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东江纵队

叶子🍀

在2022年6月16日我们一行6人（均是东江纵队的后人）从广州前往故乡深圳坪山东江纵队纪念馆缅怀父辈们革命历史。

深圳市坪山区东江纵队纪念馆，坐落在广东省深圳市坪山区坪山街道办事处东纵路230—1号。纪念馆占地约5000平方米，展厅建筑面积1500平方米，是社会科学类革命史专题博物馆。

纪念馆大门由一面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构成，一棵盘根错节的大榕树依门而立。大门两侧砖墙形如大鹏展翅，铜制浮雕墙上，刻着东江纵队营救文化名人的历史画面，刻着东纵战士奋勇杀敌的惊心动魄场景，刻着撼天动地的一种抗战精神——东纵精神。

　　1997年春，深圳市东纵老战士联谊会筹建东江纵队纪念馆，2000年12月，建成深圳市坪山区东江纵队纪念馆。2002年，深圳市坪山区东江纵队纪念馆交由深圳市龙岗区政府管理。截至2019年末，深圳市坪山区东江纵队纪念馆藏品有719件/套，珍贵文物6件/套。

　　2000年，深圳市坪山区东江纵队纪念馆被评为评为广东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广东省反腐倡廉教育基地、广东省国防教育基地、深圳市廉政教育基地。2021年，被评为深圳市中共党史教育基地、深圳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据了解，深圳坪山是东纵起源地，是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的家乡，被称为“东纵之乡”。东江纵队曾经活动过的区域，均不同程度建立有相关旧址或纪念设施。在深圳、东莞、惠州、广州、香港、河源以及山东烟台等，遗迹、旧址有几十处之多，其中以深圳为最多。而在深圳，东纵绝大部分红色资源又集中于坪山。目前，在全国有深圳坪山东江纵队纪念馆、东莞广东东江纵队纪念馆、惠州罗浮山东江纵队纪念馆。而在三个纪念馆中，坪山区东江纵队纪念馆成为广东省最早建成的东江纵队主题纪念馆，成为深圳一张闪亮的红色文化名片。

　　东江纵队纪念馆依傍着前进报社旧址和曾生故居。

在历史长河中，坪山积淀了绚烂多姿的红色文化宝藏，有着不少生动的故事。每一段故事都是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生动素材，具有极强的教育意义和启示意义。

走进一幢三间一进的典型客家民居中，厚重的历史感扑面而来，这幢紧邻曾生祖居的院落，正是东江纵队机关报《前进报》旧址。带着感慨与追寻步入房中，映入眼帘的是一台旧式印刷机（模形）。

《前进报》社在抗战时期，侠者以武御敌，儒者以文救亡，无论前线还是后方，都在勠力同心保卫大好河山。前线炮火连天，新闻人在后方开辟舆论阵地。这台仍保存在《前进报》报社旧址的印刷机，在惊心动魄的岁月里，蕴藏着那一代新闻人炽热的爱国情怀。

1941年1月，曾生将军领导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为号召民众同心抗日，决定用创办刊物的方式来宣传革命，于是在东莞创办了《大家团结》报。2月，王作尧领导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五大队创办了《新百姓》报。两份报刊成了抗战时期东江抗日游击区最早创办的革命报纸。半年后的1941年7月，两报合刊后继续以《新百姓》报之名发行，到年底共发行了16期。翌年初，《新百姓》报正式更名为《东江民报》，时任社长为中共早期领导人谭天度。1942年3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成立，《东江民报》随之更名为《前进报》，成为总队的机关报，时任社长为中国新闻界传奇人物杨奇。1943年12月，东江纵队正式成立，《前进报》又成为东江纵队的机关报，由东江纵队政治部直接领导。《前进报》既见证了东江纵队的成立过程，也见证了东江流域在抗战时期所经历的大小战事。新闻人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以坚笃的职业理念将新闻时事迅速传播开来，引导人民走向光明。当年负责报社油印室工作的石铃，曾填了一首《忆江南》词：“飞利箭，油墨射强项，前方添锐弹，心红奋发艺云扬，一印七千张。”以表热烈激昂的心情，展现对未来的憧憬与对抗战必胜的信心。

《前进报》创刊之初并没有固定的社址，所以就跟着部队在惠阳、东莞、宝安一带流动，反而更好地深入到军民中间，了解到第一手素材。当时的记者面临的无论是撰稿、刻写，还是油印的条件都极为恶劣。据当年的东纵老战士回忆，他们没有刻刀，就把留声机的唱针磨平了插在筷子上用来刻蜡版。虽然战事突发频发，但大家热情不减，对待工作一丝不苟。《前进报》的每一个进步，每一期发行，都能在东江地区引起读者的热烈反响。

在华南敌后区有着广泛影响力的《前进报》，从1942年3月至1945年9月，共出版发行约100期，影响范围涵盖东江、北江、韩江、西江等抗日游击区，是当时鼓励前线士兵、传递中央指示的重要刊物。1946年6月30日，东江纵队主力北撤山东，《前进报》作为东江纵队机关报的使命胜利完成，随之光荣停刊。

回顾《前进报》的历史，从诞生、成长到担负重任，没有一步不是艰难前行的。刊名随岁月尘封，丹心却映照天宇，而这丹心，正是每一个爱国赤子的热血豪情。

　　曾生故居位于深圳市龙岗区坪山街道东纵路石灰陂村，为两层砖木结构的客家民居式楼房建筑，同时也在坪山东江纵队纪念馆内。

1910年12月，曾生就在此出生。2001年6月，曾生故居被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政府公布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故居内现陈列有曾生出生时的床铺及其生前使用的生活用品。

　　曾生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领导人。1910年生，深圳市坪山区人。早年毕业于中山大学，曾参加爱国学生运动，被选为广州市抗日学生联合会主席。193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中共香港海员工委组织部部长、书记，大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对推动香港、澳门和广东东江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起了重要作用。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曾生在1938年10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由香港回到惠阳，任中共惠（阳）宝（安）工委书记，领导组建惠宝人民抗日游击队。在敌强我弱的极端困难条件下，他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指示，放手发动人民群众，组织抗日自卫队，发展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建立抗日根据地，实行人民战争。与此同时，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争取海外华侨、港澳同胞和各阶层爱国人士的同情和支持。在他的努力下，有1000多名华侨子弟和港澳爱国青年回国参加游击队，这对部队的建立和早期部队的巩固和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1940年8月，任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3大队大队长，率部开进东莞县的大岭山区建立抗日根据地。11月，指挥所部取得百花洞战斗的胜利，击毙日军长濑大队长以下50余人。广州日军首脑哀叹：“这是进攻华南以来最丢脸的一仗。”1943年12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成立，他任司令员。与政治委员林平等率部在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夹击下，转战东江两岸，后挺进粤北山区，建立东江抗日根据地，坚持艰苦复杂的军事和政治斗争。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曾参加组织护送撤离香港的著名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和国际友人至后方安全地区。抗日战争中，他为创建华南抗日根据地、发展壮大华南抗日武装作出了卓著贡献。

抗战后，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华东军政大学副校长，中共渤海区委员会副书记、渤海军区副司令员，人民解放军两广纵队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华南军区第一副参谋长、海军南海舰队第一副司令员，中共广州市委书记、市长，广东省副省长，交通部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曾生将军于1910年12月，生于深圳坪山区，于1995年11月20日在广州逝世。

这位广东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两广纵队司令员，开国少将曾生这是一位澳大利亚商业学院和中山大学的双料毕业生，名副其实的书生将军。

　　抗日战争时期人民军队一一东江纵队，全称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广东省东江地区创建和领导的一支人民抗日军队。

1943年12月2日，中国共产党在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基础上扩编成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曾生任司令员、尹林平任政治委员、王作尧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杨康华政治部主任。

1945年，朱德同志在“七大”军事报告《论解放区战场》中将东江纵队和八路军、新四军并称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

作为华南抗日战场的一面旗帜，东江纵队在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形成的伟大东纵精神，如百年榕树般葳蕤如盖载入史册。这是深圳乃至广东地区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坪山创新发展的强劲动力。

据了解有很多东纵老战士每次来到这里，都会老泪纵横，抚摸着旧物，久久不肯离去。因为这脚下的土地，曾是他们战斗过的地方，熔铸着他们的血和泪、情和爱、信仰和希望。

我这次来是为九十四岁的老父亲而来，老父亲是一九四二年参加这支抗日队伍的。我这次对每一画和每一个展品我都仔细地看，太震撼了。让我感受到没有父辈们的付出，哪有今天的幸福生活。

东江纵队的老战士常回坪山，因为他们对脚下这块土地爱得深沉。新中国成立以来，东江纵队及其司令员曾生，得到了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肯定、接见。1995年11月，时年85岁的曾生逝世。岁月无情，曾与曾生并肩作战的很多东纵老战士相继离世，部分东纵遗迹亦在岁月侵蚀中遭到破坏。作为中华民族宝贵精神财富的东纵文化，保护迫在眉睫。

为了缅怀无数英烈和铭记这段激情燃烧的岁月，1998年，经深圳市东江纵队老战士联谊会筹建，在民间捐资和政府资助等支持下，东江纵队纪念馆于2000年12月建成，12月2日开馆，2002年移交给政府。

纪念馆占地约5000平方米，展厅建筑面积1500平方米，集中展示东江纵队发展史和辉煌业绩。目前，东纵纪念馆被评为广东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广东省反腐倡廉基地、广东省国防教育基地、首批广东省红色革命遗址重点建设示范点、深圳市廉政教育基地、深圳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深圳市中共党史教育基地，开馆至今累计接待观展人数近百万。

东江纵队史迹展示厅分为13部分：抗日救亡，武装准备；组队抗敌，突围东移；返回敌后，恢复发展；挺进港九，营救；艰苦奋战，扭转局面；东纵成立，杀敌立功；北进东进，全面发展；挺进粤北，抗战胜利；自卫坚持，谈判北撤；广纵成立，转战华东；边纵成立，威震南粤；广纵南下，并肩战斗；东纵战士，老兵新姿。

在修缮之前，纪念馆主展厅由序厅、东纵史迹展厅、二楼曾生展厅组成。原来的展厅内陈列有14幅革命历史题材的油画、23幅动态作战示意图、658幅珍贵历史照片和近千件老战士捐赠的实物等。展厅按照东江纵队发展历程，从“抗日救亡、武装准备，组队抗敌、突围东移，返回敌后、恢复发展，挺进港九、营救精英”到“东纵战士、老兵新姿”等共十三个部分，用丰富翔实的史料与历史文物、图片、油画、光电显示作战图和大型沙盘等方式，全面展示了东江纵队和两广纵队、粤赣湘边纵队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诞生与发展壮大的光辉历程、以及在艰苦卓绝的战斗中所立下的丰功伟绩。

我们是广东人民的游击队，我们是八路军新四军的兄弟，我们的队伍驰骋于东江战场上，艰苦奋斗英勇杀敌，取得了辉煌胜利……”70多年前的《东江纵队之歌》，气壮山河的激昂旋律，深情唱出了东纵战士们浴血奋战、英勇杀敌的革命精神，鼓舞着东江纵队在艰苦奋斗中不断取得辉煌胜利。

　　在1938年10月，日军侵占东江下游各县及广州后，中共香港海员工委书记曾生受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委派，率共产党员和香港进步工人、华侨知识青年共30余人到达惠阳县坪山（今属深圳市坪山区）地区，组织人民抗日武装。12月2日，在该县周田村成立惠（阳）宝（安）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曾生任总队长。

　　在1939年1月1日，中共东莞中心县委及宝安、增城中共组织领导的人民武装在东莞县苦草洞整编，成立东（莞）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王作尧任大队长。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和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共200余人，分别使用国民革命军第四战区东江指挥所第3游击纵队新编游击大队和第4游击纵队直辖第2游击大队番号。

4月，中共中央派八路军留守兵团所属保安司令部参谋处主任梁鸿钧等到东江。5月，在坪山成立东江军事委员会，由梁广、梁鸿钧负责，统一领导新编游击大队和第2游击大队。9～12月，两支游击队发展到700余人。

1940年9月，新编游击大队和第2游击大队余部由海陆丰沿海地区返抵宝安县上下坪村，改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3、第5大队，林平（尹林平）兼任两个大队的政治委员，梁鸿钧负责军事指挥。

东江纵队的政委：尹林平，原名尹先嵩，曾用名尹利东、林平，江西兴国人。少时仅读一年半书，就因家贫而辍学，在家耕种劳作。

　　民国16年（1927）参加中共领导的村农民协会，后又参加乡农民赤卫队，任大队长。民国19年（1930）参加红军，先被编人红军补充第五团一连任教官，后被编人红军赣西南游击队任副排长，曾参加中央苏区的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斗争。民国20年7月随红三军转战兴国、连塘、良村、黄陂等地，先后升任排长、副连长。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反"围剿"结束后，被调到红三军七师干部研究班学习。

　　民国21年（1932）3月，尹林平随东路军挺进闽西南，任闽南游击独立大队副大队长。后独立大队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闽南独立第三团（简称"红三团"），尹先后任副团长、团长。民国22年1月，中共漳州中心县委改组时，兼任中心县委委员、军委书记。其间，他率红三团在闽南一带发动群众，抗捐抗税，打击地方反动武装，扩大了游击区。同年被调任红军闽南游击队第二支队支队长。

　　民国23年（1934）2月，为配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他率领红二支队主动出击，重创敌人。部队从几十人发展到500余人，下辖4个大队，牵制了敌军两个师和地方武装1万多人的兵力，有力地配合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 红军主力长征后，尹林平率红二支队在安（溪）南（安）永（春）德（平）一带坚持斗争。其时，红二支队迭遭敌重兵围攻，损失颇大。为保存革命力量，他召集中心县委干部进行商讨，决定改变斗争策略，将红军分散隐蔽活动。随后，他亲往厦门向上级党组织汇报情况，被留在厦门任中共厦门临时工委书记。 抗战爆发后，尹被调至香港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任工委委员兼军事部长。民国27年（1938）4月，中共广东省委成立，任省委常委兼军委书记。日本军入侵华南后，他奉命到东江地区工作，先后担任中共东江特委书记、中共东江前方特别委员会书记。他遵照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的指示，在东江地区各县发展党的组织，开展敌后武装斗争。民国29年6月，被派任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曾生、王作尧部的政委。

1943年12月，又出任东江纵队政治委员。尹林平戎马一生，功勋卓著，尤其是在香港大营救中具体组织行动实施工作，为胜利完成营救任务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1941年12月，当日寇进攻香港时，他从广东抗日游击队抽调精干队伍，组成武工队挺进香港九龙地区，建立港九游击基地，成立港九游击队，正是这个港九游击队，后来成了大营救的重要力量。日军占领香港后，许多知名人士和文化精英滞留香港，危在旦夕。中共中央指示，立即将这批人士安全撤退出日占区，并护送他们到大后方，具体实施营救的重担落在东江抗日游击队身上。

在香港大营救之后，由于操劳，尹林平心脏病发作，爬百米山坡也要歇息两次，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要他离开部队择地疗养。不久，国民党军大举进攻我宝安根据地，由于当时领导人缺乏经验，我军两战失利，尹林平接到部队来信以后，就拄着拐杖“铿铿铿”地回去了。没有谁可以劝阻他，他告诉妻子：“形势这么紧张，没有人处理怎么行！”最后，在尹林平的指挥下，打了胜仗，巩固了根据地。

解放战争时期，尹林平担任中共香港分局（后改称华南分局）副书记，同时兼任粤赣湘边区党委书记、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三年多的解放战争中，粤赣湘边纵队在尹林平的指挥下，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作战部队由1946年东纵北撤前夕留下的470人发展到3.8万余人，共进行大小战斗800多次，合计歼敌2.5万余人。尹林平在解放战争中立下的卓越功勋，永远被人民深刻铭记。

　　1941年2月，第3、第5大队派出小分队进入增城县西部，与当地中共组织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基干队会合。

4月，成立增（城）从（化）番（禺）独立大队，游击区扩展到增城和广州市东北郊一带。

9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发展到1500余人，在广九铁路（广州―香港九龙）西侧建立了大岭山和阳台山抗日根据地。

12月，日军侵占香港。第3、第5大队各派出一支武工队进入港九地区，成立港九大队，开展城市游击战。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日军一占领香港，便立即封锁香港至九龙的交通并实行宵禁，敌寇大肆搜捕爱国人士和抗日志士，并贴出布告限令在港知名文化人必须到“大日本军报道部”报到，否则“格杀勿论”。为什么日军要找到这些文化人？1941年在港文化人中的大部分都是三四十年代从重庆、桂林、上海等地来到香港的。他们中的部分人因揭露国民党当局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而受到政治迫害，因而搬迁到当时处在英国治下的香港。

随着大批文化精英的到来，香港当时出现了一股蔚为大观的文化风潮。其中，邹韬奋、茅盾、夏衍编辑了《大众生活》，范长江办了《华商报》，乔冠华、郑一声主持了“香港中国通讯社”等。他们在这些报刊上发表小说和文章，揭露和抨击国民党消极抗战，专制独裁的黑暗,呼吁团结、抗战、民主，讴歌中华民族的抗战精神。

周恩来的关切十分及时，日军在1941年12月7日发动对香港的进攻，他在9日即致电在香港的八路军办事处，向在那里坚持的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连贯和乔冠华询问：“在香港的文化界朋友如何处置？在九龙的朋友撤出否？与曾生部及海南岛能否联系？”

周恩来的担忧是有道理的。日军占领香港后十分残暴，国民党立委林庚白被杀，海军将领陈策在突围中身负重伤，著名女作家萧红因病滞留，因无医无药香消于港岛。

这种情况下，在香港的近千名文化人士如果不迅速撤离，后果不堪设想（国民党方面也组织过一定程度的营救，但能上名单的人员并不多）。按照指示，廖承志等迅速联系文化名人，让他们隐蔽待命，并匆忙与东江纵队（当时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领导取得联系，紧急部署营救工作。

当时东江纵队尚无电台，但在港九地区活动频繁。香港战斗爆发时，其政委林平正在九龙，廖承志得知情况后，在12月28日派联络员冒死渡海，到九龙找到林平，双方迅速商定了协助这些在港文化名人先集中九龙，而后分东西两路撤退的计划。

1942年1月6日，曾生、林平、梁鸿均、王作尧、杨康华等便是在这座废弃的天主堂开会，传达上级的电报指示，部署东江游击队营救和护送文化人士工作的。

部队决定以后来的港九大队，当时的短枪队和海上队一部为主要执行者，为了安全撤离这些文化精英，开辟三条水路和一条陆路撤离交通线。其中最重要的西线，便是香港—九龙—白石龙。白石龙是这些文化名人进入根据地的第一站，也是他们走进安全区的第一步。

这是一场发生在南中国土地上史诗般的撤离，而东江纵队官兵依靠忘我的工作努力和牺牲精神，成功组织了这次行动。

1942年1月11日，第一批文化人士，包括茅盾夫妇、邹韬奋、胡绳、廖沫沙等打扮成“难民”，在游击队掩护下撤离九龙市区，沿西线穿越日军的封锁线，渡过深圳河于13日顺利抵达白石龙村。曾生等人在白石龙天主堂为这批客人洗尘接风。

在文化名人大营救中，东江游击队和香港地下党一起，克服重重困难进行秘密大营救，胜利地从港九地区营救了文化界精英和爱国民主人士300余人及其他人士共800余人安全脱险，并转送到大后方，这场大营救被作家茅盾称之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创造的抗日奇迹，是粤港澳地区抗战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粤港澳地区历史文化融合的见证。

1942年1月，根据中共南方工委的决定，在阳台山根据地白石龙村成立广东军政委员会，并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改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梁鸿钧任总队长，林平任政治委员。以第5大队为基础成立主力大队，其余分别编入第3大队、惠阳大队、宝安大队、港九大队。

1943年，游击总队经过整风学习和军事训练，向日伪军展开广泛出击，对进犯根据地的国民党顽军进行反击，至7月，恢复和发展了惠东宝抗日根据地。其间，大亚湾独立中队扩编为护航大队，以挺进罗浮山地区的宝安大队一部整编成立独立第2大队。

11月中旬～12月，游击总队以灵活机动的战术，挫败日伪军对大岭山根据地发动的“万人扫荡”，并击退日伪军对阳台山根据地的多次进攻。

12月2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在坪山扩编成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曾生任司令员，林平任政治委员，王作尧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杨康华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2、第3、第5大队、惠阳大队、宝安大队、港九大队、护航大队，共3000余人。

1943年12月2日东江纵队成立后，积极开展杀敌立功竞赛和拥政爱民及扩军运动，并向日伪军连续出击。

至1944年6月，进行战斗148次，歼灭日伪军1000余人，迫使伪军1个营和伪自卫军1个暂编团团部投诚，纵队总人数发展到近5000人。

7月，东江纵队军政干部学校在大鹏镇成立。

9月，东江纵队从惠阳大队、护航大队、港九大队抽调人员组成独立第3大队，进入罗浮山地区，为建立根据地作准备；以第2、第3大队各一部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挺进粤北，一度解放清远县城。

9月～1945年2月，东江纵队将所属部队扩编为第1、第2、第3、第4、第5、第6、第7支队和北江支队、西北支队，连同大亚湾人民抗日自卫总队、港九大队、护航大队等，共9200余人。

1940年前后，日军掌控着中国作战的制空权。1941年，一批作为志愿者的美国飞行员(人称“飞虎队”)来到中国，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侵略者。1944年2月11日，美国“飞虎队”第32战斗机大队第三中队中尉唐纳德·克尔在轰炸日军控制的香港启德机场时，驾驶的飞机中弹起火，他被迫紧急跳伞逃生。克尔降落到九龙山区，得到港九大队一名小交通员和一位女干部及时的救护。他们将克尔藏到了沙田吊草岩的一个山洞里。驻港日军出动了一千人在沙田、西贡一带进行“扫荡”，企图搜捕克尔和消灭港九大队主力。港九大队及时开展了反“扫荡”作战。克尔在短枪队掩护下，避过了日军持续半个多月的搜捕，安全抵达东纵司令部。伤愈后，克尔被送回了“飞虎队”设在桂林的基地。2008年，中尉唐纳德·克尔的儿子大卫·克尔第一次重走了父亲突围路。他说，母亲弥留之际，记忆力已经很差，却经常转述丈夫的话，反复提起那个救过丈夫的勇敢的中国少年李石，还不断敦促儿子到中国去，为父了却感恩心愿。于是，克尔的两个儿子安迪和大卫开始了他们赴中国的感恩之旅。2008年7月26日，大卫·克尔带着家人来到深圳大鹏葵涌街道，见到了当年参与营救他父亲的东江纵队港九大队短枪队战士邓贤（斌）及东纵其他战友。

据不完全统计，从1944年2月至1945年1月，东江纵队总共营救了8位美军“飞虎队”飞行员。中尉唐纳德·克尔回国的第二年，即1945年，他从美国给当时的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寄回他发表在当地杂志的一组漫画以及一篇回忆录，内容均为东江纵队营救他的过程。中尉唐纳德·克尔在寄来的感谢信中说：“无论战争还是和平，我们永远是你们的同志。”

1945年2月底，北江支队、西北支队在粤汉铁路（广州―武昌）两侧开辟清远、英德、佛冈、新丰、翁源抗日游击区。

3月，第3支队进入博罗，会同第4、第5支队创建以罗浮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5月，纵队领导机关由东江南岸转移至江北罗浮山，游击区域逐渐向粤北和粤东发展。

8月初，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向粤北发展、开辟五岭根据地的指示，东江纵队组成粤北指挥部，率第3、第5支队和北江支队、西北支队等向粤赣湘边挺进，准备与王震率领的八路军南下支队会合，后因遭国民党军围攻，会合未成。其间，珠江纵队第1支队、独立第3大队和第2支队一部共1000余人编入东江纵队。日本投降后，东江纵队向拒绝投降的日伪军展开反攻。

至9月底，收复城镇60余座，歼灭日伪军1000余人。纵队总人数发展到1.1万余人。

10月，为加强分区指挥，又成立江南、江北、东进指挥部。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华南日伪军在国民党当局的指使下，拒绝向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缴械，东江纵队遵照朱德总司令的命令，立即向日伪军展开进攻。

至9月底，收复城镇60余处，歼灭日伪军1000余名。

1946年6月，根据国共两党谈判达成的协议，东江纵队主力以及包括珠江纵队、韩江纵队及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等部分骨干北撤山东省解放区，解放战争时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两广纵队。留在广东的人员，一部分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的骨干。

东江纵队在抗日战争中进行大小战斗1400余次，歼灭日伪军9000余人，建立了总面积约1.5万平方千米、人口约450万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有2500余名指战员牺牲。

为什么东江纵队要北撤？北撤是中共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1945年9月上旬，在国共重庆谈判中，伟人决定，中共可将南方八个解放区的军队撤出。这一举动既是为了表明共产党谈判的诚意，也是考虑到这八个解放区孤悬国民党统治区腹心，国民党方面必不允许其存在。如果主动撤出，可以避免这些地区的部队被各个击破。然而，国民党方面并不想放走东江纵队。国民党认为，东纵是中共在广东的火种，撤向北方是放虎归山，以后随时都可能杀回来，只有彻底扑灭才是长久之计。所以在日军投降后，他们以4个军11个师，其中包括五大王牌中的两个：新1军和新6军，围攻东江纵队。

1946年1月，根据国共双方达成的协定，“军事调处执行部”第八小组抵达广州。国民党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鬼迷了心窍，在蒋介石指使下继续围攻东纵部队，拒不执行协助东纵北撤的协议。中共方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军调”小组里的中共代表方方少将提出了严正抗议；在北平的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叶剑英又郑重向国民党及广州方面交涉。全国各种报刊大量发表东江纵队的抗战功绩，从广州到香港，社会舆论越来越倾向于中共。国民党军事进攻又未能捕捉到东纵主力，这一切使张发奎陷入了窘境。

1946年3月，在周恩来安排下，东江纵队在重庆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揭露国民党在广东发动内战，散发抗战中营救过的盟国友人写的感谢信。这次记者招待会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国民党当局不得不签订了协助东纵北撤的协议。于是，出现了前面所看到的动人的一幕。东江纵队、珠江纵队、韩江纵队以及粤中、南路各纵队的骨干胜利完成集结。以上纵队总兵力为1.1万人，参与北撤的只有班长以上人员及家属。原定名额是2400人，实际上船北撤有2583人。

东江纵队北撤恰好赶在全面内战爆发的时刻，6月26日国民党军已经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倘若稍有拖延，恐怕会另生事端。

　　协议规定，东纵北撤后，剩余战士和干部全部复员。国民党代表假惺惺地说：“中共人员若奉公守法，政府必予以保护。”不过国民党没打算履行诺言，7月17日，广州行营发表公告，在全省公开搜捕复员战士。东纵武装先后复员有近万人之多，基本溶入人海之中，杳无踪迹。国民党几经清剿，只抓到30余人，令广东当局尴尬不已，人心向背，可想而知。

∵东江纵队在各个根据地更是保留了一批武装骨干，分别组成若干小分队，作长期潜伏的打算。

.据不完全统计，粤北200多人，东江470多人、雷州半岛700人、粤中100人。主力撤走了，潜伏的小分队分别钻进了各地的山区、农村，“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东江纵队战士们以生命和热血书写了一幅幅可歌可泣的历史画卷，铸就了伟大的“东纵精神”，这种精神就是忠贞不渝矢志不移的爱国情怀、百折不挠一往无前的坚定信念、万众一心和衷共济的团结意识、英勇无畏赴汤蹈火的英雄气概、心怀天下顾全大局的宽广胸襟。

坪山革命烈士纪念碑屹立在坪山街道办事处对面的山岗上。建筑物包括门、牌坊、六角亭、纪念碑及重檐式八角亭。建于1953年冬，1957年冬及1983年夏两次重修，占地面积约1.2万平方米。纪念亭大门前左右立有石狮，门口台阶上便为四柱三楼式牌坊，宽13.2米，牌坊正中饰一红五星，下有题字：“坪山革命烈士纪念亭，曾生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三日”。两侧横额为-对联：“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穿过牌坊，两侧便有六角凉亭。往前登上两段阶梯便是纪念碑。纪念碑后左侧有一重檐式八角亭。纪念碑共分碑台、底座、碑座、碑身、碑顶等部分。碑台围以栏杆，呈八角形，底为2.6平方米。方形碑座，碑身则为四棱台柱边，碑顶饰红五星，高9米。碑身正面有浮塑：“坪山革命烈士纪念碑”，碑座四面立有粉红色的花岗岩石碑，高2米，宽1米，正面阴刻有黄坚等172位烈士姓名及“公元一九五七年冬建，一九八三年重修”字样，东面刻“万古流芳”，西面刻“永垂不朽”，南面刻纪念碑碑文：“人类社会历史是想把社会变好的人用血写成的……在胜利的今天，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烈士们的丰功伟绩，烈士们的光辉榜样永垂不朽，万古流芳，永远鼓舞人民胜利前进!坪山区委员会。公元一九五七年冬立。”1987年9月，坪山革命烈士纪念碑被定为宝安县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我们面对烈士纪念碑肃穆而立，向为革命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们静默致哀、寄托哀思。

　　缅怀先烈，了解革命先烈们为了中国的解放和革命的成功而努力战斗的艰辛历程，学习革命英烈精神文化传承，传承东纵精神，赓续红色血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