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百岁流年（一）

林萧

林萧（姬恒林）

父亲半卧在病床上，枯瘦的右手缓缓抚摸着挂在胸前的金色纪念章，在我的示意下颤抖地举起带着输液针管的右手臂，冲着我的镜头敬了一个军礼。我摁下快门，刹那间就想好了，这张照片就叫“百岁军医的军礼。” 可惜很快我就醒了——这是前两天我做的一个梦。 转眼父亲走了整整一年了。

　　去年7月初，当我从父亲所在的辽宁省军区第8干休所领导手里，取回父亲获得“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后，脑海中便时常会想：若老爸还能坚持两个多月，在庆祝建党百年之际戴上这枚纪念章，那将是他进入百岁之年的最好的礼物啊！就像2020年纪念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的时候给他戴上纪念章的时候一样！

干休所工作人员给病榻上的父亲带上纪念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

　　2021年3月末干休所在统计党龄50年以上健在老党员时，1921年9月出生的父亲不仅是所里而且还是院里最年长的一位。虽然他从来都没有想过活到百岁，但我们都由衷祈愿他衰弱的心肺还能支撑他的躯体迎来他生命中的“双百”。一个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政党的百岁，一个是渺小的个体的百岁，虽反差很大，但对这个生前十年就立遗嘱又要捐遗体，又要给失学儿童再捐5000元钱（己资助22名贫困学生），并有着60 多年党龄的个体来说是多么富有意义啊！遗憾的是父亲没能挺到7月1日这一天就回到他百年前来世前的世界。

　　那天夜里，虽然父亲处于病危昏迷之中，医护人员也在竭力采取措施，但因他生前立下过遗嘱，在临终前勿用过度性抢救。所以我和二位姐姐也都达成共识。父亲住院这几年N次病危，医生征求我们意见，我们都签字不同意进行创伤性的抢救。那夜守在病床旁，当病床边监护仪已经呈现直线，抢救的医护人员将父亲的氧气面罩摘下，父亲的身体渐渐凉了下来。虽我和俩位姐姐早有心理准备，父亲毕竟是高寿了，病危也多次了，但当这一刻真真到来，我们再无法唤醒血脉相连的老爸，内心仍有太多悲伤与不舍！我们含泪给他擦身，穿好衣服，送他回到生命诞生前的另一个遥远未知的虚空之境，想象着那里是一个无法形容的天堂，也许那还有母亲在等待他。

　　百岁年轮最后一笔没有完美画圆恰恰显出生命的真实。人世间本来就没有完美。父亲能活到这个年岁，我们已心怀感恩。李白诗云“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人这一生，无论是百年还是十年，是辉煌还是平庸，在天地轮回之间都只不过是一个匆匆过客，一粒渺小的尘埃，一颗倏忽的流星，来过，漂过，闪过，陨落，终归土地。其意义就在于，在这短暂的生命中是否给了这人世间留下了爱与温暖，留下令后人回味的有益的痕迹。

早在父亲90寿辰的时候，我曾经帮父亲将他发表的论文，在媒体上发过的科普文章，以及他各时期的图片、简历、荣誉、人生感悟编辑出了一本《医者仁心》，但其中他的个人经历只是个简历。父亲走后几个月里，他的身影时常走入我的梦里。当我和姐姐打开父亲封尘已久的箱子，看到他以前的发黄的日记、信件和文稿，过往的岁月不禁一点点在我的脑海中立体地呈现出来。父亲仿佛并没有走。他生命的血脉和基因还在我身上延续，他总是在我灵魂的时空隧道中徜徉，梳理他生命的历程也好似在回溯我的童年、青年、中年，我感受到一粒南方的种子如何被送到了东北扎根，轮回。

出 生

去年7月前后，我曾想象100年前的7月23日至月末，那个风雨如磐的年代，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8号那栋石窟门里，13位来自各地的共产党的代表正在秘密酝酿着开天辟地的伟大组织的诞生；

而那时另一个幼小生命正在离此不远的浙江湖州一个小脚妇女的子宫中不时躁动。一个多月之后，他便迫不及待地来到了这个混乱的世界。当时这个婴儿的啼哭声，应该是深秋太湖南岸那个重男轻女的姬姓家族里最美的声音！

　　姬子卿——祖父姬鸿生向教书先生请教后起的名子，在秉承轩辕皇族姓氏后又寄托着怎样美好的希望！通过爷爷在1968年给父亲写的信中了解到，爷爷的童年虽然父母早亡，但因为祖上留下来的房产多，父亲童年时期的家境应该还是比较殷实的。看着父亲在七岁读书期间和他的母亲及姐姐拍的照片，他竟还骑着三轮自行车，应该能看出他还是比较得宠的。

父亲儿时与祖母陈爱生、大姑妈姬志华合影。

　　姬家中女孩子都念书不多，但父亲却从小学念到大学，无论怎样艰难，断断续续，一直读到27岁。他那饱满的天庭和眉宇下秀气的双眼，高隆的鼻梁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无不透着读书人的斯文，也透着爹娘的希冀！ 不过那个时候他的父母不可能知道这个小儿子的生命会与比他大一个多月的那个组织有什么联系。更不可能预知这个孩子的生命经历了中国近代史上最黑暗，最动荡，又最辉煌的时代，跨越了整整一个世纪啊！从旧民国到新中国，从北洋政府到南京政府，再到新中国政府，再到新世纪的今天。

事实上，父亲漫长的人生旅程中，大时代的浪潮深深地席卷着他这个渺小的个体，影响了他的命运。而在关键的历史节点上，他生命中的贵人与他明智的自我抉择又成就了他后来的人生。他经历的人生磨难和家庭的不幸，（少年逃难，青年丧母，中年丧妻，老年丧子，右眼失明，肠癌）压弯了他的脊背，但也铸就了他的坚韧。

1937年11月，日寇第10军第6师团从江苏震泽出发，在半路亭兵分水陆两路进犯湖州南浔。19日湖州东大门南浔镇沦陷。

江南水乡无限美，可惜被一群野兽铁蹄糟蹋。

逃 难

多年前父亲住院期间我曾询问过他早年的一些经历。 他曾向我介绍：1937年8一11月，日军进攻上海，淞沪会战爆发。日军占领浙江期间，正在老家浙江湖州读中学的他曾在孝丰参加过一个抗日宣传队，后来又逃到了杭州，又从杭州坐船逃到上海，找到在一家丝绸庄做掮客（中间商）生意的爷爷。当时兵荒马乱，眼看日本人就打进来了。当爹的不能让16岁的儿子在此久留。

父亲曾对我说：“当年你爷从长袍里掏出四块大洋用一块布包上给我，让我赶紧坐火车逃往长沙，那大概有流亡学生登记，或者去贵州，听说铜仁高中不错，总之到哪都要想办法继续念书。”

祖父姬鸿生年轻时照片。

父亲只好辞别爷爷，在上海的大伯送父亲随着一批青年学生到了火车站，在一片混乱中父亲慌忙爬上了上黑色的货车车皮。车皮顶上全是人，他在拥挤的车厢上面坐了三天三夜，白天顶着烈日，夜里顶着山谷中呼呼的风，忍受着饥渴，睡觉都怕从车皮上掉下来，连梦都是颤抖的。车到了一个大站后就要赶紧下车找水，然后赶紧再爬上车。连撒尿都心惊胆战地在车厢上面撒。他们先到了长沙，几天后又从长沙坐火车到了贵州铜仁。

然而，前一段在整理父亲生前的笔记文稿时，我发现了在他写于1968年8月（可能是给组织上的）一个汇报材料与他前些年和我的交流有较大的出入。

1937年冬离开家乡赴贵州读书的情况汇报

“1937年初冬，日本鬼子从金山登陆，进攻浙江。家乡告急。我那时是初中二年级，学校迁至孝丰。但不久鬼子又赶来了，国民党军不抵抗一直在撤退。家乡已经沦陷，学校就在孝丰解散了，我不愿意做亡国奴。刚巧那时，县政府民政科在梅溪镇举办了一个宣传抗日、组织群众参加的抗日训练班，有几个高班同学如冯寿灏、邬文伯等参加了。我那时无家可归，听说宣传抗日也就参加了。班上大概有七八个人，还有几个不是我们学校的，我那时年龄最小刚十六岁。初次离开家还是有一点害怕，在这个训练班大概学习了十七八天，内容主要是如何向群众宣传抗日，组织群众参加抗日。这些地方那时也有新四军的地下工作者。我们训练结束前还领了十几元（纸币）的伙食费。以后出发来到一个乡村，先开始调查研究，随即动员宣传群众起来抗日，但工作不到几天，日本鬼子又进来了，我们在枪炮声和火光下撤退到另一个乡村。第二天半夜，鬼子又打来了，我们十几个人连夜撤离，在四处枪炮声中徒步跑了一天，之后到了杭州。

那时，杭州的国民党军队也不抵抗就退走了，杭州市一片混乱，很多人都在逃难。就在这晚，国民党军队炸断了钱塘江大桥，我们只能雇了一只小船渡过了钱塘江。到了萧山还有最后一班火车，还是黑色的闭罐车厢，我们都挤了上去，坐了两天两夜到达金华，在金华留了一天，听说南昌和长沙伪教育部有流亡学生登记，我们又徒步到了衢州，那时我开始有些孤独感，我走路又赶不上人家，路不好走，摔了好几跤，还暗暗哭了两次。到了衢州火车站，我爬在火车顶上行，横睡在车顶上。车厢里早就挤不进去了，就这样乘火车又到了南昌，那时就听说我们这批同学中有一个叫卜明的和其他几个同学准备到汉口之后转到陕北延安去。而我及其他几个同学都想继续上中学。

到了南昌后，又听说流亡学生登记处在长沙，我们便又乘难民火车到了长沙。到后我们借住在一所中学，睡在地上，我去了长沙第一师范也曾听过一次郭沫若同志的报告，那时已是1938年的一月。也去过伪教育厅办理登记上学事宜。在长沙，我大概又住了十天左右，后来我们就得知消息，要出发去贵州铜仁中学念书，由伪教育部给我们编队坐小民船离开长沙，先到常德，由于前面有土匪活动，在常德留了两三天，再坐船到桃源，经过芷江到晃县，（今新晃），从长沙到晃县大概坐了十天的小民船，从晃县再徒步一天之后到了贵州铜仁，结束了这段艰难之旅。这一旅程的同行者就是冯寿灏，邬文柏。 1968年8月22日 姬子卿”

　　仔细看完父亲写的这一段详细经历我长长出了口气，感到一丝压抑、艰难，同时又有一种新奇感。这与1995年他湖州初中同学郎云麟给他的来信讲到的当年参加抗日宣传和逃难经历相比照，证明他当年的叙述是真实的。

　　而父亲在“文化Da革命”期间写的这一段情况汇报令我感到意外的是这与他于90多岁高龄在医院里跟我回忆的经历有较大的出入。为什么这个汇报里没提及到上海见到爷爷？我仔细看了在那一段特殊时间他让爷爷写的家庭出身情况介绍及他自己的思想汇报之后，觉得父亲晚年跟我说的也应该是实话，只是由于高龄记忆力减退，并有轻微阿尔茨海默症，当年的一些详细经历可能已经淡忘；而“文革”期间汇报未提及去上海，一方面是担心自己一旦有事儿为了不牵扯家人，另一方面那个年月，如某个人家庭出生不好或父母有严重错误，很多人都被要求跟家人划清界限。 由于父亲认为爷爷是小资产阶级有剥削阶级思想，为淡化与爷爷的关系，便刻意不提这段经历。而人的历史，其实不仅写在纸上，也刻在人的心里。

熬到了贵州铜仁，父亲和几个同学到了铜仁中学。住在一个山坡上。几个人住在一个黑暗的屋里，喝水都很困难，要从山下去挑。无数个黑暗而饥饿的夜晚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父亲在铜仁高中又念了三年书，为了生存, 他曾经做过印刷厂的徒工。毕业后又继续做了一段时间工。这期间（不知具体时间），他曾接到湖州老家的一封来信，打开一看竟然是母亲（即我祖母）因病去世了，意外的打击攫着他的心。哀伤，思念，又无助—因为他根本没法回家。暗夜到来，他蓦然感到无边的苦痛、思念和孤独。渐渐地他萌生了想做一名医生的愿望。

上大学

抗战初期，上海、南京等地相继失守，沦陷区学生纷纷失学，流离失所。其中相当一部分流亡至战略后方西南地区。当时民国教育部为奠定西南地区医学教育基础，决定在贵州省贵阳市建立国立贵阳医学院。那是贵州省的唯一一所本科制的大学，当时也是全国为数不多的几所高等专业医学院之一。

1942年，父亲考上了国立贵阳医学院。“本来我考的还差一分，”他告诉我：“但战争年代兵荒马乱的, 能考上大学的年轻人很不容易，所以也录取了。”

当父亲来到学校之后，眼前的情景却令人失望。这就是堂堂国立大学吗？泥泞的马路上两个木头杆子和一块木板居然就撑起了学校临时院舍的大门。

当父亲来到学院的男生宿舍，他看到这里就是一栋茅草房，女生宿舍也是茅草房。一个房间里要住好多人，都是上下铺。条件极其艰苦，甚至下雨的时候，屋内都会漏雨。连教室、实验室和尸体房也是草木房，只不过比宿舍盖得坚固一些，较少漏雨罢了。特别难以启齿的是，男女浴室盖在一栋茅草木房中。

父亲的同学、著名神经病学专家卢亮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说来实在是有伤风化，男女浴室盖在一栋茅草房内。其隔墙还穿着孔孔洞洞，如果有人故意窥视对方淋浴的话，那也顾不得这些罢了。好在那时同学之间，旧的礼教风气还相当严重。学校的管理相当严格。男女同学谈恋爱可以。但不准在毕业之前结婚。”父亲另外一位同班同学，我国著名烧伤外科专家刘伍生回忆“我们的宿舍在几里路远的打儿洞山坡上，晚上偶尔可以听到狼的嚎叫声;伙食很差，饭里有砂子，菜是清汤寡水，豆芽、菠菜。在这种环境里，一些新同学闷闷不乐，愁眉苦脸。然而大家也常自我安慰:抗战时期，青年学子不流浪街头，有饭吃有书读，够幸福的啦！”（摘《贵阳医学院报》一《贵医记忆》1998年9月15日）

　　上了大学后不久，学校有一个训导主任要求所有的新生在高中没有加入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团的必须参加三青团。尽管大家都有些讨厌他，但也很无奈，何况三青团也是主张抗战的，所以父亲也随大溜参加了。

当年学校条件虽然艰苦，但教师队伍云集了许多名师名家！父亲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所以严于律己。他曾说：“那时我身上己没有钱了，幸亏得到时任贵州省卫生厅姚克芳厅长的资助。后来你爷在上海也给了他家人一些钱。他甚至还把家里的英文打字机都借给了我。那在当时的我们来说是很稀罕的！” 父亲并非是什么特殊人物？姚克芳为什么要资助他呢？我特意在网上查找了一下资料：姚克芳当时还是中华医学会代理事长，湘雅医学院寄生虫学科和贵阳医学院公共卫生学科教授。兼贵州省立贵阳高级医事职业学校校长。他早年考入湖南湘雅医学院，读书期间，曾经参加过毛泽东领导的驱逐军阀张敬尧的运动，是一位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

　　我不知道父亲是怎么认识姚克芳的，抑或是爷爷认识他？只知道他与父亲和爷爷是同乡湖州人。在中国，老乡的意义是如此之大，甚至相当于有血缘的亲戚。父亲的人生选择参加革命都深受姚克芳的影响。我二姐姬旭红今年2月暂无疫情期间曾赴贵阳医科大学参观并看望现年已过百岁的父亲同学贵州医科大学附属一院烧伤外科主任、外科专家刘伍生。

据刘老先生回忆：“姬子卿上大学的费用都是姚克芳出的，他隔一段时间就去姚克芳家取一点钱，而且还能蹭一顿饭，改善一下伙食，回宿舍的时候还带十几块糖给我们同学吃。那时姚克芳的家人往在上海，姬子卿家也是上海，他的父亲过一段时间就会到姚克芳的家中送些钱去。有一次，他还从姚克芳家里借来了一台英文打字机，在当时那是很贵重的东西，我的英文打字就是用它来练习的，大学毕业以后参加病理科的考试，人家问我会不会英文打字？我说会。我就用英文打了一份病理报告。” 父亲在大学期间一直乐于助人，所以人缘儿也很好！1998年贵医校庆期间，父亲还将自己1943年在学校六广门上组胚课时在显微镜下做的笔记捐赠给学校校史陈列馆珍藏。

父亲同学百岁老人刘伍生教授写下当年五位同学的名字。前排左一为父亲。后排中间为刘伍生。当年风华正茂的同学，如今唯刘伍生健在。

　　1944年，父亲缘何跟随学校师生迁移到重庆？后来又如何被学校组织面听蒋介石讲话？毕业分到南京中央医院之后，在解放军占领南京之前父亲又面临着怎样的人生抉择？ 敬请看第二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