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歌《延安颂》 奋进新征程

王长命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出发，历经千难万险，行程两万余里，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城，从此，延安成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指挥中心和战略总后方。党中央进驻延安后，凤凰山麓成为中央机关和毛泽东的第一处驻地。

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反动集团对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1941年到1942年，边区几乎到了没有衣穿、没有饭吃的严重地步。面对十分严峻的形势，党中央、毛主席号召边区军民自力更生、克服困难，迅速在军队、机关、学校、工厂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1941年3月，王震率三五九旅开进南泥湾开荒种地，经过3年的辛勤劳动，把昔日一派荒凉的“烂泥湾”变成了“陕北好江南”，成为大生产运动中的一面旗帜。

1942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一场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拉开了延安整风运动的序幕。

1945年4月23日到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举行，历时50天。6月19日，七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明确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

1947年3月，蒋介石发动了对陕甘宁和山东两个解放区的重点进攻。3月18日，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踏上了转战陕北的征途。

党的六届中央政治局于1937年8月22日至25日在陕北洛川冯家村召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讨论制定动员全国军民开展民族解放战争，实行全面持久抗战的方针，进一步确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务及各项政策。张闻天主持，出席者有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彭德怀等22人。毛泽东作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他分析了抗战开始以后的新形势和战争的持久性，指出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而关键在于实行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反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提出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国民党统治区，放手发动抗日的群众运动；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战时期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等任务。会议就国共关系、战略方针和出兵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就有关问题作了报告和发言。毛泽东作了会议总结。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毛泽东起草的《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宣传鼓动提纲。会议决定组成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央军委），毛泽东为军委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军委副主席。8月25日，中央军委发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洛川会议是在全国抗战刚刚爆发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制定的党的全面抗战路线，把实行全民族抗战与争取人民民主、改善人民生活结合起来，把反对外敌入侵与推动社会进步统一起来，正确处理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会议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阐明了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政治主张，指明了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具体道路，这是同国民党领导集团所实行的片面抗战路线不同的正确的抗战路线。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11月7日，中共中央机关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中心瓦窑堡。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着重讨论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并相应调整了各项具体政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策略的制定，使我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在继遵义会议解决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之后，我党开始努力解决政治路线问题。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我党逐渐学会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开展各项工作。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进一步加强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以对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为突破口，努力去做国民党上层人士和将领的工作。所有这些都为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全民族团结抗战局面的形成做了充分的准备。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军事问题、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问题。瓦窑堡会议是中共中央落脚陕北后，结合国内形势和党的任务，从中国实际出发，把共产国际七大提出的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总方针，创造性地运用来指导中国革命运动的一次重要会议。

中共中央在瓦窑堡的7个多月，是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重要时期。在此期间，瓦窑堡会议胜利召开，不失时机地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它也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总结革命中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已经成熟起来，能够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进行工作。”

1936年12月，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正是以瓦窑堡会议制定的正确方针政策为基础，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以中华民族团结抗日的大局为重，提出正确方针政策，使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历史意义：

1.这次会议，是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它科学地总结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基本经验，解决了遵义会议没有来得及解决的政治策略问题，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2.它总结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基本经验，批评了“左”倾关门主义，解决了遵义会议没有来得及解决的党的政治策略问题，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3.既着重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在政治策略上的错误，也警戒全党汲取大革命中无产阶级放弃领导权而导致革命失败的教训，从而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

【革命圣地延安】

古称延州，位于陕北高原中部，延河中游，属丘陵沟壑区，市区海拔860-1525米。延河与南川河在此交汇。周围有宝塔山、清凉山、凤凰山环峙鼎立，是一座依山傍水的山区城市。历来是陕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

延安是民族英雄刘志丹、谢子长等创立的陕北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落脚点。从1935年到1948年，延安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十三年间，这里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中共七大等一系列影响和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特别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亲手培育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实事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延安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宝库中的珍贵财富，已经成为全国人民团结一致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精神支柱。延安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成为中国共产党成就伟业的革命圣地。

【延安宝塔山】

宝塔山是延安的标志性建筑，是革命圣地的象征，融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为一体，位于延安城东南。宝塔山高1135.5米，山上宝塔，始建于唐，清代曾多次修茸，外檐为清代风格，高44米，共九层，八角形，登上塔顶，全城风貌可尽收眼底。旁有明代崇祯年间铸造的铁钟一口。山上还有范公井、摘星楼、东岳庙、嘉岭书院、烽火台等古迹，还有长达260米的摩崖石刻群和碑林，石刻岸面整齐，岸石完整，是难得的石刻艺术。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延安成为全中国抗日战争的核心之一，宝塔山成为延安的象征。

延河大桥，位于延安城东，横跨延河，连接延安城与东关街。该大桥由周楫主持设计，1959年5月建成通车。为一座空腹式石拱桥，3孔，每孔跨径30米，大桥全长115米，高13米，桥面净宽7米，两侧附设人行道。每孔拱上有6个跨径各为2.5米的圆拱形小桥孔，一方面便于排泄洪水，另一方面也减轻了桥体本身的重量和压力。桥下部为重力式墩台，上承石拱。延河大桥仿照“赵州桥”而建，设计合理，施工精细，雄伟壮观。工程质量亦十分坚固。迄今仍为延安城内重要交通要道。延河大桥建成后，与延安宝塔浑然一体，交相辉映，成为革命圣地延安重要标志与象征。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会场】

边区参议会会场旧址位于延安市南关，坐北面南。礼堂建成于1941年10月，为砖木石结构，正门面墙用磨制石块砌筑，面阔24.7米，门庭进深3.5米。内部可容纳1200余人。正面门额上方原有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题写的“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会场”10个大字。后被国民党军队破坏。现刊刻有谢觉哉1956年5月题写的“延安大礼堂”5个大字。当年延安实行民主政治，请边区开明士绅参政议政。在此召开过边区二届参议会及以后历届各次参议会会议外，还在此举行过边区劳动英雄代表大会以及保卫边区、保卫延安干部动员大会等重要会议。

【王家坪大礼堂】

王家坪位于延安城西北4公里处。1937-1947年，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八路军总部设在这里。礼堂修建于1943年，为砖木结构，是七间高大宽敞、四角翘起的大瓦房，可容纳近千人。毛泽东会客室在军委礼堂东侧，有两间平房。这里是军委召开会议的礼堂，许多中共中央军委的重要会议在此召开。中共抗日战争胜利庆祝大会曾在此举行

【毛主席在延安枣园的办公住址】

毛泽东在延安枣园办公处是1943年10月至1945年底居住过的地方。小院共有五孔窑洞，右起第一孔窑洞是会客室兼会议室，第二孔是办公室，第三孔是寝室，第四孔是李纳和保姆的住室，第五孔是工作人员住室。毛泽东在这里领导了抗日战争、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筹备了中共七大；在这里写下《论联合政府》、《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关于重庆谈判》等许多重要著作。

【杨家岭中央大礼堂】

杨家岭位于延安城西北约3公里，两山间的一条小沟间。中央大礼堂是一座砖木结构的穹窿式建筑。是中央机关和军民利用当地石料自己设计自己修建的。礼堂建筑风格新颖独特，古朴典雅，庄严肃穆。建筑的独特体现在中西巧妙地结合，内部采用了传统的陕北窑洞式的石拱结构。1938-1940、1942-1943年，中共中央曾在这里办公。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均在这里召开。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也是在这里召开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都曾在这里居住过，在毛主席旧居院外的小石桌旁，毛主席会见了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在这个旧居，毛主席写出了著名的《反对投降活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章。

【延安枣园】

枣园位于延安市西北8公里处，1940-1942、1944-1947年，这里曾是中共中央书记处所在地。枣园又名“延园”，原是陕北军阀高双成的庄园，1941年开始修建，至1943年竣工。共修窑洞二十余孔，平瓦房八十余间，礼堂一座。土地革命时期归人民所有。1943年，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等先后迁居枣园，这里成为中共中央书记处所在地。

陕北窑洞

陕北地区位于中国西北的黄土高原上，由于雨量少，缺乏树木，而黄土层又相当深厚，人们便就土山的山崖挖掘出各种窑洞，作为住宅。洞顶呈弯形，完全符合力学原理。前面装设门窗，采光好。黄土具有较好的隔热性能，故洞内冬暖夏凉。邮票画面上的窑洞就很好地体现了陕北民居的造型特征。

延安窑洞是陕西省的地方传统民居形式之一。具有十分独特的地方民俗文化和民族风情。延安的窑洞分土窑洞，砖窑和石窑洞。石窑洞是用石条或砖做成的，坚固耐用。但最常见的则是土窑洞，在凤凰山麓以及王家坪、杨家岭、枣园等地随处可看到其踪影。窑洞里的陈设，非常简单，有木桌、木椅、土炕和农家的一些物什。挖窑洞时，先修“窑面”，即在山坡上挖一竖截面，然后向纵深挖掘。一般窑高3米、宽3米、深6至8米。门窗用木框，窗户上糊纸或镶玻璃。延安的窑洞冬暖夏凉，为人们创造了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

1936年12月12日，为挽救民族危亡、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杨虎城毅然在临潼对蒋介石实行“兵谏”，扣留来陕督战的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亦称双十二事变。提出抗日救国八项政治主张，逼蒋介石抗日。1936年12月25日，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下，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六项主张，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奠定了基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延安，简称“延”，陕西省辖地级市、省域副中心城市，位于陕西省北部，地处黄河中游，黄土高原的中南地区，省会西安以北371千米。北连榆林，南接关中咸阳、铜川、渭南三市，东隔黄河与山西临汾、吕梁相望，西邻甘肃庆阳，总面积3.7万平方千米。下辖2个市辖区、10个县、代管1个县级市。延安古称肤施、延州，被誉为“三秦锁钥，五路襟喉”，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人文始祖黄帝曾居住在这一带，是天下第一陵——中华民族始祖黄帝的陵寝：黄帝陵所在地，是民族圣地、中国革命圣地，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顺利到达吴起镇，延安成为中国革命的落脚点和出发点，是全国革命根据地城市中旧址保存规模最大、数量最多、布局最为完整的城市。党中央和毛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家在这里生活战斗了十三个春秋，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育了延安精神，是全国爱国主义、革命传统和延安精神三大教育基地。延安是“双拥运动”发祥地，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有着“中国革命博物馆城”的美誉。境内有各类文物遗址点8545处，其中革命遗址445处。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到达陕北后，建立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使陕北成为革命的中心根据地。1937年9月6日，根据国共两党关于国共合作的协议，中国共产党将陕甘苏区改名为陕甘宁边区，并成立了边区政府，林伯渠任主席，张国焘任副主席（后由高自立接任副主席、代主席、兼党团书记）。辖23个县，人口约150万，首府延安。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所在地，是敌后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中心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

1937年3月，中国共产党为团结抗日，经与国民党政府多次谈判，将陕甘苏区改为陕甘宁特区，5月改称陕甘宁边区，9月6日成立边区政府，林伯渠任主席，张国焘、高自立、李鼎铭、刘景范先后任副主席。首府设在延安，边区东靠黄河，北起长城，西接六盘山脉，南临泾水，南北长近500公里，东西宽约400公里。辖有延安、绥德、三边、关中和陇东5个分区，20余县，约150万人，面积近13万平方公里。辖陕西省延安、延川、延长、清涧、绥德、米脂、葭县（今佳县）、吴堡、安定（今子长）、安塞、靖边、定边、保安（今志丹）、甘泉、_县（今富县）、淳化、_邑（今旬邑），甘肃省宁县、正宁、庆阳、合水、镇原、环县，宁夏省（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豫旺（今属同心）等23个县以及神（木）府（谷）地区，面积12.9万余平方千米，人口150万。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领导全国人民抗战的中心，是八路军、新四军等敌后战场抗日武装的指挥中枢和总后方。

在黄土高原的梁梁峁峁上，自古以来，就有利用高原地形凿洞而居的传统。一排排、一列列的窑洞依山而建，点缀在陕北的沟、梁、塬、峁之间。当地人曾经世世代代住在这些窑洞里，赓续血脉，延续乡愁，形成独特的陕北民居文化。

延安窑洞是陕西省的地方传统民居形式之一。具有十分独特的地方民俗文化和民族风情。延安的窑洞分土窑洞，砖窑和石窑洞。石窑洞是用石条或砖做成的，坚固耐用。但最常见的则是土窑洞，在凤凰山麓以及王家坪、杨家岭、枣园等地随处可看到其踪影。窑洞里的陈设，非常简单，有木桌、木椅、土炕和农家的一些物什。挖窑洞时，先修“窑面”，即在山坡上挖一竖截面，然后向纵深挖掘。一般窑高3米、宽3米、深6至8米。门窗用木框，窗户上糊纸或镶玻璃。延安的窑洞冬暖夏凉，为人们创造了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

1935年，党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后，星罗棋布的陕北窑洞就成为走遍了大半个中国的中国共产党人新的家。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样的窑洞里战斗生活了十多个春秋。自此，延安的窑洞成为革命的窑洞、思想的窑洞和精神的窑洞。

党中央入驻延安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转战南北，跨越万里，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在此落脚安家，可是延安还在蒋介石政权的掌握之下，那是什么时候延安成为中国革命圣地的？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在临潼对蒋介石实行兵谏，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事变发生后，张杨两位将军致电中共中央，要求派代表到西安共商团结抗日大计，与此同时驻扎在延安的东北军也开始撤离，只保留了民团和保安队千人左右维持秩序。



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6日下午，周恩来总理和叶剑英等人从保安出发前往延安转乘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派来的飞机前往西安，当晚住在马家湾延安工作委员会临时办事处，制定了尽可能争取和平接管延安的大方针。

12月17日中午，当周恩来等一行人来到延安东郊飞机场，正准备登机时，延安城里的国民党肤施县（注：延安的古称）县长高锦尚骑马赶到机场前来送行，周总理语重心长地对西安事变发展的可能性作了分析，并且希望高县长参与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

12月18日凌晨时分，肤施县的高县长带着民团深夜偷偷地溜出东门，顺着延河向榆林方向撤退。随后，黄春甫司令员率领红一团的部队进城，中国共产党正式接管延安。

为了更好地领导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毛主席决定由保安迁往延安。1937年1月10日，毛主席从保安动身，1月13日下午4时左右，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到达延安。

进城那天，毛主席衣着十分俭朴，头戴缀着红星的八角帽，身穿黑色棉军服，外套一件已显陈旧的灰大衣，右胳膊的袖肘上还打着一大块补丁，脚蹬一双布棉鞋，与普通的战士一般无二。1月14日上午，在延安大操场上毛泽东发表了讲话。他号召军民要团结一致，抗日救国；加紧生产，支援前线；加强统一战线，一致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毛主席的讲话得到了延安军民的热烈响应。

中共中央进驻延安之后，从此这座具有悠久历史的高原古城便成为举世闻名的革命圣地，而这一住，毛主席和周恩来就在延安住了近10年时间！

重庆谈判，是抗日战争胜利之际，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就中国未来的发展前途、建设大计在重庆进行的一次历史性会谈。从1945年8月29日至10月10日，经过43天谈判，国共双方达成《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重庆谈判及达成的“双十协定”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和平、民主、团结的希望和曙光。虽然国民党统治集团违背全国人民迫切要求休养生息、和平建国的意愿，在1946年6月底全面撕毁“双十协定”，但其历史意义和启示仍是非常重大的。

　日本投降后，全国各界人士强烈反对内战，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呼吁民主协商成立联合政府。蒋介石为欺骗公众舆论，于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给中共发出3封“万急”电报，邀请毛泽东亲临陪都重庆，共商国是。

　　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离延安飞往重庆。29日，毛、周、王与国民党代表张群、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开始谈判。国民党方面对谈判毫无准备，暴露其假和谈、真备战的阴谋。最初4天，双方就政治、军事先作一般性商谈。

　　9月3日，中共方面将拟订的两党谈判方案11项交国民党代表转蒋介石。谈判方案是从实现和平、民主、团结出发，以国共两党现有政治军事的实际状况为基础，并在中共方面作出重大让步(包括军队的大批裁减和南方解放区的撤出)的条件下提出的。

　　8日，张群代表国民党作答，坚持政令、军令统一，强调共产党要“放弃地盘”、“交出军队”。从10日至21日，国共代表进行6次谈判。17日，毛泽东同蒋介石、赫尔利(美国驻华大使)商谈，仍无进展。为避免和谈破裂，中共表现极大的克制和让步，在军事问题上表示以公平合理整编全国军队为原则，愿将它所领导的军队缩编至24个或至少20个师。国民党方面表示它的军队整编计划正在进行，对于中共军队缩编数目可以考虑。在政权问题上，对于解放区和国民大会，双方申述各自的立场，同意提交政治会议解决。

　　经过43天谈判，于10月10日双方代表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12日公布。11 日，毛泽东回延安；17日在延安干部会上作《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举行。出席大会的共755人，其中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着全党121万名党员。任弼时主持开幕式，毛泽东致开幕词和闭幕词，并作了《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关于形势和思想政治问题的报告、关于讨论政治报告的结论和关于选举的问题的讲话；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和关于讨论军事问题的结论；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和关于讨论组织问题的结论；周恩来在会上作《论统一战线》的讲话。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科学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抓住了当时时局的关键，着重提出了中国人民强烈希望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基本要求。他号召全党要发扬党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围绕上述报告，各代表小组、代表团进行了充分讨论。任弼时、陈云、彭德怀、张闻天、陈毅、叶剑英、杨尚昆、刘伯承、彭真、聂荣臻、陆定一、乌兰夫等20多人作了大会发言。这些报告和发言从各个方面论述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组织路线的基本精神，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并对各条战线的任务和政策提出了具体意见。大会一致通过了毛泽东的政治报告、朱德《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和刘少奇修改党章的报告及新党章。七大党章提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是七大的历史性贡献。大会首次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其中，中央委员44人，候补中央委员33人。6月19日召开的七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8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毛泽东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副主席。七大历时50天，是党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极其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它总结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20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路线、纲领和策略，克服了党内的错误思想，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规律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从而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与统一，为迎接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基础。

《愚公移山》是《列子》中的一篇寓言小品文。这则故事的发源地，通常被称之为愚公故里的河南济源。[14]文章叙述了愚公不畏艰难，坚持不懈，挖山不止，最终感动天帝而将山挪走的故事。通过愚公的坚持不懈与智叟的胆小怯懦，以及“愚”与“智”的对比，表现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信心和毅力，说明了要克服困难就必须坚持不懈的道理。全文叙次井然，首尾呼应，情节完整，对话生动，毕肖声口，符合个性的对白极好地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

延安文艺座谈会

中共中央于1942年5月2日至23日在延安杨家岭召集文艺工作者举行座谈会（史称延安文艺座谈会）。分别于5月2日、16日、23日举行3次座谈会。会议由毛泽东和凯丰主持。出席者共100余人。毛泽东在会上作“引言”指出：会议的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文艺要很好地“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会议围绕主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有几十位作家发言。毛泽东在最后一天作的结论中，针对讨论的问题，联系五四运动以来革命文艺运动的经验，从马克思主义理论高度，系统回答了文艺运动中有争论的问题，强调党的文艺工作者必须从根本上解决立场、态度问题，阐明革命文艺为人民群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会议期间，《解放日报》特开辟专栏，介绍与此会有关的材料，及各作家的意见。此次会议，对于文艺界的整风运动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也促进了各抗日根据地文艺运动的发展。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提出的文艺为人民群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等一系列重要思想确立了党领导文艺工作的根本方针，直到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讲话内容

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分为“引言”、“结论”两部分。《讲话》是对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它联系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文艺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中国共产党解决这一系列问题的理论和政策。《讲话》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讲话》明确指出了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同时，根据文学艺术的规律和特点，提出了“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的著名论断。

历史意义

《讲话》还提出了典型的创作原则，即“文学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都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该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式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发展”。《讲话》进一步指出文艺“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指出必须通过典型形象体现出党性原则，更有效地发挥文艺的特定的战斗功能。只有把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了的文艺作品，才能通过艺术的感受，“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

延安精神概括

革命圣地延安，既是红军长征胜利的落脚点，也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赢得抗日战争胜利，进而夺取全国胜利的解放战争的出发点。从1935年到1948年，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就是在这里生活和战斗了13个春秋，他们运筹帷幄，决胜千里，领导和指挥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坚固基石，培育了永放光芒的“延安精神”，谱写了可歌可泣的伟大的历史篇章。“延安精神”正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思想体系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风范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所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结晶，是“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的继承和发展，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它的内容丰富，源远流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延安精神”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局部地区建立人民政权，并不断扩大执政区域的重要时期。中国共产党历来把为中国最广大人民谋利益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在延安时期就响亮地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并在全党认真实践。那时的陕甘宁边区政府，被誉为“民主的政府，廉洁的政府”。当年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成员说：“这里不存在铺张粉饰和礼节俗套，没有乞丐，也没有令人绝望的贫困现象，人们的衣着和生活都很俭朴，人民之间的关系是坦诚、直率和友好的。这里也没有贴身保镖、宪兵和重庆官僚阶层的哗众取宠的夸夸其谈。”中国共产党就是以对人民的无限忠诚，赢得了人民的拥护和支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延安精神”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当时的延安交通闭塞，经济落后。面对国民党的封锁，毛泽东同志号召根据地军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了大生产运动。部队战时作战，闲时种地。多年下来，红米饭，南瓜汤不但没有将根据地军民饿垮,反而铸就了延安军民的铮铮铁骨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精神“延安精神”是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精神。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当时的最高领导人，却住的是普通的窑洞，用的是部队配发的木椅、木床，而正是在那张木桌上，毛泽东写出了《论持久战》等大量有远见卓识的政论著作，给中国革命指明了正确的道路。也是在这延安窑洞里，诞生了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伟大的毛泽东思想。默默无闻、勇挑重担的“骆驼精神”“延安精神”是默默无闻、勇挑重担的“骆驼精神”。“骆驼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对任弼时同志道德品质和光辉人格的形象比喻。任弼时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代表，他体现着延安时期人民特有的品质和美德，是延安革命根据地得以巩固和发展的根本所在。如果说淮海战役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那么延安路则是“骆驼”踩出来的。这些“骆驼”同人民一道，共同背负着民族解放的重担，艰难地前行。延安是历史的教科书，有关中国革命运动的问题在这里都有它的章节，有着极为详尽的阐释和说明。革命选择了延安，延安孕育了革命，哺育了伟大的“延安精神”。

二、延安精神的基本内涵

延安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结晶和精神成果，是中国共产党本质特征的集中体现。其基本内涵主要包括如下四个方面。

（一）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二）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四）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二）延安精神形成的三个基础

第一，延安精神形成的社会基础。中共中央和工农红军到达陕北后，在政治上领导陕甘宁边区人民翻身解放、当家作主，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密切党群关系，不断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和政治地位；在经济上领导人民艰苦奋斗，组织群众抢收抢种，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并帮助群众“打井”“修渠”“架桥”“开荒”等，改造自然环境和生活条件，得到延安人民的衷心拥护和大力支持，从而构成了延安精神形成的社会基础。据载，这个只有26个县、200万人口、20多万劳力的边区，1947年到1948年，就有2万多人参军、1万多人参加游击队。老百姓为部队提供公粮56.8万石(每石300斤)、军鞋30万双，到1949年支前民工200多万人次、担架6.7万副、牲口250万头次，缴送的公草，仅1948年就有3223万斤。毛泽东赞誉说：“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

第二，延安精神形成的政治基础。首先，延安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心和政治中心，是全国抗战胜利的希望圣地和革命者向往和敬仰的红色大本营。仅1938年5月至8月，经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赴延安的知识青年就达2288人。到1938年底，赴延安的知识分子达10万多人，可谓群贤毕至。其次，延安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抗日战争、重庆谈判和解放战争初期的统帅部和坚持敌后作战的总后方。再次，延安是中国共产党培养各级领导干部和各类专业人才的革命熔炉，一批高等院校应运而生，如陕北公学（1937年9月）、鲁迅艺术学院（1938年4月）、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1938年5月）、中国女子大学（1939年7月）、华北联合大学（1939年9月）、延安行政学院（1940年7月）、中国医科大学（1940年9月）、延安民族学院（1941年9月）、延安大学（1941年9月）等，先后培养了几十万优秀党政军干部与专业技术人才，为延安精神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

第三，延安精神形成的理论基础。毛泽东特别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军民、干群思想觉悟的提高。他曾动员大家：“让我们来一个读书比赛。”由此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掀起了四次成效卓著的大规模“攻书”活动：第一次是1936年5月到1937年8月，主要是研读哲学、著述哲学方面，其成果是《实践论》《矛盾论》等的诞生，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第二次是1937年冬到1938年冬，主要是在军事学、战争论方面，其成果是《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的诞生，解决了抗日战争的发展道路和战略战术问题；第三次是1938年秋到1940年冬，主要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方面，其成果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的诞生，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历史性飞跃；第四次是1941年5月到1944年5月，主要是在党的建设方面，其成果是《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的诞生，由此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建设的伟大工程。这些，也成为延安精神形成的理论基础。

（一）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崇高的革命理想和共产主义信念。这是延安精神的灵魂。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毛泽东为“抗大”题写的教育方针，亦是后来著名的抗大精神。美国著名作家斯诺在其《西行漫记》中描述道：“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校舍完全不怕轰炸的这种‘高等学府’，全世界恐怕只有这么一家。”毛泽东曾对学员诙谐地说：“你们是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学习当代最先进的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抗大精神是延安精神的重要内容。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还贯穿在实行民主政治——模范建设“三三制”民主政权、实施民主选举制度的政治过程之中。陕甘宁边区政府，被誉为“民主的政府”“廉洁的政府”。1941年5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要求推行“三三制”的政权模式。这一模式，在党外人士中引起强烈反响，产生了很好的政治影响。在民主选举方面，有些地方没有纸张，农民又不识字，就以豆子作“选票”，在候选人身后放个碗，同意谁就在他身后的碗里放个豆子，史称“豆选”。有首民谣：“金豆豆，银豆豆，颗颗不能随便丢。”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还体现在政治清明、法纪严明、从严治党、惩治贪污腐败方面。当时，枪决红军将领黄克功一案曾震动全国。1937年10月5日，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两万五千里长征的26岁的红军师长、时任抗大第三期第六队队长的黄克功向16岁的陕北公学女生刘茜求婚遭拒后，竟丧心病狂地开枪将她当场打死在延河边。事件发生后有人求情，毛泽东说：“这样的人不杀，我们还是共产党吗？”“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10月12日，经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公开审理，判处黄克功死刑。

从严惩治贪污腐败是延安时期坚定正确政治方向的重要体现。《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规定：贪污1000元以上者处死刑；贪污500元以上者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死刑；贪污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处3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贪污100元以上300元以下者处1年以上3年以下有期徒刑；贪污100元以下者处1年有期徒刑或苦役。《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明确规定：“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

（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延安精神的精髓。毛泽东最早提出“实事求是”一词，是在1938年10月所作的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他指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其后，他在多个场合多次阐释和论述“实事求是”问题。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完整体现在大规模的延安整风运动（1941年5月至1945年4月）之中。延安整风运动是中共建设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是一场全党范围内普遍的马列主义教育运动和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的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号召全党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由此肃清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及其抗战初期右倾错误的严重危害和影响，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确立了一条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从根源上把全党从长期的教条主义束缚和对共产国际神圣化的迷信状态中解放出来，树起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使全党全军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抗日战争乃至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政治基础。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还充分体现在毛泽东根据中国国情和抗战实际撰写的《论持久战》中。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在抗日战场上节节败退，“亡国论”甚嚣尘上。随着台儿庄大战的胜利，速胜论又迅速抬头。一时间，“亡国论”与“速胜论”此消彼长，严重干扰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为解答人们的思想困惑，引导抗日战争走上正确道路，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窑洞昏暗的灯光下废寝忘食九天九夜写下了著名的《论持久战》，明确指出中国不会速胜，但也不会亡国，而是要经过持久抗战才能取得最后胜利。文章发表后，不仅为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指明了抗战方向，而且在国民党上层也引起了积极反响，傅作义、卫立煌、白崇禧等高级将领争相阅读、极为赞同。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还具体体现在毛泽东对“抢救运动”的自我批评和勇于担责上。在延安整风审干中，错误地开展了“抢救运动”。在1945年5月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毛泽东说：整风审干总体是好的，只是在抢救运动中做得过分，扩大了打击面，伤害了一部分同志，戴错了帽子，现在对他们应行脱帽鞠躬礼。说着，毛泽东当场把头上的帽子摘下来，向大家深鞠一躬。会场顿时沸腾起来，先是经久不息的掌声，接着大家不约而同地唱起了《东方红》，歌声响彻礼堂。毛泽东诚恳地说：这个党校犯了许多错误，谁人负责？我负责，我是校长嘛！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人负责？我负责，我是负责人嘛！最后他恭恭敬敬地把手举在帽沿下，向被错整的同志赔礼道歉，感动得大家热泪盈眶。后来，毛泽东还曾在延安大学、党的七大等多个场合为此作过自我批评。

（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是延安精神的核心。“为人民服务”一语，源自毛泽东1944年9月在延安中央警备团追悼张思德同志大会上的演讲。他号召大家从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高度学习张思德同志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他在《论联合政府》中再次强调：“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宗旨。”1946年，美国纽约《先锋论坛报》记者斯蒂尔访问延安后深有感触地说：“我体味到共产党常常说的‘为人民服务’，在延安所亲眼见的各种具体事实，我认为这是货真价实的。”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体现在查民情、解民忧、顺民意上。1941年，毛泽东了解到地处延安城西的枣园乡十年九旱、群众吃水困难，便提议由中央警卫团负责，为群众修建了陕甘宁边区第一条长达5公里的人工渠——裴庄渠引水灌溉工程，使枣园乡5个村庄的1200多亩旱地变成了旱涝保收的水浇地，被枣园人民命名为“幸福渠”。1944年，毛泽东听说西川侯家沟村的妇女普遍怀孕困难、不能生孩子，即刻安排延安市委书记张汉武和中央医院人员前去调查、化验水质。结果表明，村里的水含有大量导致妇女不孕的有害物质。后来，中央医院帮助群众对饮用水进行了处理，很快解决了妇女不孕问题。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还体现在不因工作或战争而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上。1947年8月，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来到陕北佳县察看地形。该县三面环水，只有北门可以出入，最适于打歼灭战。毛泽东想在此与胡宗南打一仗。他们征求县委书记张俊贤的意见，同他讨论有没有能力支持4万多战士7天的口粮。张俊贤认为没问题。一是现在已有几千斤粮食，另外全县有2万多头毛驴，可以杀了吃。毛泽东听后，语重心长地说：毛驴是老百姓的生产工具，把毛驴杀了怎么恢复生产啊？我们共产党人不能那样做。最后，毛泽东等人觉得后勤保障不足，便放弃了在佳县与胡宗南作战的军事计划。

（四）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延安精神的突出特征，是中华民族的优良品格，也是无产阶级的政治本色。毛泽东主席身穿粗布补丁衣服作报告的照片，令人颇多感慨；朱德总司令也是“时人未识将军面，朴素浑如田舍翁”；周恩来睡在土炕上；彭德怀穿的背心是用缴获的降落伞做的；林伯渠的耳朵上戴的是用线绳系着断了一条腿的眼镜。领导人清正廉洁、艰苦朴素的作风成为一种伟大的人格魅力。

在延安革命纪念馆的展柜中，陈列着一盏小小的煤油灯。它由铁皮做成，表面涂着一层褐红的防锈漆，绵线的灯芯从煤油里浮出一小截，这煤油灯太矮，伏案写字的时候，需要在油灯下垫一个10厘米高的圆柱木头。这说明当时延安的条件非常艰苦。但正是在这样的微弱灯光下，毛泽东写了许多光辉篇章。据统计，《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共收入159篇文章，其中122篇写于延安；《毛泽东文集》（一至八卷）共收入802篇文章，其中385篇写于延安；《毛泽东书信选集》共收入372封书信，其中142封写于延安。

为渡过难关，毛泽东号召生产自救，在根据地广泛开展大生产运动。1941年3月，王震率领359旅万余名官兵，开赴南泥湾军垦屯田。到1944年，全旅种地达26万多亩，收获粮食3.6万石。1942年到1944年，陕甘宁边区共开垦荒地200多万亩。昔日的荒山野岭，成了“陕北的好江南”。

当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都开垦了一小块荒地，种菜种粮。1940年6月，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到延安访问，毛泽东宴请他时，用的是从老乡家借来的小方桌，因太旧，上面铺了几张报纸。菜是用自种的西红柿、豆角做的，唯一的荤菜是一小盆鸡汤。毛泽东说，我是没钱买鸡的，这只鸡，是邻居老大娘听说我有远方的贵客要招待，特地送来的。陈嘉庚既惊讶又敬佩，他由衷地感叹：“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张思德（1915年4月19日—1944年9月5日），四川仪陇人，共产主义战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典范。张思德出生在四川省仪陇县一个穷苦农民家庭。1933年12月参加红军，不久加入共青团。193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经担任过中央警备团警备班长和毛泽东的卫士。在一次反六路围攻的战斗中，他右腿先后两次负伤仍强忍剧痛，冲入敌阵，缴获了敌人两挺机枪。在长征途中，他曾两度经过人迹罕至的雪山、草地，历尽千辛万苦。1944年9月5日，他带领战士们在陕北安塞县执行烧炭任务时，即将挖成的窑洞突然塌方，他奋力把战友推出洞去，自己却被埋在窑洞，牺牲时年仅29岁。为了悼念张思德，中央机关和中央警备团在延安枣园沟口的操场上为张思德举行追悼大会。毛泽东参加了追悼会，亲笔题写了“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的挽词，并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演讲，高度赞扬了张思德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境界和革命精神。张思德的形象成了为人民服务的代名词、里程碑。2009年9月10日，张思德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白求恩，全名亨利·诺尔曼·白求恩（Henry Norman Bethune，1890年3月4日—1939年11月12日）[1]，加拿大共产党员，国际主义战士，著名胸外科医师。1890年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格雷文赫斯特镇，1935年加入加拿大共产党，1938年来到中国参与抗日革命。因手术中被细菌感染转为败血症，1939年11月12日凌晨逝世。他在中国工作的一年半时间里为中国抗日革命呕心沥血，毛泽东称其为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193 8年1月8日，白求恩受加拿大和平民主同盟和美国和平民主同盟等组织的派遣，率领加美援华医疗队离开温哥华向中国进发。他在船上给妻子弗朗西丝的信中说：“我现在到中国去，因为我觉得那儿是需要最迫切的地方，也是我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1月23日抵达武汉，同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联络员王炳南取得了联系，急迫地要求“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去”。3月21日到西安，下榻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恰遇同住西安“八办”的张克侠突发急性阑尾炎。白求恩便在地下室架起简易手术台给张做了手术。

3月底，白求恩率领医疗队到达延安的第二天晚上，便受到毛泽东的接见。白求恩把他的加拿大共产党员证书交给毛泽东，毛泽东郑重地接过去说：“我们将把你的组织关系转到中国共产党内来”。白求恩向毛泽东表示，他最能发挥作用的方式，是组织战地医疗队，在前线抢救重伤员。“我敢说，如果立刻动手术，这类伤员中的百分之七十五一定可以复原。”毛泽东同意这个建议，请白求恩立即组织八路军第一战地医疗队。那晚，毛兴致勃勃地就土法藏血、国际形势、中国抗日战争的进程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纲领等问题，同白求恩交谈了三个小时。白求恩在当天的日记里写下了他初见毛泽东的印象：“我现在明白为什么毛泽东那样感动每一个和他见面的人。这是一个巨人!他是我们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之后数日，白求恩在美国医生马海德和傅连日章陪同下，参观了延安的医院。在陕甘宁边区医院，他一个一个病房挨着看，并和伤员谈话，作详细记录。当看到医院为日本战俘治伤时称赞说：“你们真了不起，日本必败，中国必胜!”白求恩还做了几例手术表演，如膝关节手术和摘除扁桃腺手术，器械仅有一把刀子，两把镊子，一个开口器，几个棉球，几分钟就顺利结束了。非常成功。接着，白求恩来到距延安17.5公里的拐峁八路军野战医院。这里设备也极为简陋，是在一个手术队基础上创办起来的，医护人员对所有从前方转来的伤员一一进行检查，发现受伤多半是大小腿部，由于料理不及时，很多战士成了残废。白求恩详细询问，得知伤员从前线转到延安需要一个月时间，加上在担架和马车上颠晃是战士残废的原因所在后，立即提出医疗队上前方的请求。八路军卫生部考虑到白求恩年近半百，前线条件艰苦，要留他在延安工作。白求恩说：“我不是来享受的，优厚的物质生活我早就有了，但为了理想我都抛弃了!需要照顾的是伤员，不是我。”

当年的“五一”节后，经毛泽东批准，白求恩和从武汉到陕北度假的加拿大医生理查德·布朗从延安出发，巡视陕北和晋察冀根据地的战地医院。他们乘汽车经清涧、绥德到达米脂，又徒步经佳县到达神木贺家川八路军一二○师医院驻地。未及吃饭，便吵着要医院带他去看伤员。这里的条件比延安更差，175个伤员分住在老乡家的窑洞里，最好的病床是铺着草的土炕；医务人员虽然工作勤奋，但没有受过专业训练；既没有正规的手术室，也没有外科手术器械和-药，甚至连纱布绷带都极为匮乏。他十分焦急，马上给纽约国际援华委员会写信，请求每月拨来1000美元的经费，以购买药品和器材；同时给毛泽东写了巡视医院的报告，希望早日改善医疗条件，还再次要求上前线，及时为伤员治疗。

5月底，医疗队来到了抗日前线晋察冀边区。他首先发动医务人员和当地群众在松岩口创办了抗日根据地第一所模范医院，并开办了附属卫生学校，培养医生和护士。建院第一周，他就为521名伤员做了检查，又连续4周为147名伤员做了手术。7月，白求恩被任命为晋察冀军区卫生部顾问。他在抗日前线一年零五个月，真正做到了“哪里战斗最激烈，哪里有伤员，他就出现在哪里”，无数个伤员由于他的精湛医术和精心治疗而恢复健康重返前线。1939年10月28日，白求恩在抢救从摩天岭战场上抬下来的伤员时，不幸划破了左手中指，但仍继续坚持工作。11月初，他带领手术队赶赴甘河净分区医院，发现一个头部负伤、患了颈部丹毒合并蜂窝组织炎的伤员。他知道，这种病若不立即手术，便有生命危险，于是立即投入抢救。伤员脱险了，他自己手上的伤口却受到了这种 的感染，到了分区医院便发起高烧。可他一声不吭，带着高烧、病痛，仍然夜以继日地抢救从黄土岭战斗中下来的伤员。聂荣臻要杨成武动员他及早到后方医院治疗，他说：“不必了，我是医生，我知道我患的是脓毒败血症，能用的办法都用了，还是让我抓紧时间多抢救几个伤员吧!”在不得不服从“命令”的情况下，他才无可奈何地离开了工作岗位。由于病情恶化，同年11月12日与世长辞。临终前，他在给聂荣臻司令员的遗书中写道：“我在这里十分快乐，我惟一的希望是能多有贡献。请转告毛泽东主席，感谢他的中国共产党给我的帮助。在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一定会获得解放。”他牺牲后，晋察冀边区举行隆重追悼大会；12月21日，毛泽东写了《纪念白求恩》一文，号召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都要学习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斯特朗1885年出生在美国。她当过记者、特约编辑，一生中写了30多部著作。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是深受中国人民尊敬和爱戴的美国进步女记者与作家。1885年11月，斯特朗生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的弗兰德城。1908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曾向全世界报道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作出了贡献。1970年3月29日在北京逝世。

中国抗日战争一开始，斯特朗就来到中国。她跋山涉水，到山西五台山八路军总部访问，采访了朱德、彭德怀、贺龙、刘伯承等八路军高级将领。她根据这些采访纪录写成了《人类的五分之一》一书，不仅热情讴歌了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人民战争，而且向全世界人民预告：中国抗战必胜！斯特朗还是第一个向全世界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外国记者。她在美国各大报纸上用有力的事实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抗战的罪行，如实地报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英勇抗战的业绩。

1946年，她飞往延安，和那里的领导人在一起，直到他们暂时撤离那个地区。就在当时当地，毛主席发表了关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谈话，这对于全世界被压迫人民是经久的鼓舞。后来，她写道：“当我离开延安时，我知道，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的中国是我有生之年向往的地方。”

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1905年7月19日—1972年2月15日）生于美国密苏里州，美国著名记者。代表作《红星照耀中国》。他于1928年来华，曾任欧美几家报社驻华记者、通讯员。1933年4月到1935年6月，斯诺同时兼任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1936年6月斯诺访问陕甘宁边区，写了大量通讯报道，成为第一个采访红区的西方记者。抗日战争爆发后，又任《每日先驱报》和美国《星期六晚邮报》驻华战地记者。1942年去中亚和苏联前线采访，离开中国。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三次来华访问，并与毛泽东主席见面。1972年2月15日，斯诺因病在瑞士日内瓦逝世。后人遵照其遗愿，将其一部分骨灰葬在中国，地点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2009年9月10日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郭沫若（1892一1978）。1892年11月16日出生于四川省乐山县铜河沙湾，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现代文学家、历史学家、新诗奠基人之一。

1914年，郭沫若留学日本，在九州帝国大学学医。1921年，发表第一本新诗集《女神》。 1930年，他撰写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1949年，郭沫若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会主席。

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文联主席等要职，当选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二、第三、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78年6月12日，因病长期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86岁。

《甲申三百年祭》是郭沫若创作的一篇史学论述，1944年3月19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连载4天。主要讲述了明朝灭亡的经过以及原因，供后人借鉴。

“《甲申三百年祭》堪称二十世纪留给后人的‘醒世恒言’。”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政治工作系教授王建国说：“报刊上首发的史学论文，历经半个多世纪，至今仍不断有学者研究，并引起执政党的强烈共鸣，这是《新华日报》的骄傲。”

1944年是明朝灭亡后的第五个“甲申”年，3月19日至22日，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郭沫若撰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在《新华日报》连载4日。文章叙述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推翻明王朝、进入北京以后，一些首领因为胜利而骄傲起来，贪图享受、生活腐化，建立的大顺政权仅仅存在短短的43天便灰飞烟灭，总结了历史教训，重申得民心者得天下、贪贿必然亡国的道理。

从1942年春天起，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展开了一次整风运动，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

《甲申三百年祭》紧密贴合延安整风运动的任务，毛泽东立刻批示延安《解放日报》转载，并要求各解放区印发单行本。1944年4月18日，《解放日报》全文转载，并加“编者按”，指出：反对派对作者的抨击，就是“蚍蜉撼大树”。同年11月，毛泽东还特意致信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

经过毛泽东的鼎力推荐，《甲申三百年祭》从历史学家的学术论文，转变为几乎可以和《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文章媲美的‘党的文献’。

李自成打进北京城后，只在北京城呆了42天。但是他在这42天里经历的人生，却是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都很难再找到第二个的。

一、成与败。

李自成曾经经历过九死一生。他的军队被打得只剩下18骑，但最后又死灰复燃，重整旗鼓。虽然重整旗鼓，但李自成并没有奢望能打进北京城，灭亡明朝。以至于他打到北京城下时，还和崇祯皇帝讲和，希望崇祯皇帝能够封他一个西北王，他也就心满意足了。

但是由于明朝大臣及宦官们帮忙开门，他轻松进入北京城，灭亡明朝，坐上了龙椅。这份成功，是他根本就没有想过的。

但是，仅仅过了三十四天，他就在一片石大败给满清与吴三桂的联军，而且一蹶不振。这次败亡后，他竟然毫无还手之力。

第一次他被打得只剩下18骑的时候，他还能重整旗鼓。但是这一次败后，他连一点机会都没有。这一点，也是他从来没有想过的。

二、治与乱。

李自成进京后，做了一件重要的“治世”工作，就是隆重安葬崇祯皇帝。他这样做，为他的政治开了一个好头。因为承认前朝，尊重前朝皇帝，不仅仅让他获得大臣和百姓的支持，而且也表明他自己得到的皇位是天命所归。

当年朱元璋打元朝的时候，最初说元朝是“外族入侵”，但他当皇帝后，很快就承认元朝，并表示要善待元朝皇室。李自成的这种做法，和朱元璋的做法是一脉相承的。

但是，李自成仅仅就有这样一件小小的“治世”策略。很快，他就纵容手下拷掠北京城的富豪地主及旧明官员。

李自成这样做，固然有经费方面的考虑。但是，用得着那么着急吗？天下都是你的了，财富还会不是你的么？只要笼络住北京居民，获得他们的支持，还怕他们的财富不能进入你的腰包么？

可以说，李自成做的这件“乱政”，是直接让他失去支持的重要原因。

三、聚与散。

由于李自成从商洛出发后，在河南开仓放粮，并且宣传“均田免赋”的口号，因此，他可以称得上是一呼百应，“远近饥民荷锄而往，应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绝，一呼百万，而其势燎原不可扑”。军队人数虽然可能实际上并没有达到一百万，但是这样欢喜归附的势头，何其喜人！

李自成在一片石打败以后，他一下就变得毫无防守之力。其实，这是很让人不理解的。要知道，李自成的军队不说上百万，数十万是有的，满清和吴三桂的军队加起来，最多也就是十多万。李自成带到一片石参战的军队，也只有十万人。就算这十万人全部打死了，李自成还有几十万人。这几十万人哪里去了呢？

很显然，因为李自成的失败，再加上士兵们对李自成进京后政策的失望，有很大一部分逃走了。

而当李自成离开北京城后，这种逃走的情况更严重。以至于李自成怀疑他的大将李岩也会逃走，非常冤枉地杀掉他。

四、乐与哀。

李自成本来是个泥腿子，打进北京城，突然当了皇帝。他像所有的那些暴发户一样，第一件事就是一头扎进后宫里，好酒好肉，娇嫔美妃，快活享受，全然不顾一摊大事需要他立刻想出治理的办法。唯一做的事情，也是粗糙不上心，没有发现吴三桂在山海关的重要性，没有把吴三桂的家人好好保护起来。

所谓上行下效。刘宗敏虽然没有娇嫔美妃可以恣意而为，但是他找到了陈圆圆，也不管陈圆圆与吴三桂有什么关系，便据为己有，因此惹恼了吴三桂，酿成后面吴三桂的兵变。

而当李自成退出北京城后，他才感觉到了凄凉。不仅仅是军队大片离散，跟随他的兄弟们也纷纷离他而去。后来，传说他竟然被九宫山上的农民用锄头刨下了脑袋。这个传说也许不是真的，但由此却也可以看出李自成在那一刻，人生的凄凉与悲哀。

五、荣与辱。

李自成本来在西安已经称帝。进了北京城后，他忙着享乐，也没想过再称帝的事情。等到他在一片石大败，逃回北京城后，一下想到还没在北京称过帝。没在北京称过帝，就不是正牌皇帝。他想当一回正牌的皇帝，所以匆匆忙忙登基称帝，过了一把正牌皇帝瘾。在称帝的第二天，立刻便撤退离开北京城。离开的时候，还放火把“自己的皇宫”给烧了。

李自成没想到的是，他想要的是光荣，是尊严。然而，他匆匆忙忙称帝后便离开这件事，被后世看成一场笑话。也就是说，他获得的并不是光荣，而是耻辱。

林伯渠（1886—1960）名祖涵，湖南临澧人。他早年加入同盟会。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帮助孙中山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和改组国民党的工作中，起了积极作用。19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后去苏联学习。1932年回国，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和财政部部长。1934年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1937年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从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起当选为中央委员，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起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新中国成立后，林伯渠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1954年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960年5月29日，林伯渠同志在北京逝世，享年74岁。

双拥运动，是“拥军优属，拥政爱民”运动的简称。1943年春节期间，陕甘宁边区政府做出决定，在全边区开展拥军运动月;八路军留守兵团也相应地做出决定，开展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运动月活动，在全边区党政机关和广大军民当中掀起了“双拥”热潮。同年10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的对党内的指示中充分肯定了“双拥运动”，并要求各根据地在春节前后都要举行拥政爱民和拥军优属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从此，“双拥”活动成为中国军民的一项光荣传统。

中共中央党校的前身是1933年3月创办于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1935年随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改称中共中央党校。毛泽东、刘少奇同志都曾任校长。中共中央党校为我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培养了大批领导干部，在坚持党的思想路线、推进党的理论创新中作出了重要贡献，为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特别是推进改革开放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家行政学院于1988年开始筹建，1994年正式成立，主要培训高中级公务员、高层次管理人才和政策研究人才。

延安革命纪念馆有四块镇馆之宝，就是毛泽东同志在1943年给中央党校的题词“实事求是”的四块石刻，每块石刻长70厘米、宽63.5厘米、高14.5厘米。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时，对实事求是作了精辟阐述：“‘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同年底，中央党校副校长彭真请毛泽东同志为中央党校制定一个校训，毛泽东同志说：“实事求是，不尚空谈。”1943年11月，中央党校全校师生自己动手，修建了一座占地1300平方米的大礼堂。毛泽东同志高兴地写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之后，这四个大字被刻在四块方石上，镶嵌在礼堂的正门上方。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灵魂，是党带领人民锐意进取、奋斗拼搏，不断取得新胜利的重要法宝。

陈嘉庚（1874年10月21日—1961年8月12日）， 福建省泉州府同安县集美社（今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爱国华侨领袖、企业家、教育家、慈善家、社会活动家。

1949年1月，毛泽东致电陈嘉庚，诚邀其回国参加新政协和开国大典。5月，陈嘉庚回国参会并视察各地，新中国全民振奋、百废待举的景象激励着他。1950年，他最后一次南渡新加坡，安顿好家人，处理好相关事务，于当年5月告别生活了60年的新加坡回中国定居。中央政府给予华侨首席代表陈嘉庚以极大的信任，任命他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侨联主席、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等重要职务。陈嘉庚不辱使命，为共和国的政权建设和经济、文化建设，为新中国侨务政策的制定与完善做出了旁人难以替代的特殊贡献。

陈嘉庚一生为辛亥革命、民族教育、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不朽贡献。曾被毛泽东称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黄炎培（1878年10月1日-1965年12月21日），号楚南，字任之，笔名抱一；出生于川沙镇内史第，江苏省川沙县（今属上海市）人。1901年入南洋公学，选读外文科，受知于中文总教习蔡元培；1905年参加同盟会。新中国成立后，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等职。1952 年兼任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1954 年9 月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2 月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59年4月和1965年1月，分别连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是中国杰出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1965年12月21日在北京病逝。

1945年夏天，民主人士黄炎培应邀走进毛泽东同志的窑洞。彼时，距离1840年鸦片战争已过百年，一个年仅24岁的政党却改变了黑暗中跋涉已久的民族车辙。在纷至沓来的惊叹和赞誉声中，面对这位正带领中国共产党屡创奇迹的领袖，黄炎培先生坦率地说：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都没有跳出周期率的支配力。”

见毛泽东同志听得专注，他继续说道：“大凡初聚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听闻一席肺腑之言，毛泽东同志略作沉思：“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走群众路线。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举重若轻的气魄，决胜千里的远见，就在这里生动定义了中国共产党和她所植根的人民之间的历史坐标。

党中央撤离延安

1947年3月13日，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动用34个旅25万人分兵三路大举进攻延安，1947年3月18日，中共中央撤离延安，留下了一座空城，3月19日，国民党军攻占延安。

为什么要撤离延安？自1937年1月正式入住延安，党中央在此立足了10年有余，感情深厚，不舍得不愿意，誓死保卫家园，很多老同志都不能理解为何要撤离延安？

在撤离前延安干部大会上，毛主席的解释是“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主席的话语言简意赅，自信磅礴，这里我做一个简单的解读。

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这句话的核心在于人，体现了主席一直以来的以人为本的思想，历史由人来创造，人才是一个势力一个政权最为核心的根基，有了人才有无限可能。

以不足3万人坚守延安，对抗装备精良的25万大军，能否守住？很难！虽说以少胜多，是我党的优良传统，但是在此情况下，想要全歼这25万大军，很难，会牺牲很多优秀的同志，并且蒋介石政权的兵力可不仅仅只有这25万大军，一旦进入缠斗阶段，蒋介石的后续部队会源源不断地赶来。

那么，丢弃一座空城，保留革命有生力量，便是毛主席的抉择。

3月13日，胡宗南整编第一军军长董钊联合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领的14万人，兵分两路向延安发动猛攻，50余架飞机轮番轰炸延安，好巧不巧的是，一颗炸弹落在了王家坪毛主席居住的窑洞的院子里，一时间爆炸声震天动地，硝烟四起，当警卫人员多次请主席转移时，主席坚定的说：“我是要最后撤离延安的。”，3月16日傍晚，毛主席接见了新四旅的部分干部，期间大家为了主席的安全，纷纷劝毛泽东撤离延安。主席用手在桌上轻轻一击：莫说了，我有言在先，我是要最后撤离延安的。

直到3月18日6点左右，当毛主席得知最后一批机关工作人员和延安群众以及从前线陆续撤下来的部队已经安全撤离后，主席终于走向了窑洞前的吉普车，撤离延安这个奋斗10余年的地方，登车之际，毛泽东突然转身对同志们大声说道：“我们一定还会回来的！”

中共中央开始转战陕北

1947年3月19日，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开始了转战陕北的历程。从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到西北人民解放军转入外线作战，中央前委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在陕北转战了1年零5天。在转战陕北的日子里，中共中央在指挥西北野战军作战的同时，全面地指挥着全国其他战场的对敌作战，粉碎了国民党的重点进攻，实现了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反攻；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为争取解放战争的胜利和全国解放作出了许多意义重大的决策和部署。

继承弘扬延安精神 实现民族伟大复兴

2020年4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指出：“延安精神培育了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坚持不懈用延安精神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用以滋养初心、淬炼灵魂，从中汲取信仰的力量、查找党性的差距、校准前进的方向。”延安精神，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日救亡、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在传承红色基因、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中培育和锻铸的一种伟大革命精神。它是党的性质和宗旨、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集中体现，是加强党性锤炼、增强党性修养的珍贵教材，是党员干部滋养初心、淬炼灵魂的营养剂和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

一、延安精神的形成背景

20世纪30年代中期，英雄的红军将士高举井冈山点燃的圣火，经过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实现了伟大的战略转移，在陕北延安落地生根。从1935年10月19日至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此矻矻奋斗了十三个春秋，在拯救民族危亡和争取人民解放的血火岁月中创造了辉煌业绩，孕育形成了伟大的“延安精神”。

（一）延安精神形成的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延安精神的初步形成阶段，时间约在1935年10月党中央率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至1938年9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前后。期间，党政军民克服了各种困难和国民党的经济封锁，逐步巩固并扩大了以延安为中心区域的陕甘宁抗日根据地。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率先通电全国奋起抗战，并积极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御侮，使延安及全国各抗日根据地的生存状况和发展环境趋于好转。特别是毛泽东1938年3月题书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抗大教育方针，为延安精神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1938年9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胜利召开，会议确立的反对教条主义、理论联系实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既为中国革命胜利指明了前进方向，也成为延安精神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

第二个阶段为延安精神的正式形成阶段，时间约在1938年9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至1945年4月中共七大召开前后。其主要载体和标志是学习马克思主义运动、白求恩精神的倡导、延安精神的提出、开展整风运动、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认同，以及大生产运动中形成的南泥湾精神等。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全党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开展了延安整风运动。1939年12月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阐发的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国际主义的精神”“共产主义的精神”，使延安精神呼之欲出。1942年12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所作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这一概念，肯定这种精神“完全是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即态度积极、不怕困难、实事求是、和群众打成一片、注重调查研究等。毛泽东在此不仅首次提出了延安精神的基本概念，而且论述了延安精神的主要内容，成为延安精神形成的重要标志，特别是毛泽东思想开始得到全党同志的认同，更为延安精神的丰富和发展奠定了政治和思想基础。此外，在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号召下，边区军民开展的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以及359旅军垦屯田所形成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南泥湾精神，成为延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个阶段为延安精神的成熟发展阶段，时间约在1945年4月党的七大召开到1948年3月中共中央机关离开陕北。其主要载体和标志是召开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根本指导思想、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以及张思德“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愚公“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精神等。特别是1945年4月至6月召开的中共七大，既解决了党的历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和确定了今后中国革命发展的一系列重大方略，也对延安精神的成熟、完善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一是中共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根本指导思想，并正式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二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进一步确立并深入党心；三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三大优良作风进一步彰显。期间，毛泽东1944年9月在张思德同志追悼会上的演讲《为人民服务》，1945年6月在中共七大上作的闭幕词《愚公移山》，得到广泛宣传，使延安精神的内涵更加深刻和全面。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和确立，是延安精神成熟发展阶段的根本标志。

三、延安精神的当代启示

2020年9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的贺信中写道：“希望同志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深入研究、大力宣传、认真践行延安精神……”滋养初心、淬炼灵魂的延安精神，犹如一座光芒四射的灯塔，照耀我们奋进新时代、逐梦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第一，延安精神启示我们，在新时代，要认真学习、坚守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延安精神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和精神财富。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等，依然对我们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二，延安精神启示我们，在新时代，要加强政治学习，增强政治观念，坚定政治方向，注重政治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2020年12月24日的民主生活会上指出：要“加强政治建设，提高政治能力，坚守人民情怀，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和政治执行力”。我们要坚定政治方向，全面从严治党，真正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具有崇高政治理想、高尚政治追求、纯洁政治品质和严明政治纪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第三，延安精神启示我们，在新时代，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与人民群众水乳交融。要把“为人民服务”镌刻在灵魂里，把“人民至上”镶嵌于脑海中，把“依靠人民、相信人民、服务人民”落实在行动上，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党性与人民性高度统一。

第四，延安精神启示我们，在新时代，要继续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决不能耽于逸乐、习于奢靡。艰苦奋斗既是一种思想和精神境界，也是一种生活和工作作风。艰苦是指客观条件，奋斗是指主观进取，艰苦奋斗即用主观进取战胜客观条件。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新年贺词”中说：“征途漫漫，惟有奋斗。”他在已连续发表的8次新年贺词中16次提到“奋斗”。我们要在传承弘扬延安精神中继续不懈奋斗！

高歌《延安颂》 奋进新征程

～～基层党课教程提纲

【一】、延安精神形成的历史背景

1.1 延安的历史沿革

1.2 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与中国革命的转折点

1.3 党中央毛主席进驻延安十三年

1.4 革命圣地延安

【二】、什么是延安精神？

2.1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2.2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

2.3 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精神

2.4 默默无闻勇挑重担的“骆驼精神”

【三】、延安精神形成的三个阶段

3.1 初步形成阶段

3.2 正式形成阶段

3.3 成熟发展阶段

【四】、延安精神的三个基础

4.1 社会基础

4.2 政治基础

4.3 理论基础

【五】、延安精神的基本内涵

5.1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5.2 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5.3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5.4 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六】、继承弘扬延安精神 实现民族伟大复兴

6.1 认真学习、坚守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6.2 加强学习，增强政治观念，坚定政治方向，注重政治建设

6.3 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与人民群众水乳交融

6.4 继续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决不能贪图安逸，习于奢靡

第一稿整理试讲于2022年6月3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