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故渝中》史志掠影——旧名拾遗

重庆美友会—李云飞

　　人们对于那些经过时间流淌的称谓，往往保留深刻的感情，巴和渝就是这样，它们曾经都是重庆历史文化的代表和象征，而在历史的长河中，重庆母城之域的称谓还远不止于此，江州、恭州、楚州、垫江…

思君不见下渝州

重庆母城早期的名字，多与巴相关，后期影响力比较大的，主要有渝州、恭州，和沿用至今的重庆，不同时期的诗文也可以看出这些印记。

苏轼去世的第二年，重庆母城就改叫恭州，而他生前，曾留下《渝州寄王道矩》：

曾闻五月到渝州，水拍长亭砌下流。

唯有梦魂长缭绕，共论唐史更绸缪。

舟经故国岁时改，霜落寒江波浪收。

归梦不成冬夜永，厌闻船上报更筹。

是年，苏东坡冬夜舟经故国（古城渝州），想起了曾经五月夏日到渝州，水拍长亭台阶流水喧哗的场景，和友人王道矩一起情意殷切地畅论盛唐，不禁感慨万千，如今“故国”已不再是“水拍长亭砌下流”的夏日，而是“霜落寒江波浪收”的严冬。诗中的“故国”“归梦”一语双关，“故国”既指渝州，也可能指前代盛唐。

南宋淳熙三年（1176年），范成大离开成都赴京（临安），路经重庆母城，写了一首诗《恭州夜泊》：

草山硗确强田畴，村落熙然栗豆秋。

翠竹江村非锦里，青溪夜月已渝州。

小楼高下依盘石，弱缆西东战急流。

入峡初程风物异，布裙跣妇总垂瘤。

　　此时母城已是恭州，但文中渝州还是被提及，只是在范成大眼中，成渝差异甚大。清人张之洞的《重庆府》，既是诗，也是史，其中既有山川地理形势的描述，也有历史沿革的总结：

江与孙水会汉嘉，南下叙州会金沙。

泸州南会黔泸水，都邑逐渐成繁华。

重庆北会西汉水，壮盛灏溔遂无涯。

楚加不羹陵中国，秦并六王成一家。

名城危踞层岩上，鹰瞵鸮视雄三巴。

巴人能文兼好武，深山今已无长蛇。

唐人分镇昧形势，梓州亦建东川牙。

吴画嘉陵不画入江处，丹青虽妙奚足夸。

荆湖东控辟门户，子午北向通幽遐。

东风连樯来估舶，春云披野蕃桑麻。

橘官盐井并充阜，万机织绵翻朝霞。

清歌巴曲教渝舞，夜夜醉看巴江花。

这些流传下来的诗文，很多出于名家之手，从中可以拼凑出母城称谓的渊源。

众说纷纭的重庆得名

《宋史·卷三十六》记载：八月甲午，升恭州为重庆府。那一年是淳熙十六年，宋光宗即位，重庆之名，从此由来。之前为恭州，为何再名重庆？我们不得而知。如此谜团，吸引了众多历史学家的探索。

比较主流的一种说法是“双重喜庆”，意思是宋光宗先封恭王，旋即受禅登基，有双重喜庆的意味，“重庆”之名由此而来。

但很快，有学者推论此说有显而易见的漏洞。《宋史》记载，宋光宗1162年封恭王，1171年确立皇太子，1189年受禅登基，三者相差甚远，何来好事重至的喜庆感？

但宋代确有“潜藩升府”的惯例，即皇帝把自己当皇子时赐封的州升级为府，光宗曾封恭王，所以升恭州为重庆府，但很多皇帝都是把自己的即位年号用在潜藩升府改名上，可见重庆是个例外。

　　后有学者认真求索“重庆”一词，对其本意进行溯源，认为“重庆”一词本有“祖父母与父母俱存”之意，可延伸为“三世同堂”或“四世同堂”。

光宗为皇太子，住在东宫时，范成大曾有两首《东宫寿诗》：

其一：甲观秋弥月，前星蚤丽天。

君亲重庆日，家国中兴年。

其二：有赫题期盛，无疆嗣历昌。

中兴归濬哲，重庆启元良。

如今求解重庆之名来源，难免有枉揣“圣意”的嫌疑，但无论如何，重庆之名，已沿用了八百余年。

历来重要地

早在巴郡时期，北周明帝武成三年（561年）改垫江为巴县，并将枳县并入，此时巴县正式得名，巴县治所虽有变化，但主要还是在渝中半岛之内。

这块热土的归属和称谓，后来慢慢变得热闹起来，巴县不仅历来是郡、州、府（路）治所在，元、明、清三代还有道治，都驻巴县城，可以说，渝中半岛长期处于多级管理模式之下。

前文已述，宋恭州改为重庆府。重庆府署，民国《巴县志。建置·治城》载：“《王志》：在太平门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重庆知府书敏依地势改建府署，以金碧山为坐山，面向南岸，前横白象街，变为东向。1913年撤销府制，原府署并所属行台、经历署作官产拍卖，重庆商会承购，辟为商业场。

从元初开始各行省设道，四川南道设重庆路；明代四川布政使司上川东道设重庆府；清初下川东道设重庆府。康熙八年（1669年），上、下川东道合并统称川东兵备道，兵备都是分巡道兼任，川东道设重庆府。

关于川东道署的具体位置，民国《巴县志·建置·治城》：“《王志》：＇在府城座庙左。”辛亥蜀军政权成立后，改道署为行政部。民国二年废五道宣慰使改观察使，继改道尹。其后道尹废除辟为第一模范市场。”

巴县治所定于半岛之后，一直无迁徙之说。1913年，北洋政府为了削弱地方势力，废省改道，废府、州、厅，由道辖县，重庆府暂时结束。巴县于是属川东道，后改名东川道。1939年，重庆定为特别市，巴县治所迁出市区，原址废为街，后保存巴县衙门街名。其间，重庆府的称谓短暂地在历史上消失，导致民国初期的地图出现了多个版本，有将重庆名字保持的，也有直接用巴县代替重庆的。

“巴”字久流传

溯源开来，巴的底蕴更深，含义更广，巴族曾经迁徙定居在这里，巴国建立在此处，这里长期是巴郡，历史上的重庆有“三巴之地”的称谓。在今天的渝中区较场口一带，还有清晰的“三巴重镇”摩崖石刻。 当然我们与巴的另一重联系来自于巴蔓子墓。巴蔓子墓数千年来一直得到重庆人民和当局的重视，不断维护修补，一代代保存至今。向楚在编撰《巴县志》时，对巴蔓子墓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一统志》云：（墓）在巴县西通远门内。《王志》云：治西通远门内。雍正年间，郡守张光鳞修立碑表，之后废，乾隆二年县民周尚义捐修，砌以石，墓在莲花池侧，民国十一年重修，俗呼“将军坟＇。”1922年还有一次规模较大的重修，就是今时所见将军坟的模样，时四川军阀但懋辛所为，并题“东周巴将军蔓子之墓”。后自1927年开始，城内开始修建马路，“将军坟”所在之处地势低洼，马路须要填高，马路便修在巴蔓子墓两米旁。而对于巴的求索，除了各个版本《巴县志》和流落在外地的《巴县档案》［以外，还有一处文化遗产是例证，那就是巴县衙门。如今的巴县衙门已经拆除殆尽，唯一留下的有衙神祠这一局部建筑。如果要探究巴县衙门的建筑形态，只能从清末留下的几张舆图和文献中去发现。王尔鉴版《巴县志》记载：巴县署“在府治右，依山东向，明末毁于兵。康熙六年，知县张楠重修。头门三间，仪门五间，左右角门三间，科房十八间；大堂三间，卷棚三间；二堂三间，两厢房六间，左厅四间，对厅三间；三堂五间，两厢房四间，西书房上下八间，厨房五间”。可见，早期建筑规模还是颇为壮观。乾隆十六年（1751年），知县王尔鉴于巴县衙门左山上，建“望江书屋”五间，后世传阅的《巴县志》，王尔鉴可能就是写自此处。

以上文章选自何智亚主编《寻故渝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