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于我的“老物件”（五、六十年代）

老康

这几年老物件重新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单纯怀旧也好，为了变现也罢，都是对历史及生活的回顾和审视。至于什么算是老物件，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有人说五十年以上的才算，有的认为文革以来的都是了。我手中保留的东西，别说是古董文物，可能连老物件都算不上，也没有什么经济价值。但我搬了好几次家，家具电器书籍衣物等等处理了好多，唯独这些“老物件”一直没舍得丢弃。它们是我和原生家庭的钮带，是我成长的陪伴，是我生命的印迹。一个本子，一张纸片，一件小玩意儿，或因我喜欢，或让我回忆，总之都和我有着扯不断的联系。

这是知青朋友送给我的。三粒小桃核儿，上面雕刻的僧人、花草栩栩如生。我断定它们最迟也得是五、六十年以前的，在这么小的东西上雕刻，现代已不多见，即使雕后，也不会随便流入社会。可惜我没有保养常识，用核桃仁涂抹，渣子嵌入缝隙，已不易清除。

我上小学时，家里就有这个茶碗了。那时是一套四个。记不起这最后的一个，怎么到了我这里。现在这个茶碗早没人使用，还有一道冲。但当年用这套碗喝茶的人，都永远的离开了。

这是我最早见过的卷发器。当年母亲常用它们卷发，文革一来，再也不用了。

姥姥用过的线轴儿。从我五十年代记事起，姥姥的线笸箩里，就有这个线轴儿。原来是光滑的圆的，后来弟弟练手，给锯成豁牙状。

六十年代初，母亲去南方出差，买了这捆丝绵。当初没舍得用，后来给了我，让我送亲友。现在没人愿意做针线活儿了，这捆丝绵就放到了现在。

虽然只是一个小纸片做的书签，但上面有母亲的“画作”，我就一直夹在书里，到现在书签也有六十来年了。

这是当年母亲的入党誓词。粗糙的纸质，证明着那个困苦的时代。算来刚好过去了六十一年的时间。落款是:一九六一年七月一日。

母亲一九六二年进修古汉语时的学员证。

一九六六年秋天，我和同学去贵阳、成都大串联。我随身携带了五枚像章。那时这样的像章是三分钱一个。大串联的火车上，没有铁路职工服务，只有随车的解放军战士。火车上也没有喝的水，为了让小战士在给列车上水时，顺便给我们打壶水，我就给他们一枚像章。他们欢天喜地，跑得飞快。一路下来，我只保留下这最后的一个。

这个有机玻璃像章，原来是一对，还有一个是紫红色的，不知道怎么弄丢了。

文革时期的油印本《毛主席诗词》。

父亲的好朋友、我称呼伯伯的人，去嘉兴出差，除了带给我们美味的肉粽，还送给我这本英汉词典。这本六六年出版的词典，当年价格是0.9元。

一九六六年我中学时的学生证。

一九六八年九月学校颁发的中学毕业证。文革时期在校滞留了两年，补发毕业证后，我们就快走人了。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去山西临汾插队前，姥姥用一个绿色的茶叶桶，装了六盒火柴，说是到农村点柴火、点煤油灯，都用得着。我断断续续的用了一盒，剩下的保留至今。看见这几盒火柴，就想起五十多年前动身的情景。

插队第二年时回家探亲，母亲正在“火🔥”上煎熬。她被打为“五一六”分子，每天检讨、认罪、交待……近于崩溃。后来检查总是过不了关，她让我替她写，我说:写不了，谁让你紧跟的？！后来母亲一直为此对我耿耿于怀，我也没有解释。

也是在这一年，母亲买了这块罗马表，把她的“小英格”给了我。我说农民要手表干什么？队长也不看表上下工啊。母亲说，就算和你就个伴儿吧。

后来母亲去世，父亲把这块大罗马拿给我，让我处理了。我把它留在了身边，每逢出远门，坐飞机，我都戴上它，就像是我的护身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