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与军事学院的不解之谜

至简

刘伯承用标准的军人姿态，正步走到军旗前面，先跪下一条腿，双手捧着军旗的下角，吻了一下，然后站起身来，接过军旗致答词。 他说： “我接受了我们军事学院的战斗旗帜之后，让我在您面前，向我们中央人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提出保证：我们全院人员将永远保持这面尊严的富有光荣的斗争历史传统的旗帜，作为我们军人的英勇与荣誉的象征。”“军事委员会给予军事学院的任务，是在人民解放军现在素质及军事思想的基础上，训练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忠实于中央人民政府及人民事业，能熟悉与指挥现代各技术兵种并组织其协同动作，同时熟悉参谋勤务与通信联络，以准备与美帝为首的侵略集团作战的指挥人员。我在此向您提出保证：我们刚成立的军事学院的学员、教员、政治人员、行政人员，一定能团结努力，发扬高度的组织性，为如期完成这一光荣任务而斗争。”

刘伯承是人民军队的缔造者之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家，开国元帅。作为一位军事家，其战略眼光不仅表现在战场上，也表现在对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高瞻远瞩上。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他都热心于兴教办学，提倡尊师重道，爱护知识分子，并为此奋斗一生，为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重大贡献。

“还是让我去办学校吧！”

1950年7月中央军委为适应现代战争需要，同时也为了满足抗美援朝前线的急需，决定新建改建一批正规军事院校，训练高级干部的综合性陆军大学位列首位。刘伯承获悉此消息后，心中便萌生了创办军事院校的想法。就在这之前，有人向他透露，党中央准备调他进京，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一职。面对一边是高官显位，一边是白手起家，刘伯承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他在给党中央的信中写到：“要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最难的是干部培养，而培养干部最难的又是高级干部的培养。我愿意辞去在西南担任的一切行政长官的职务，去办一所军事学校。战争已经结束了，我年龄这么大了，还是让我去办学校吧！”

刘伯承这种不居功自傲、不图谋高位、不贪图安逸，一心为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事业鞠躬尽瘁的高尚品质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肯定，而其深厚的军事素养和丰富的办学经验、教学经验，成为创办陆军大学的不二人选，于是党中央批准了刘伯承的请求。10月底，刘伯承离开重庆奔赴北京筹建陆军大学。其间他勘察校址，和筹委会的同志共同研究拟制了《关于创办军事学院的意见书》，校名和校址按他的建议，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暂设南京。11月21日，刘伯承乘火车连夜赶赴南京，开始了紧张的建校和教学准备工作，仅仅用了48天时间就完成了各项筹备工作。1951年1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成立典礼在南京举行，陈毅代表中央军委授旗。在授旗仪式上，刘伯承单膝跪地，双手捧起军旗下角，低头吻了一下，然后起身接过军旗。至此，新中国最高军事学府宣告诞生，标志着人民解放军开启了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

“尊师重道，教学相长”

刘伯承常说，做好军事训练工作不仅需要周密的计划、高质量的教材，还需要一支精通业务的高水平的教员队伍，就如同办剧团要有名角，开医院要有名医一样。他把这三者称作是学院教育训练工作的三要素。军事学院成立之初，以原华东军大和华北军大部分干部、教员为骨干，以从地方院校招聘的一定数量的知识分子，以及从旧军官中筛选出一批政治表现好、有较高文化水平和军事学术素养的人员为基础，初步组建了一支教员队伍。

由于特定历史条件的限制，给从军队干部中选拔调用教员带来了很大困难，尤其是军事教员情况尤为突出，最初任教的军事教员中旧军官的比例占94.3%。面对打败仗的教打胜仗的，加上旧军官教员自身存在的问题，有些学员尤其是军师级以上的老干部学员，思想上抵触，行动上不尊重，甚至当面顶撞教员。针对初期旧军官教员与学员之间的矛盾，刘伯承深知解决不好必将影响学院的正常教学秩序和训练任务的完成。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这些旧军官出身的教员，经过思想改造有的已经转变了立场，有的正在转变。利用他们的学术专长，对于加强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是有益处的。他还经常深入到学员中间讲政策、举事例，教育大家要正确对待旧军官教员，从思想上扭转“打败仗的教打胜仗的”的错误认识，使“尊师重道”深入人心。

为提高教学质量和学习成效，解决教学两方面的工作问题，刘伯承提出“教学相长”的口号，即教与学两方面交往互动，教员与学员相互交流、相互沟通、相互启发、相互补充，在这个过程中两者彼此间进行情感交流，从而达到共识、共享、共进，实现共同进步与共同发展。刘伯承倡导的“教学相长”，实质上就是人民军队“官教兵、兵教官”这一优良传统的体现。他认为教员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学员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彼此互助，即可取长补短，使大家都得到长进，共同完成训练任务。刘伯承所倡导的“尊师重道、教学相长”的思想，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办好高级军事指挥院校提供了借鉴。

“治军必先治校！治校必须严格”

刘伯承在半个多世纪的戎马生涯中，始终把治军与治校紧密地结合起来，强调治军必先治校，建设一支现代化正规化的军队，不仅仅是新兵种及其学术的建设，而且必须还要有正规化军队生活秩序的建设，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为此，他在军事学院提出“建立正规制度”“学习新兵种学术”两项中心工作。他强调：这两项工作概括起来，一个是学“法”，一个是学“礼”。“学习新兵种学术”是学“法”，即学习各兵种的技术战术知识，及其协同作战的法规法则；“建立正规制度”是学“礼”，就是学习一个革命军人应该遵守的礼仪、礼节和礼貌。刘伯承自学院筹建之初就十分重视各项规章制度建设，始终坚持管理从严、作风过硬，始终把作风纪律建设、生活秩序建设作为学院正规化建设的重要环节，作为从严治校的关键节点来抓。

军事学院成立后，那些驰骋疆场、叱咤风云的学员，虽然认识到自己缺乏现代战争知识，需要潜心学习，但来自农民的不良习性和对自身胜利之师的自满情绪，使得在其身上出现种种自由散漫、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这让刘伯承意识到，正规化建设，不单单是制定各种具有约束力的规章制度，还需从学员的思想上彻底根除游击习气和自由散漫的劣根性。于是他借审改《内务条令》《队列条令》《纪律条令》的“东风”，决定在全院进行一次作风纪律大整顿，要求大家对照三个条令从思想上、行动上查问题、找根源，制定整改措施，他把这种做法叫作“结旧账开新支，割下麦子种晚稻”。在此基础上，刘伯承因势利导，以三个条令的修订与执行为突破口，领导建立完善了军事学院的队列生活、行政工作和训练工作制度，促进了军事院校的正规化建设。毛泽东在《给军事学院训词》中高度评价说：“军事学院的创办及其一年多以来的教育，对于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是有重要贡献的。”

来源：《学习时报》2018年7月4日，作者贺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