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百岁流年（二）

林萧

林萧（ 姬恒林）

1944年初冬11月，日军侵入黔南地区，荔波、三都等多个县城沦陷。当时国民党都匀城的守军将都匀城毁之一炬，但实际上日军离都匀还有50公里。而汤恩伯也下令贵阳市民迅速撤离，并下令焚烧贵阳。贵阳告急，父亲与医学院的学生们要从贵阳转移到重庆歌乐山。由于当时汽车很少，只有一部分学生能坐车，一部分步行。

据父亲的同班同学刘伍生教授对我二姐回忆“我们是坐车去的重庆，姬子卿和许多同学是徒步去重庆的。”

百岁老人刘伍生教授谈到贵阳医学院如何迁到重庆时这样说（音频）

而父亲晚年在病榻上跟我回忆“我们是坐汽车去的重庆，（后来又说走了一段路）到重庆后继续去念书，学生理、药理……。那个时候上海医学院还想把我们并吞（合并）。那个时候很苦！我们是抗战结束之后才回去的。”

我综合了一下贵阳医学院的校史资料认为，父亲和部分同学大概是先坐卡车，可是车在山路上开了一半的路程便出现了故障，大家便只好下车徒步。由于当时还带了一些显微镜等教学仪器，几位老师便租了一辆牛车，沿着崎岖的盘山土路艰难地跋涉。日夜兼程，风餐露宿。在夜晚赶路时他们都不知道在哪能睡上一觉。身上还爬上了许多虱子，难受至极，又饿又累。父亲感到迷茫，不知何时是个尽头？他又想起了当年坐火车坐船加徒步逃离浙江时的情景，恨不得拿起一杆枪射向日本鬼子，他恨国力衰弱，又恨自己身体单薄无能无力！历尽艰辛，走了不知多少天他们才到达重庆。在山城，学院租借了上海医学院的校舍继续念医大。有病理，药理，生物等科。父亲在重庆读书也几乎是半工半读，还经常遭到日军飞机的轰炸，环境异常艰苦。

1945年8月15日当父亲与同学们听到日军投降的广播，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直到山城的街巷里传来噼里啪啦的鞭炮和敲锣打鼓的声音，父亲听到几乎所有的学生们都兴奋地喊着、他也随同着人流欢呼着涌向了喧闹的街市，大家宣泄着压抑已久的情感，父亲觉得终于扬眉吐气了，一个渺小的水滴终于融入欢乐的河流。山城迎来了久违的曙光！

“在重庆数月，最启人心智的能读到《新华日报》，能听到共产党的声音，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新的起点。”父亲同学卢亮回忆：“如此艰苦的吃住条件，但学生们从不荒废学习，更没有忘记锻炼身体。那时有个司号员小王，学生听到他的号令必定列队集合升旗，然后分头进行体育锻炼。早餐之后即按课程安排，各进各的教室或实验室进行学习。最大的好处是课本、实验器材、实验报告毋需自备，都由学校供给。那时授课的是名教授，带实验的是水平相当高的助教或实验员。”（摘自《贵阳医科大学电子校报》）很快贵阳医学院的所有师生满怀希望终于又回到了贵阳。

这年8月底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并签订了《双十协定》，当时大学几乎所有的同学都期待即将迎来一个和平民主的中国。然而之后呢？

大概是父亲大四1946年春季的一天，学校有一次组织学生穿戴整齐，欢迎到贵阳来视察的政府首脑— 一个大人物。那时是重庆谈判后的事儿。同学们都很好奇，会是谁来呢？有同学说听老师说是蒋介石，父亲暗想能吗？蒋介石来干什么？父亲同班同学刘伍生回忆：“大家排成队伍徒步来到一个军队的操场上。”在学校领导致欢迎词后，果然看到蒋介石出现在主席台的中央。全院校师生和其他院校的部分学生聆听台上的“蒋委员长”用奉化话发表什么讲话。因为父亲也是浙江人，还能听得懂他的话。记得好像当时蒋介石穿着一身军装在话筒前夸贵阳是个好地方，花很美，好像又说了什么“剿灭共军”之必要。老蒋讲完话有个什么领导让大家热烈鼓掌。父亲对蒋介石谈不上有什么好感，但是毕竟他是当时民国政府的主席，是蒋委员长，而且在重庆谈判期间，一些学生很担心他会把毛泽东扣押起来或下毒手，但最后结果是国共双方签订了《双十协定》。所以他对蒋感到好奇。当时父亲已被要求加入国民党三青团。（三年后退出）当年欢迎蒋介石是学校组织的，他与学生们还被要求一起挥手喊什么口号。没想到此后，蒋介石在赢得部署内战时间后，便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 向解放区大举进攻。国民党的枪炮声打碎了大家的梦想，父亲和许多同学们顿感惊异和不解，他们又生活在一片惶恐之中。

在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身处一个巨大的团体之中个人意志往往会被集体意志所裹挟。如同在历史的潮流和漩涡中，一个渺小的生命要想时刻把握自己的命运，甚至逆流而动是很艰难的。对此人应该理解。不过这段见过蒋介石的历史，父亲后来从来也没有跟人提及过，在“文革”期间写的自我检查中也并没有交代，他的同学也很少提及。

抉 择

1948年6月父亲大学毕业，大概由于贵阳医学院与国立中央医院有着紧密的关系，此时姚克芳又任南京中央医院院长，所以父亲被分配在了南京中央医院任内科医生。中央医院是1929初建设1930年成立的民国时期在南京兴办的规模最大、设备最完善的国立医院。 据父亲后来写的日记中透露当时他每月薪水是68块大洋。作为一个能住着医院宿舍的单身汉来说，这在当时还是很令人羡慕的体面工作。

抗战前的南京中央医院大楼

　　1948年时国共内战已经爆发两年。国共双方兵力的对比已由战争爆发时的3.14：1，变为1.3：1。

南京这年冬天，寒风瑟瑟。父亲不断地从报上看到国民党在平津战役和淮海战役中失败的消息。他经常和医院二位同仁在寒冷的宿舍里偷偷一起吟那首诗：冬天已经到来，春天还会远吗？多年前我在家询问父亲这段经历，他拿着个小本子面对我的相机镜头说：“48年底至49年初，国民党军在徐州战役后溃败，很多人惶惶不安，当时有一首歌我们在中央医院的护士楼里经常唱，他深情地唱道：’度过这寒冷的冬天，春天即将来到，不要为枯枝失望，春花就要绽放。’这首歌激励着我心向共产党。”

父亲的歌声很少听到，2012年重阳节这天，我用相机录下了他回忆起了四八年往事，还动情地高声唱了起来，“不要为枯技失望，春花就要怒放。”

　　1949年4月，温暖的春风己吹拂到长江两岸。解放军百万雄狮即将以摧枯拉朽之势渡过长江占领南京。中央医院一位副院长拟将设备及主要医务人员迁往台湾。但父亲没有盲从，他不想离开故土。他在等待着正在英国考察卫生工作的院长姚克芳回国。没想到几天之后姚院长得悉国内信息迅即飞回南京。

早在淮海战役结束后，姚克芳已获悉南京即将解放，在中共地下组织的联络下，他既要团结全院多数员工，采取保护措施，坚决留守；又要不被南京政府发现，以免国民党特务暗害。父亲特意跟我介绍：在一部分人撤离南京迁往台湾的时候，有国民党人员（也可能是特务）要找姚克芳。

这一天，父亲跟随姚克芳院长匆匆来到了一个小商店的仓库前，他们好像跟店主打好了招呼，姚克芳藏到了这家小店的仓库里，父亲在外给姚放哨。当时他内心十分忐忑紧张。为安全起见，从不吸烟（晚年还竭力宣传戒烟）的父亲特意买了一包香烟。有人问他是否看到过姚院长，他也说不知道。他只是感觉到心跳加速。就这样，大概三四个小时过去了。姚院长躲过了被挟持或被害，父亲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父亲随着姚克芳等一些医护人员留了下来，并使南京中央医院完整地留给了人民军队。姚克芳还被继续留用任院长，后任华东军区卫生部部长。由此父亲的生命之舟也划向了另一条正确的河道。他也加入了革命的队伍，很快穿上了军装，成为华东军区总医院内科医师，他的个人命运由此也展开了新的一页。

那年春天，南京的桃花对父来说显得从未有过的清新与明媚，玄武湖畔也留下过父亲欢乐的笑声。

　　不到一年，已快28岁的父亲在这儿结识了也在这里做护士工作比他小8岁的母亲朱淑英。母亲亭亭玉立，朴实善良，温柔体贴，又能歌善舞。她在医院护士楼一次活动中唱的歌深深吸引了父亲，一双剪水秋瞳的细眼透出几分妩媚和英气！那时母亲刚从河南商丘圣保罗高级护校毕业在教会医院经她大姐介绍来到来到南京华东军区医院工作不久。也许是同在异乡为异客，也许是父母性格上的互补，他们彼此生发了爱的情愫！作为教会护校毕业并走出来的姑娘，那绝对是她的初恋，估计也应该是不善言辞又学习刻苦的父亲的初恋。于是古都的城墙边和街道的梧桐树下一定都留连过他俩初恋时徜徉的倩影；秦淮河畔的春花与秋月也曾伴随过他们爽朗的笑声和深情的目光。

　　有一张父亲给母亲拍的单人照片，母亲在照片背后题字：“1951年5月5号，这张是你给我拍的，给子卿，鸽。” 想必“鸽”这个名儿应该是父母恋爱时期母亲的昵称。我不知道父亲那时是自己买的相机，还是跟别人借的相机？但是在那个年代，他们尚能有如此的情调和雅趣。我看着父亲与母亲恋爱那段拍的黑白照，照片虽然特别小，但我仍能感受到父母身上和脸上散发出的青春朝气和活力。那是一段怎样浪漫美好的岁月！当年华逝去，能告慰人心灵的总是青春的美丽和激情。

有时我设想，假如当年父亲被动地去了台湾，命运又会怎么样？他可能会跟另一个女人结婚。那一，肯定没有我，或也许有另一个“我”，那个我一直渴望着两岸的统一；但也许那个“我”受当地“绿营”影响也变成了个有台独倾向的分子。那二，父亲肯定不会像在大陆一样为那么多患者、那么多军人和百姓看病服务。三，父亲恐怕也不会活到百岁的高龄。因为我看到逃台的将领和老兵几乎没有活过90多岁的。人生的十字路口啊，稍有不慎就会走向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道路，而命运和家庭乃至历史，就完全是另一个样子。

现南京东部战区总医院里仍然保留着当年的中央医院的楼房。

　　前不久，我在南京的表姐朱丽宁和表弟朱厚宇专程去了南京中央医院旧址（现东部战区总医院）老楼院史展示区。他们驻足于展柜前寻觅、拍照，竟然在1948年“中央医院任用审查名册”中发现了“姬子卿”的名字，而且在他们发来的一张1950年6月9日华东军区医院成立时拍摄的大合影中，我竟在几排人中也发现了我父亲！

　　看见通过微信他们发过来的照片，当年毛笔写下的父亲娟秀的名字和大合影中父亲熟悉的面庞，我感到异样的兴奋亲切，仿佛触摸到了70多年前父亲那峥嵘的岁月。我和俩个姐姐不禁在微信中拥抱南京的表姐，表弟！向他们表达我们的感激！

入 朝

1950年5月26日朝鲜战争爆发，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也许由于父亲不是外科医生，战争头几年他没有被召入朝。那一阶段，父亲一直在南京做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由于工作积极努力，成绩突出，1950年5月，他获得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防治血吸虫病先进人物三等功。而一年多之后的1951年12月，跟父亲同在一所医院当护士的母亲奉命率先参加了入朝医疗队。

　　在我和姐姐整理父亲的遗物，从他1951年12月送给正在恋爱着的母亲日记红色扉页中赠言可见，当时他对新中国、对母亲是怎样的激情满怀：“革命的事业就是我们的生命！”“和平之鸽翱翔在宇宙的高空，带来1952年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胜利的欢呼，也展开了你生命中美丽的新页！同志，让我们在毛泽东的光辉指引下，大踏步前进吧！1952年对你是无上光荣的。让我预祝着！赠淑英 姬子卿 ”

这是怎样的一种富有革命浪漫主义的诗意情感！这是我以前从父亲身上很少感受到的。他与母亲正是怀着这样一种革命激情共同投入了新中国的革命洪流之中。母亲已经走了近半个世纪，我无从知晓母亲看了这样赠言的感受，也许是她受到了父亲的鼓励，于是带着这种激情坚定地走向了战火硝烟的朝鲜战场！

　　在朝鲜的后方医院，母亲和他的战友们在寒冷艰苦的环境下，克服种种困难，想尽办法忘我地救治伤员。半年后母亲在朝鲜荣获志愿军卫生部颁发的小功一次。52年10月她又荣归南京，回到华东军区医院任某科护士长，由于工作成绩突出，她又一次荣立三等功。双喜临门，不久她便迎来了与父亲喜结连理日子。

看着母亲身披婚纱与一身西装的父亲幸福偎靠一起的结婚照，能想象出他们当时心中洋溢着怎样的幸福和憧憬！结婚之际，他们还赴上海去拜见了爷爷和奶奶（父亲继母）和姑姑大伯们，回南京时爷爷亲自到火车站去送行，还嘱咐父亲尽快去看看姚克芳，把礼物送给他。

　　1953年还在南京的父亲还获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颁发的医师证书。上面还盖着卫生部部长和副部长的印章。

当时卫生部部长李德全是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的妻子，60年代全国政协副主席。副部长傅连璋是延安时期的中央医院院长，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人的保健医生。一个军区医院的普通医师居然由国家卫生部颁发证书，可以看出那个时候国家对医师的认证多么严格！同时也说明当时国内真正的医师非常紧缺。

1955年授大尉军衔之后（大摡是56年赴朝前）父亲回上海难得拍了一次全家福。前排祖父姬鸿生，祖母戴瑶珍（祖父续弦）大姑妈姬志华，二姑妈姬睿华，后排大伯姬子鹤，三姑妈姬文美，四姑妈姬玲美。

1956年，父亲奉命告别了母亲和一双儿女，终于加入志愿军后勤二分部卫生处。实现了与母亲共同赴朝为志愿军服务的愿望。尽管朝鲜停战协议53年7月就已签订，但由于美军在战争期间曾投放过化学毒剂弹，故仍有部分志愿军战士伤病员留在了朝鲜，所以父亲在战后越过鸭绿江进入了朝鲜，在志愿军后勤部二分部卫生处任内科主任。当年战争时期二分部在平安北道球场郡，我不知道停战后父亲在1956年去的时候是否还是在这个地方。反正在朝鲜期间，他主要负责开展志愿军伤员调查和预防痢疾的工作。

之后他又到了志愿军总医院（58年改为丹东230医院）任肺科主任。1959年他在《人民军医》杂志上发表了《志愿军8457名官兵结核感染率、发病率的调查以及链激酶治疗脓胸的报告》，这是他参加革命后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我看着他在朝鲜的一身戎装、英姿勃发的照片，想象着他操着浙江人的口音询问着志愿军战士病情的样子。遗憾的是对于在朝鲜给志愿军看病的情况我没有看到父亲太多的文字介绍和日记。（也许是忙碌或遗失了）只知道在这期间，由于表现出色，1959年2月父亲加入了共产党。

1960年一纸调令送达丹东230医院。父亲本来也许以为自己会被调回南京，毕竟是南方人，家也在那里。所以得知这个调令，离开了丹东，调往沈阳军区总医院，他有些意外。虽然沈阳城市更大，又是军区所在地，但对他这个江浙人来说那是一个未知的地方，是新的单位，又有着怎样的未来，等待着他呢？但是他知道，革命军医必须要服从命令。家庭的事儿再说，也许组织上会考虑的。于是，他踏上了北上的列车。

未完待续

林萧：（本名姬恒林）资深媒体人，高级编辑；原辽宁都市广播副总监。《老林说旧闻》栏目编辑、主持人。（在蜻蜓FM爱音斯坦FM等音频平台有专辑）爱用文字、声音和镜头来表达心声，诗意栖居。作品散见于《诗潮》、《鸭绿江》、《中国诗人》、《星星诗刊》、《读者》、《辽宁日报》、《辽沈晚报》及其它报刊和网络。多篇评论和随笔曾被“中国新闻社”等全国性媒体转载。个人作品曾获“中国广播影视大奖”等全国性奖项，省级一等奖20余篇；曾获“辽宁省广播电视十佳理论人才”、“辽宁省优秀新闻工作者”、“全国百优节目主持人”等称号。与他人共同参与的作品曾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