴儿到邻村找人挑了还几次“风”。有缺男孩的人家，三番五次上门要抱养，奶奶心一软就送人了。相信风水的父亲，请人看宅基，改大门口，修影壁墙，期望地脉有所改观。也许是精诚所至，也许是地脉有灵，母亲又连续生了两个男孩，可惜一个夭折，另一个就是我现在的弟弟。

我从记事起，逢年过节添土上坟，父亲都领着我，还给我讲一些老一辈的事情。西老林里，这个坟头是哪个老祖，哪个又是谁？西洼支林里，这通碑上写着谁，那个坟子又是谁？但由于年龄小，见了阴森森的墓地都绕着走，进了坟地更害怕，对老祖宗的事根本不感兴趣。“文革”期间，大队要在我们支林上造地，整大寨田，父亲一人把两辈老人的遗骨挖出来，迁到了西岭我家的墓地里，与我大爷爷、爷爷，还有姑姑埋在了一起。父亲去埋那些遗骨时，把我也叫去了，还跟我说过什么。我却不敢近前，没给他帮上什么忙。两个奶奶去世了，分别与大爷爷、爷爷合葬，父亲去世后也埋在了那里。逢年过节，与弟弟去给他以及那些老人上坟烧纸，每每都说起这些往事，但每次都会猜测，父亲当年埋下的两个坟头，一个是我的曾祖父母，一个是高祖父母，只是具体哪一个是谁，已经无法确定了。

父亲没有兄弟姐妹，家里家外的一些大事，都跟我祖母商量，帮他出主意；一些要买要卖的大事项，都是他姑家表兄帮他，甚至亲自去办。两家离得近，白天没空，父亲就晚上去，深更半才夜回来。两家表兄弟，就像是亲兄弟一样。到了我这一辈表兄弟，还常有来往。

父亲重男轻女，但对我这个长子却并不溺爱。从我上小学起，星期天、节假日就让我跟生产队干农活。六七岁的小孩，从给地瓜苗浇水、拾麦穗干起。父亲大字识不了几个，不懂得什么大道理，也没有跟我讲过。让我干农活，并非只是为了挣二分工，是在给我灌输“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一种意识。我一天天长大，农活由轻到重，由简单到复杂，推车挑担，耕耙割收，坡里场上，各种农活我都学，也愿意干。父亲眼里都是鼓励，生怕我干不好。等我评上十分工，比同龄人提前成了整劳力，父亲虽然不动声色，但却难掩内心的喜悦。

“千万别当睁眼瞎”，这是父亲常说的一句话。父亲深知不识字的苦处，所以不论家里多么难，都一直供我读书。家里人口多，只他一个劳动力，一年决算下来，最多时要欠队里一百多元口粮钱。一百多元，今天只是一顿饭钱，但那个年代却是一笔巨款。欠款可以缓一缓，但是听着“吃着别人挣的”闲话，看着人家的脸色，他的心情别人是体会不到的。沉重的负担压在肩头，父亲晚上睡不好觉，半夜三更爬起来，一袋又一袋地吸着旱烟。在家庭最困难的情况下，父亲也没有动过让我下学的念头。初中毕业了，我学习成绩也还不错，大队里有意让我在村小学当代课老师。代课老师，是很多人羡慕的职业，风刮不着雨淋不着，一样挣工分，也能减轻他的负担，可他却为去我争取上高中的名额。好在我还争气，多上了几年学，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父亲不善言谈，和我也很少说话。我不调皮，从小就比较老实、听话，但也有犯错的时候。在学校犯错了，父亲就让跟他下地干活惩罚我。一个夏天，父亲得知我在学校犯错了，中午吃饭的时候说，学不好好上就不上了，下午跟我干活去吧。我心里极不情愿，但又不敢反抗，只好乖乖地跟着他到“大井”的玉米地里锄草去了，太阳落山了才回家。虽然我没有口头承认错误，但是态度还算老实，第二天又让我去上学去了。

父亲一辈子生活在庄户地里，外出的机会并不多。去过安丘牟山，去过沂水县城，去过临沂，最远到过曲阜。我在泗水工作的第二年冬天，父亲去看我，我和同学郭兴明陪他去曲阜参观了孔庙孔府。我给他在大成殿等地方拍了几张照片，那应该是他第一次照相。那几张照片，家里人把它放在相框里，经年日久，保管不善，早就找不到了。

父亲一九九七年二月二十九日去世，享年六十二岁。他一生俭朴，不喝酒，不喝茶，唯一的嗜好就是抽烟。父亲一生，敬奉两个老母，抚养五个子女成人，操劳忙碌，无怨无悔。父亲一生，没有做过惊天动地的大事，没有什么值得歌颂的，但在我心里，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父亲。

2021年12月21日（冬至）于沂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