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特殊钢厂．那年我17岁

歌乐听涛

前天过父亲节，很多想念父亲的文章，我心里很复杂，我对爸爸没有爱，没有感恩，只有恨……

小时候，大人们总是对我讲，爸爸是顶梁柱不能倒，要让他吃好，穿好，耍好，否则，你和妈妈早就被饿死了。

因此，我每天有做不完的事，嘉陵江边去担水，上街去捡猪草，收潲水。因此，我不能吃好的，穿好的，还要遭受爸爸撵着我臭骂。



我十七岁了，体重才七十来斤，身高才一米三几。

1971年是我最凄惨的一年，残暴的父亲对我的折磨，达到了疯狂的地步。

每天很早我就被骂出家门，背上背兜去爬垃圾堆，钻渣滓坑，捡回烂菜喂猪。我家三口人，养着三头猪，爸爸工伤在家，整天不做一点事，总是对我骂个不停，说我这也没做好，那也做不成。

“十七岁了，旧社会当爸爸了，捡猪草要半天，担潲水又要半天，光晓得胀饭做不来事。老子不看是王家的独苗苗，早把你捶死喂狗了。”

他恨不得我像头牛承受更繁重的事。我虽然十七岁了，弱小的我又能做些什么呢，那只大背兜能装下三个同样的我。

担着那沉重的潲水桶，人家都说我三爷子一样长，因为我和那两只潲水桶差不多高，挑得我的腿直打闪闪，卖潲水的老太婆最可怜我：“哎，这么丁丁点大，就撵出来收潲水，妈妈爸爸不知怎么想的，黄皮寡肉，圧狠了啷个长高哟！”

那个年代的老一代真的有点儿坏，都吹嘘对自己的娃儿打得狠，说是黄金棍子出好人。我爸爸更是变本加厉，只要我和其他娃儿有了矛盾，不管对与错，就是一阵痛骂饱打。看着我既不长高又不长肉，做事慢吞吞的，恨得脸红筋胀，那张嘴简直就是放在我的耳朵边，不停的唠叨啊唠叨，哪怕是晚上他睡着了，都还在叽里呱啦的唠叨。

白天是那么的劳累，晚上又唠叨得我睡不好觉，我的身心受到了严重的摧残。整天，我一身好痛，没有一丁点儿力气；整天，我神志恍惚，好像是在梦中，只是机械地去完成爸爸那一项接一项的指令。

我狠狠地揪自己，虽然还能感到痛，但是，我已清楚地认识到自己要痴呆，我的生理身体停留在十岁，不能生长，无法生长！

别指望妈妈能保护我，毕竟她是后妈，她只能做到不打我不骂我，因为她害怕人家说她是坏后妈。

其实妈妈有肺病，多做点事就要吐血，她也不敢招惹爸爸，爸爸打我，她假装看不见，或者假装做其他的事情。这也是亲妈和后妈的巨大差别，不是自己身上掉下的肉，不晓得痛。

真想不通爸爸为什么折磨我，我的承受能力已经达到了极限，感到了绝望，想到了自杀。

所幸的是1971年底，爸爸退休了，我要顶班当工人了。

在一个大雾的早晨，我背上铺盖卷，来到了重庆特殊钢厂劳资处。

劳资处长一看到我就坚决地说：“不收！”

怎能不收，体检过了，户口下了，今天报到，爸爸心里好高兴喽，人家的孩子撵到乡下当农民，自己的儿子当上了工人，进了天堂。

劳资处长的断然否定打得爸爸晕头转向，又是求情又是吵闹都无济于事。一个中年女干事甚至还挖苦地说：“这么点点大，晚上是不是还要派人给他厮尿哟？”

另一个男干事把我拉到门边，用尺子量后对爸爸说：“老师傅，我给他抛了很多，才1.42米，这也要比招收标准矮三公分哪，的确不好办哪。”

为了增加我的身高和体重，我已经穿了一双很大的劳保皮鞋，里面垫了很厚的鞋垫。

事到如今爸爸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一个看上去顶多十岁的小孩，小手小脚一把嫩骨头，呆头呆脑不说一句话，有哪一个会相信已经满了十七岁？

父亲急得团团转，八方找人说情，劳资处长总是板起张脸：“不收，不收，坚决不收！”

爸爸气惨了，只能找我出气：“你这个瘟丧，开句腔嘛，别人真的以为你是哈子（傻瓜）啊。白胀了十多年的干饭，信不信老子捶死你？”

的确，我痴呆了，只是稀里糊涂地跟着爸爸走，当不当工人与我无关，我的大脑一片苍白，没有思维，仅仅是一具能走动的活尸！

劳资处下错了一步棋，那就是过早地派人下了我的户口。派 出 所不同意再上户口，并且给我们出主意：“把户口甩给他们，看他们怎么办，没有粮票找他们要。”

我的户口重新送回了劳资处，劳务为难了，收下我违背政策，不收，户口又怎么办？

在这个时候，爸爸退休的那个车间领导说了：“劳资处不收，我们收！娃娃还要长的嘛。”

1972年1月20日，我进了重庆特殊钢厂，来到利废车间钳工组，的确太矮了，最矮的钳台脚下都要垫十块公分的木板。

不要怀疑我是不是爸爸亲生的，我现在的样子就是他的样子。

肩上终于没有沉重的担子，背上终于没有沉重的背篼，每月工资只有十八块五，爸爸不帮助一分钱，吃穿住行都靠它，在这样缺少营养的条件下，我也迅速长高。

就在这一年，我长高了十多公分，达到了1.55米，也就是我现在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