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父亲节——父爱如山重

卡布迪诺

这世上

他是最爱你却又不善于表达的人

你开心时，他甘心给你骑马马，

你受冷时，他脱去外套给你挡风御寒。

他从不夸奖你有多棒，

内心却深深地为你而骄傲。

他有一个最响亮的名字——爸爸。

如果母爱是温柔的河川，

父爱则是宽阔的大海，

再多的苦难都无法填满他的胸怀。

如果母爱是把保护伞，

父爱则是参天大树，

坚强有力地为你撑起整个世界。

我的父亲，1921年出生在一个山清水秀的浙江鄞县甲村叫的老漕头的村庄。那时的家乡交通很不便利，要在宁波乘航船才能到达。漕头就是指航船停靠的站点。可想而知，那时的村庄已经有不小规模了，毕竟太祖辈上曾是为官一方的显族。

尽管到了祖辈已是家道中落，但是我祖父一手书法，那是在十里八乡间小有名气的。但生活还得靠柴米油盐，不得已只能让上书塾父亲辍学。由熟人举荐，到小火轮上拿起了比他个儿还高的煤锹，当起一名火炉工（司炉工）。因为宁波靠海，跑远洋的人多，故经人介绍，后来又到招商局的远洋公司的远洋轮上工作。

1949年，全国解放了。而那时父亲的船刚好到了台湾。当局不让他们下船回大陆，几经斗争后终于同意他们下船经香港回到了上海。但是，却错过了上海招商局海员的确认期限，无奈失业在家。因为有点文化，就帮里委街道做些里弄工作。由于工作表现出色，被街道推荐到提篮桥附近的机器厂工作，后经几度调整、合并为上海沪江机械厂直至退休。

由于，父亲从小饱经艰辛，解放后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所以十分珍惜。工作上都是任劳任怨，踏踏实实地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还不忘乐意帮助他人。所以，工友们都亲切地称他“阿洪师父”。

1955年年初，为了响应国家“上山下乡”号召，父亲将我们送到了宁波的老家，他只身一人留在上海工作。

“每逢佳节倍思亲”。第二年中秋，老家发了一场罕见的大水，村前村后一片汪洋。那天父亲归心似箭，握着一根竹条，摸索着走了十里乡村小路回到了老家。

俗话说“屋漏偏逢连夜雨”。父亲来到的那天，恰逢二妹她病危，父亲一把抱起行将断气的她，顷刻间父亲眼泪湿润了眼眶。原来是阖家团聚的日子，顷刻间变成了与爱女永别之时。天下会有哪个父亲不为之流泪？这是我记忆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父亲落泪。

探亲的日子很短，没几天假期已满。父亲见到我们生活如此、这般，心里十分难受。那几天父亲常挂在嘴边的话便是“再穷再苦也要一家人在一起，不能这样了”。回到上海后，父亲想方设法终于又把我们弄回了上海。

我们回到上海后，看到家里多了一张父亲引以自豪的他在支援农业的双轮双铧犁工作中被评为“先进工作者”的奖状。

尽管如此，但父亲毕竟是船上的“火炉工”转岗，技术含量低。所以，工资也很低。开始还可以，随着孩子的增多以及母亲的失业，仅凭父亲一人的工资，就难以维持日常生活的开支了。

从此后，就很难见到父亲的和蔼的笑容，而见到的是日益增多的皱纹。众邻都觉得父亲不善于交际，可有谁知道他心中被生活所困的压力。

在我记忆中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在文革期间，当时兴起“学工”并说还可以有补贴。于是，我就每天随同父亲到其工作单位“学工”。

那天是发薪日，只见父亲那满是油污手领取了工资后，又将原本不多的钱一一还给了工友后。父亲望着手中的几张零钱默默发呆。工友们也知道我父亲生活的窘迫，他们又将钱借给了我父亲。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我家生活的艰难而为其流了眼泪。

虽然，那段时间的“学工”，没拿到传说中的“补贴”，但对我而言，真真实实上了一课，知道了生活的不易和男人的责任。

尽管生活如此艰辛，但对我们而言，“父爱”二字从没有缺失。

记得儿时，父亲看见我在用削铅笔的刀在制作一只“贱骨头”时，他对我说：“你别做了。”第二天下班回家，给我提过来一只“贱骨头”。原来是他求工友帮他用硬木在车床上加工了一个，中间还用上了一颗钢珠，一鞭下去，那叫着一个稳啊！这枚“贱骨头”让我在同学间赚足了面子。

当我们学校开始书法课时，他耐心地指导我们如何运笔。可我天生就是一个不会写字的人，无论怎么都写不好。不像我大妹写得一手好字，也许她是遗传了我祖上对书法的遗传基因。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原本艰辛的生活又“雪上加霜”，真是度日如年啊。母亲考虑到父亲是一家的顶梁柱，总是尽可能让父亲多吃点、吃好点，而父亲也总会偷偷地给我们吃一点，当然，吃的最多的当然是那颗“掌上明珠”。他也知道，总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因为厂紧挨着黄浦江，于是，每天下班后他就去黄浦江畔捕鱼，以解决我们营养不良的问题。这后来也成了他的爱好。

父亲虽不善言语，却总是默默地注视、关心我们成长中的一举一动。他就像一棵大树、一座大山，让我们有了无比的安全感。

随着我们一天天的长大，父亲紧锁的眉头也逐步得以舒展。可此时“文化革命”又席卷祖国大地，父亲最担心的是我们五个小孩，此时的他又像一只张开翅膀的母鸡，怕我们有一丁点的伤害。处处护着我们，始终叮咛着我们哪些该做不该做。在他的照护下，我们兄妹五人都得以健康、平安成长。

转眼，到了1968年的分配了。当我拿到分配通知书的那一刻，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到了厂里，要好好工作，努力上进。厂里的东西，小至一颗螺钉，一片铁削都是公家的，即使是扔的，也不能往家里拿。”此言此语，我是铭记于心。

当接下来弟妹们一个个都到农村、农场务农分配下来，父亲那悬挂的心也越来越沉，表情也越来越凝重。

每当弄堂邮递员来时，他虽不会去问，但会抬头观注。那时他最期盼的是过年能阖家团圆。

时间的推移，知青可以回来了。随着大妹、小弟的上调，父亲原先凝重的脸开始得以舒展，并决定自己享用提前退休的政策，换取大弟回沪进工厂的名额。

在那些年中我的记忆里，父亲开始笑了。但笑得最开心是我大妹的出嫁那天。我们全家都为此忙得不亦乐乎，父亲呵呵笑声不断。

以后的好些年，我们兄妹五人逐一成家，又有了下一代。那时父亲他脸上堆满了笑容，时不时会领着他们出去走走，炫耀一下。也许此时他觉得以往所受的所有的苦都已值了。

今天，我们都很安好，父亲却远离我们而去。

记得父亲病危的那天，昏迷了多天的他，突然苏醒。他用长满老茧的手，将我们兄弟姐妹五人的手捏在一起，仿佛告诉我们，一定要兄弟姐妹团结。

现在，我可以骄傲地告诉父亲，我们五人好着呢！我们五人伸开就是一只手掌，捏紧就是一个拳头。您尽管放心，我们现在没有辜负您，将来也不会辜负您的。

最后，我想用大妹的话作为我今天的结束。

“爸爸，我们想您啦！无论您现在身处何方，我们身上流着您浓浓的血液，您在我们心里流淌！无论我们走的有多远，多踏实，都是您言传身教的恩德赐予我们成长！您给我们的点点滴滴刻骨铭记！感恩无比！您的恩情我们终身难忘！如今天上人间，我们遥祝您：爸爸，节日快乐！天堂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