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亭渡·一个男人眼中的父爱

蒸水人家

《我的父亲》

文/肖文珠

我的父亲去世已经13个年头了。重病是2008年冰灾期间，那天晚上，我接到邻居打来电话，第二天清早我便买了些药，踏着厚厚的冰雪赶回家。一见到父亲，发现父亲一下子消瘦了许多，那对慈祥的眼睛洼了进去，痛苦的样子是我从来没见过的。

　　父亲一生从来没有穿过棉衣棉裤过冬，从来就不烤火，走路从来没有沉过背。除了痔疮严重发作在城南医院住过一次院，很少打针、吃药。

冰雪融化后，本来要送父亲去医院检查，恰遇过年，父亲说病情有所好转，等过完年再说。其实他是怕麻烦家人，也是为了省钱。

　　2009年春节刚过，农历正月十六日，父亲实在顶不住了，在我们全家再三劝说下去了附二医院检查。检查结果一出，我懵了，肝癌晚期。

我多方咨询医生，寻求治疗方案。医生说，太晚了，现在全国都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案，况且已是80岁的年纪了，只有带他回家，有什么好吃的买给他吃，他想去哪里玩，带他去哪里走走，关键是给他止痛，减少痛苦，预计生命不会超过两个月，即使住院，也只是耗钱，起不到任何作用。就这样，我除了正常上班，其余时间就一直陪着父亲，直到父亲生命的最后时刻。

　　我的父亲名肖启巍，号焕章，1927年5月诞生于衡阳西郊铜钱渡一户普通的农民家里。父亲一生主要从事副业生产，做点小买卖。父亲种的棉花，产量比公社派来的劳模还高。父亲是全新民大队（现在呆鹰岭镇新民村）种西瓜第一人，父亲种的蔬菜在地方最有名气，每一块菜土都方方正正，土里行间平平整整，发现土里长一根草都会拔掉。

父亲卖菜一直都是卖得最快的，铜钱渡街上，只要我父亲挑菜去，一下子就卖完了。父亲的菜卖完了之后，别人的菜才卖得出。在铜钱渡街上卖菜，我常常听父亲说：“宁可秤杆翘，不让秤砣掉。宁愿给别人多一点，只要能够把菜快点卖出去，我把时间用到种菜上，辛苦一点，细心一点，把菜种好一点就在里面来了。反正力气用不尽，井水挑不干”。

父亲还是地方有名的“歪理先生”，“我屋里一家人一斤肉恰不完，两斤肉恰嫌少”至今还被人们提起，传为佳话。

　　我对父亲的记忆大约是我5岁左右。那一年秋天，母亲去了二姐肖金玉家，父亲要去棉花地里捡棉花，于是就带上了我。我背着一个齐脚跟的布袋子，一蹦一跳地跟着父亲的后面跑。父亲不时地回过头来看着我是否跟得上脚步。

一路上，我看到很多大人们在收稻谷，打稻机轰隆轰隆地响个不停，说笑声此起彼伏。棉花地里唯独只有我和我父亲一朵一朵地摘棉花。天真的我问父亲：别人为什么很多人在一起做事，而您怎么一个人做事？父亲叹了口气，举着右手给我看，说：崽啊，稻田里的事，我奈不何啊。你看我这只手，怎么做得赢别人？后来我得知，父亲的右手是在衡阳保卫战中被日军打伤的。

　　1944年，日军进犯衡阳城，全国抗战处于最危难阶段。国家为了补充兵源，实行三丁抽一，五丁抽二。17岁的父亲就被抽去参加了抗日队伍。被日军打伤后，父亲随部队一路去了贵州。

1949年全国解放时，父亲在贵州湄潭县。据父亲回忆：当时部队给战士们两种选择，一是随部队坐飞机去台湾，二是还乡照顾父母。父亲毅然决定选择了后者。

　　在部队，父亲受到了团长（邵阳人，湖南老乡）的特别照顾，受伤后得到了很好的治疗，才保留了半只右手。后来，团长还教他学文化、打算盘。

父亲还乡后，他与兄弟启治、启亮、启康还有母亲挤在一间木屋里住。由于在部队养成了吃苦耐劳的习惯，父亲通过两年的努力，在大伯父肖启商（大伯父当时过继给七爷爷）的帮助下，于1951年加建了一间木屋茅房。勉强有个栖身之处。

　　父亲自幼丧父。爷爷去世时，父亲才7岁，父亲共有五兄弟，父亲排行第三。爷爷去世后，家庭的顶梁柱倒了，奶奶拉扯着5个孩子艰难度日，才读了两册半书的父亲不得不休学。

由于家境贫寒，直到1960年，父亲才通过铜钱渡街上蒋三奶奶介绍与我母亲唐世寿结婚。父母共生育四个儿女，我排行老满。我头上挨胎的两个哥哥分别在2岁半和7天就夭折了。大的肖文珏，1963年生，2岁半患脑膜炎死去，小的1965年生，还没来得及取名就发脐风死去。1967年生我时，为了好带，便把我取名肖文珠。音同“猪”，旧时有把名字取贱一点好带的说法。同时，形似“殊”，意为文殊菩萨保佑。还有一层意思，父亲晚年得子，视我为掌上明珠。从父亲给我取名的学问上看，父亲的学识是多么渊博。

　　我3岁时，父亲就开始用牛皮纸裁成小方块写字教我认。我5岁时，父亲教我打算盘、背唐诗。当时教育资源短缺，小孩必须年满7岁才可以发蒙读书。在我入学前，我的文化基础基本达到了三年级水平。因此，等我到龄发蒙读书后，我的学习成绩一直是名列前茅。

在我小时候，父亲在劳作之余，每天晚上都会给我讲传统文化故事。比如：安安送米、王强卧冰、孔融让梨等。还讲述一些智慧故事，比如：司马光砸缸、山里着火自救等。在日常生活中教我尊老爱幼，礼貌待人，逢弱莫欺，逢强莫怕。

　　在靠工分吃饭的年代，因为父亲右手残疾，不能从事田间劳动，只能从事副业生产，所以我家工分一直都是队里比较少的。父亲常年承包生产队的旱土种棉花、西瓜、香瓜，再把收成交给队里换工分，然后凭工分分口粮。母亲也就成了父亲从事副业生产的好帮手。承包的旱土有：大岭、对门岭、白泥塘等。

因为家庭人口多，劳力少，我家每年都成了生产队超支户。超支户就是多分了队里的粮食。虽然家境贫寒，但父亲从不穷志气。每年超支的粮食从不赖账，都会在第二年上交棉花等农副产品的数量上予以弥补。也会将多产出的农副产品换钱来作为家庭日常开销。

　　到了1981年，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我们生产队试点，首先将田分配到户。第一年，政策规定，稻田只能种稻谷，不能改做他用。从来就没有从事稻谷生产的父亲便犯了难。好在这个时候，小姐姐肖银香已经找了对象，姐夫就是本大队黄美洲生产队刘伦华。种田的事，基本上是姐姐和姐夫帮助完成的。当然，还有满叔肖启康，堂兄肖文祥、肖文科、肖文俊，邻居肖文利也帮忙不少。

由于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大大地解放了生产力，粮食产量一路飙升。当时的早稻产量就达到了600斤/亩，晚稻产量达到了800斤/亩。全家开始过上了余粮剩米的生活。我们家除了交足国家公粮之外，每年都有1500斤稻谷卖议价。

　　第二年，也就是1982年，父亲就将责任田的一半改种西瓜、蔬菜。父亲种蔬菜有一个习惯，就是备种之前，都要花两天时间到衡阳市周边转一圈，看别人土里备的是什么种子。如果别人种的多，父亲宁愿把备好的种子废掉，改种别人种得少的品种。一年下来，种西瓜和蔬菜的收入是种稻谷收入的三倍多。

这个时候，我已经读初中二年级了，寒暑假和星期天，也挑着小水桶帮助浇灌蔬菜，开始学习挖土种菜。

　　1983年，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面铺开，老百姓丰衣足食，逢年过节都有了仪式感。过年的时候，耍起了龙灯，家家户户贴起了对联。

这一年，父亲的痔疮发作得很厉害，在医院做了手术。由于做手术，耽误了很多农事，为了有钱过年，父亲也试着开始写对联卖。父亲要我去衡阳县六中捡学生废弃的考卷纸回家，于是他就练起了毛笔字来，一笔一画非常认真。把写满了毛笔字的纸糊到家里篾搭子墙壁上，既当作过年家里“新装修”，同时，也经常审视每一个字，每一个笔画的缺点，以便不断去改善，达到尽善尽美。

父亲凭着年轻时跟着爷爷写对联的记忆，将爷爷以前写过的对联用笔记下来。去衡阳市两头盲买红纸和门神，有时候门神卖完了就自己画。把红纸裁成一条条，宽的写大门对联，窄的写小门对联。不写不知道，一写就一鸣惊人。父亲写的对联拿到集上去卖，大家都争相购买。父亲不仅仅是毛笔字写得好，雕彩也凿得好。雕彩一般刻“福”字，“财”和“忠”字，每个字刻出来都是跟写出来的一样。

　　由于对联生意好，我家每年都会在农历三十日晚上12点以后才有时间吃年更饭。因为平时要赶货去外面赶集，周边的父老乡亲基本上都会在大年三十才来我家里买对联。

见父亲写不赢，我也开始学写毛笔字。首先写小条幅，比如：开门大吉、对我生财、五谷丰登、六畜兴旺、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等。第二年，也就是1984年，我就可以帮忙写小门对联了。

　　当时我们村（这个时候大队已经改成村了）写对联的有：李传银、肖相礼、肖相财、肖相齐、张快传、冯绍东。赶集一般是去板桥、杉桥、鸡窝山、呆鹰岭、角山坪、集兵滩。

写对联一般从农历十二月初十开始。那时候，大门对联2角/副，小门对联1角/副，大门雕彩5分/张，小门雕彩3分/张，大门神5角/对，小门神3角/对。一年下来，20天卖对联赚的钱比一年种菜的收入还多。从此，我家生活条件一路上升，成了当地的富裕户。

　　望子成龙，一直是我父亲的心愿。虽然家里劳动力十分短缺，但父亲从来不主动要我帮忙做事。有时候我主动去地里做事，父亲总是拒绝，说：“崽啊，我辛苦一点冇事，你要努力读书，将来跳出农门，不要再像父亲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考上大学去当工人，落雨不淋，天晴不晒”。

　　1983年，我考上了高中，也是我们生产队继我小姐姐肖银香之后第二个全日制高中生。父亲既高兴，同时也有难言的苦衷。高兴的是我考上了高中，离跳出农门又近了一步。苦的是，父亲年纪已老，体力不支，家里急需劳动力，眼看我已经长成了甲等劳力，还不能为家里减轻负担，还要花钱去读书。我也深知父亲的不容易，从他那深沉的眼神不难看出。

　　我读高中的学校是衡阳县六中，2021年已经回归更名为新民中学。好在学校离家近，只有一里半路程。我读通校，吃住在家里，中午和晚上都可以去地里给父亲帮忙。

父亲总是说要我好好读书，争取考上大学，我也就瞒着父亲说读书不难，需要做点事来缓解压力。其实，高中三年里，我除了语文、历史、地理、政治等文科知识还能勉强读得进之外，其他英语、数学、化学等基本上早已掉队。人在课堂混日子，心在想念在地里干活的父亲，恨不得去帮忙。

　　1985年，高中终于读完了。回到家里，我就像一头猛牛，跟着父亲在地里种菜，去后宰门、仙姬巷、冶金、五一市场等地方卖菜。一点也不知道辛苦，好像是要把待在课堂的三年时间补上一样，也好像要凭着我那可以飞天的躯体去改变地球一样。

父亲这时的心里也极度矛盾，有喜有忧，喜的是家里添了一个甲等劳力，突然减轻了家庭不少负担，忧的是望子成龙的心愿泡汤了。

　　上个世纪80年代，回到农村的高中毕业生并不多，国家也正需要人才。因此，1986年我就当上了村团支部书记，1989年在村支部书记刘伦春、在新民村蹲点的副镇长唐德宝和蹲点干部莫崇康的举荐下，通过县文化局何梦皎局长、熊建斌副局长、呆鹰岭区委书记李家祝、宣传委员黄腊生、镇党委书记肖高生考察，招聘我到镇里当上了文化辅导员。

文化辅导员当时是粮食户口在农村，每月有工资领，就是当时的pai米干部。记得当时工资83元/月，其中县文化局发45元/月，镇里发38元/月。镇里发的是单车修理费，洗理费之类的。

　　说是文化辅导员，实际上是一个完全的镇干部。一年到头，从事文化工作的时间并不多，主要是跟着副镇长唐德宝在高岭村蹲点，再就是农业生产、计划生育、三级上交、粮食入库等中心工作。

　　招聘到镇里当文化辅导员时，我也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到镇里当文化辅导员，二是去深圳打工。当时全国改革开放不久，深圳作为经济特区急需人才。通过政府渠道对接，呆鹰岭区（当时呆鹰岭区管辖呆鹰岭镇、樟树乡、板市乡、杉桥镇、石园乡、潮江乡、角山乡等七个乡镇）有100名去深圳的指标。

副镇长唐德宝，蹲点干部莫崇康征求了我的意见，村支部书记刘伦春也问过我，我考虑过三日三夜，和父母一起商量，最终因考虑到父母年事已高，需要人在身边照顾，放弃了去深圳拿高薪的机会。

　　在我去镇里上班的先天晚上，父亲把我叫到跟前，沉思了许久，语重心长地与我足足谈了两个多小时。父亲说：“崽啊，虽然你没有考上大学，是家里连累了你，我是晓得的。现在能够当上镇干部，也算跳出了农门。你参加工作以后，一定要堂堂正正做人，努力工作，特别是在钱的问题上一定要清清白白，最好不要经手钱。合法的钱就要，不合法的钱坚决不能要。我也曾经当过干部，吃食堂饭的时候，我在东风人民公社当过食堂会计，晓得经济上的风险。少恰两口望眼食，生活差点冇事，不要取不义之财。在1968年，铜钱渡河里涨大水上岸的时候，我因为看不惯一些领导的官僚主义，辞去了干部不当，宁愿自己做事辛苦一点，只要心里踏实就好。”

　　转眼已是34个年头了，父亲对我说的话，好像就是昨天，一直在脑海里回响。值父亲节即将来临之际，谨以此文献给远在天国的父亲。（肖文珠记于2022年6月17日）

祝天下父母吉祥安康

注:铜钱渡，又名松亭渡，位于衡阳市蒸湘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