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积玉成基(下）》—发表于《中国作家网》

马超

　　我大学毕业后教了几年书，于2000年辞掉公职去了上海。辞职之前也没有跟父亲商量。等在那边安顿好之后才电话告诉了父亲。我估计父亲当时是可能要发脾气，可他沉默良久，最后说了句：不行了你就回来！按照他的观念无论如何也是要这份铁饭碗的工作，我们家是严父慈母，父亲的话就是圣旨，不可违抗。我们一直害怕父亲，从小到大都是按照父亲的意志来做事做人。不敢越雷池一步，如果犯错，轻则挨骂，重则挨打。甚至在我们参加工作，更甚至我们人到中年以后，每次见到父亲都是正襟危坐，说话则小心翼翼，看父亲的脸色行事，父亲开心时，我们多说几句，父亲不开心时，也不敢多说话。西北人的大男子主义、家长作风在父亲的身上得到极大体现。当然，父亲的地位和应该受到的尊敬是历史形成的。事实无数次证明父亲是英明伟大的，他配享我们兄妹对他至高无上的崇敬甚至是顶礼膜拜。

可这次我的辞职，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先斩后奏。父亲给我设计的人生之路被我走歪了。我能感受到当时他心里有多生气。他的生气来源于他的权威受到了挑战？还是我不知天高地厚地舍弃铁饭碗？或许都有，我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他在电话那边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放在平时他可能会大为光火，甚至暴跳如雷。可这次他却没有。我想他当时可能还会有更大的失落，儿子用这种方式宣示着他的长大，宣示着以后再不需要听他的话。或许除了失落还会有更大的无助，他明知道儿子把路走歪了，可自己却再也无力扳正，儿子已经远离了他的视线。听母亲说那一段时间，父亲每天都默不作声。终于有一天父亲甩出一句话：“我的娃我知道，不管怎样都闯不出祸来！”

2003年，当我们全家把最小的弟弟供到大学毕业时，父亲马上就要到离休的年龄了。虽然我们一家把外债已经还完，可父亲临离休时却是居无定所，挣了一辈子钱的父亲在县城没有属于自己的片瓦之地。于是我就张罗着给父亲在县城买了一套房子。让父亲离休后有个安身之处。父亲一天打我电话，情绪低落、语气沉重，说组织给他已经谈过话了，按照县上的政策，让他离职休息，给年轻人让出编制。其实父亲这一年也才五十五岁。这一切虽然都在意料之中，可临了父亲还是有些黯然。虽无可以留恋的官位，但这为之敬畏一辈子的工作，岂能是说放就放得下的，更何况父亲是那个年代的人。我便安慰父亲说，辛苦一辈子了也该歇歇了，是好事。半晌，父亲回了一句：是好事。父子俩又谈了一阵子，临挂电话时父亲最后说了句：好在你们兄妹四个都已参加了工作。

父亲能拉会弹很快组织了一帮退休人员成立了一个秦腔自乐班，红白喜事、店铺开张，到处赶场子。我家自然是门庭若市，父亲已经适应了离休生活，活的很是自由自在，家里的情况也越来越好。

父亲朋友很多，谁的忙他都乐意帮，有求便会全力去应。我们村里的特困户，也经常去县城找父亲，父亲每次都热情招待。特别是这个特困户的女儿考上了大专，上学没钱寻求父亲帮助，父亲就带着他在县上东奔西走，申请助学贷款。最后没办法了父亲让我资助孩子。我在上海也只是个打工族，刚给父亲买了房子，也拿不出钱来。“娃能学，家里穷，你想办法帮一下。”在父亲的催促下，我想尽办法最后找到一个愿意做善事的老板，给孩子前后资助了几万元。父亲非常开心说：“善款比借钱好，不用孩子毕业后还，你尽量多找点来。”一开这个口子自然刹不住闸，更何况父亲都是一帮穷朋友，自然生就一帮穷孩子。可惜我能力有限，筹措的数额毕竟不多，也只能帮几个孩子。父亲没办法只能把退休工资给这个借给那个借，能帮一点是一点。

苦日子总是很长，好日子就感觉很短。父亲离休三四年后，身体出现了问题，严重的颈椎病，这个病也算是个职业病，跟长期伏案工作有关。父亲整天手麻腿软，饭碗都端不稳。骨头的病只能做手术，但父亲的颈椎是第一、二节出了问题。内地大医院都不敢做，风险太大。父亲那段时间情绪很是低落。他亲眼看到县城的几个朋友因颈椎病最后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

在我的催促下，父亲最后来到了上海求医。医生检查后说父亲已经严重到出门不小心被人撞一下都会有生命危险，看来没有退路只能冒险手术了。在排队等待手术的前几天，父亲很黏我，一时看不到我都不行，父亲看似有很多话要说，但最终什么也没有交待，父子俩就整日默默相守。在外地的兄妹前后都赶来了，父亲是被四个孩子一起送进了手术室。在上海名专家的主刀下，手术很成功。后来父亲问我：“留娃，你有没有想过爸万一下不了手术台，你怎么把爸送回老家去？”可我当时确实没有想过父亲下不了手术台我该怎么办，父亲就是我的天，我相信天是永远不会塌的。

我的天是没有塌，可术后的父亲竟然不会走路了。那几个月每天下班后，我和妻子都在家帮父亲做各种康复训练，他像幼儿一样开始学走路，父亲很是刚强，坚持锻炼，说他这是第二次重生。父亲康复训练了半年后才勉强可以走路，就要急着回老家。

我送到卧铺车厢里，帮父亲铺好了床，在临下车时，我鼓足了勇气，上去拥抱了父亲一下。那是平生第一次拥抱父亲，父亲显然没有思想准备，慌乱中还有点不好意思。父子俩动作生疏、甚至有点别扭，拥抱仅仅有一秒钟，就分开了。小时候父亲抱着亲我，胡子扎得我的小脸生疼至今记忆忧新，现在我也长胡子了，也扎扎他的脸还回去，让他也感受一下被胡子扎的滋味，可最终，父子俩的脸没有碰到一起就分开了。那次拥抱父亲，是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直到父亲去世我也没机会或者准确点说我也想不到再去拥抱父亲。

我每次回老家，见面和送别父子俩都轻描淡写，口气轻松：“爸，我回来了！”“好，进屋！”，“爸，我走了，您注意身体。”“好，走吧！”每次都是固定的几句对话，再想不出其它的话语，西北人的木讷是刻在骨子里的，特别是父子之间是不会情感交流的。只有母亲在旁边不舍地抹泪。后来才知道，每次我要回去，父亲吃过中饭就坐在小区院子的台子上抽烟等我，一直等到晚上接到我为止，期间任谁叫都不回去。

父亲回县城后，来看望他的人很多。父亲总是不厌其烦的给人夸奖我对他有多孝顺，怎样照顾他。其实我只是照顾了他短短的半年，拥抱了他一次，就这么一点点的事情，却被他夸大其词，时时挂在嘴边。可他照顾了我多少年又抱了我多少次呢，我不也是接受的理所当然，很少提起。反过来他却对我做的念念不忘，我不知道其他人的父亲怎样，或许天下父亲都如此吧。一年后父亲恢复了正常生活，又把他的秦腔自乐班撑起来了。

后来我不再上班，自己做起了生意。父亲知道后给我说，现在外面的事情他已经看不懂了。让我自己拿主意。打工的时候，还有个相对稳定的收入，每每怕父亲担心我的经济，不管兜里有钱没钱我都要装出一副有钱的样子，谈到任何事也都做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好让他感觉这个儿子虽然失去了铁饭碗，但是有本事挣得更多，生活得更好。就像当年他在我们面前一样，让我们有安全感，只想着怎么读书，其余的事情有他来处理。而我达不到父亲当年的能力，只能靠装让他有安全感，可现在我又做起了生意，前途更是难卜，恐怕以后就愈发难装了！

2014年的5月1日，父亲中午感觉头晕，马上就被妹夫送到医院，到了医院人就不会说话了，父亲给母亲挣扎着伸了二个指头，可母亲也不清楚父亲是啥意思，当晚父亲就走了，而我们兄妹四个竟无一人陪在父亲的身边。那年的春节我因为生意忙没能回家。整整一年半时间我们父子没有相见，再见已是阴阳两隔。前来吊唁的亲戚朋友很多，小车挤满了村子街道，村里人说父亲人缘好，把人为下了。算算给父亲买了单元房他只住了十年，做完手术才活了六年。可父亲年龄实在不大，也才六十六岁，正是享福的时候却硬是要走，或许他认为自己一生的任务完成了，可以无牵无挂地走了。或许他去那边组建秦腔自乐班急着赶场子，总之他没有向他的四个孩子打声招呼就走了。父亲的朋友都来了，秦腔自乐班的戏友也是一个不少，他们唱着戏送父亲走的。我们给父亲买了口上好的柏木棺材，让他一去那边就有好房子住。想想父亲去那边也不会寂寞的，他走到哪里都会很快聚起一帮朋友的，再说也有爷爷奶奶陪他。只是他暂时看不到了他的四个孩子，那也只是暂时，用不了几十年，我们也都会去找他陪他，一家人总归还是要团聚的。

此后，每每提起父亲临走时伸二个指头的动作，弟弟说那是父亲让叫我二哥。可我却远在千里之外，为一些蝇营狗苟的小利忙得不可开交。这些年在上海谋生，我说不明白我得到了什么，但我很清楚我失去了什么。陪伴父亲的时间屈指可算，少得可怜。我不由得怀疑起我当年的选择是不是值得，可一切都没有重新来过的机会。父亲的一生把他的优点都遗传给了他的孩子。书法文章传给了大哥，音乐传给了小弟。他们虽然距离“大家”还有一定距离，但在各自的行业都颇有建树。甚至父亲因给我看肺炎跟赤脚医生学会打针的技能也都遗传给了妹妹，使她长大做了白衣天使，完美的遗传并发扬光大。唯有我文不通理不精，跑到上海做着这点小生意，惹得他后半生该享清福时却整日为我操心，聊以自慰的是我这些年身处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虽没有什么大的可以值得父亲引以为傲的成就，却也没给他惹出什么乱子来。其实脚底下有块玉做的基础，这辈子想偏也偏不了，我不会，其他兄妹更不会。

收拾父亲遗物时，意外发现他给我买了份商业保险，六十岁后，我每年可以领取一定数额的养老金。

父亲知道我老了是没人发我退休工资的。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