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大米等

郑天良

　换大米

　　记得中央电视台曾经播过一个小品，叫“换大米。”是著名小品演员郭达演的，说的一口标准的陕西地方话，真的太形象太逼真了！作为我们曾经亲身经历过的人来说，仿佛身临其境，感到格外的亲切。

　　1966年6月20日，我们200余人从南京内迁去了陕西的户县。从小吃大米饭长大的我们，倘若有一天吃不上一顿大米饭，其痛苦是无法想象的。户县余下地区产大米，但也不是供大于求。当地的农民不爱吃大米，他们就用三轮车拉着大米到厂门口来要和我们换面粉。尽管面粉比大米贵，一斤换一斤，农民不找钱给我们。农民占了便宜很愿意到仪表厂来。后来被早去那里的南方人知道了，责怪我们为什么不问农民讨回差价。说规矩都被你们仪表厂给破了！

　　吃米的人慢慢地多了，农民的三轮车反而来的少了。这一反常现象表明农民要求我们倒贴钱给他们，不贴就不换。我们拼不过只好让步，从一斤贴一分钱开始，并不断地增加到2分3分。再后来，农民干脆不上门来了。

　　我们这些南方人是“节节败退，”只好下乡去换大米。几个同事约好，星期天一人一辆28型自行车，象敌后“武工队员，”将未拆线的整袋面粉(50斤)捆绑在后面车架上，若两袋面便挂在后轮两侧。记得第一次下农村，还不好意思吆喝“换大米”三个字，不吆喝也不行呀！几个人边推车边轮流高喊着，“换大米！白面换大米！”农民走过来，“咋换？”我们说，“一斤换一斤。”农民摇摇头，“不贴不换，你走！”我们说，“米还没见到呢，贴什么钱？”农民说，“走！上俺家看大米去，大米好的很！”

　　

　　村子里的路高低不平，我的车技又不高，为了省几个钱，有时甚至要跑二个村子。我们出门都穿着厂里发的蓝布工作服大衣，回到家时一个个全成了“白毛男。”在后来供应的口粮中，照顾南方人的大米比例逐年在减少，苞谷面的比例却在增加，有时竟达到百分之三十。苞谷面实在难对付，用它兑换成大米贴的钱更多。那时候我每个月工资才41.28元。所以每个月用来换大米而贴出去的钱是很可观的。

　　不过厂部听取了大家的意见，为了解决苞谷面难吃的问题，食堂里专门买来了电烤箱，用电烤箱烤出来的苞谷面饼，薄薄的、甜甜的、四方形、甚至脆脆的，挺好吃。小虎那时还小，暑假上他准姐夫的厂里来玩，最喜欢吃这个了。　

　　买鸡买蛋　

　　那儿的农民喜欢吃大肉，对鸡不感兴趣，所以特别便宜。到了星期天，家家户户都忙着杀鸡，每次要杀好几只小仔鸡哩！相比之下，没有内迁而留下来的人就没此口福了。粗算一下，一年吃掉一百几十只鸡的人家，是很正常的事。不仅如此，到了冬天还要买不少4—5斤重的大公鸡做成咸鸡或风鸡，过年带回南方，供老家亲人们共享。

　　

　　到镇上去买鸡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如果你站在通往小镇的路口，你会看到农民像抱小孩似的抱着鸡缓缓地走过来。买这样的鸡划算，因为他们还不知道镇上鸡的行情。到了镇上，放在篓子里的鸡在路边一字排开，卖鸡人蹲在鸡笼子背后。我们走到跟前，打开笼盖，熟练地抓出一只鸡，先目测一下鸡的健康状态。摸一下鸡脯看有肉否，再看一看鸡屁股看有无拉稀屎。对于母鸡，有时还要检查一下它的盆腔开了多大，可预测此鸡何时可下蛋？(自家可养鸡)检查完了便问：咋卖？尽管农民要价不高，我们还要压价。等到一只要成交了，我们又问：一下要咋卖？(指全部要)

　　

　　有时为了压低鸡价，惯用的手法是首先对鸡进行点评，说鸡冠不红，可能有点贫血。说鸡屁股上有稀屎，会不会是鸡瘟病？总之，要把此鸡说的一无是处，即“麻达鸡，”(病鸡)，这样就会掉价了。还要表白自已是内行，劝他快卖了，若再带回去死了一分钱不值，还可能传染给别的鸡。

　　

　　那儿的农民真的很淳朴老实，也不会生气，常常会听我们的话。南方人在他们的心目中就是聪明，能干，见识广。兄弟单位的人对我们很有意见，说仪表厂的南方人最好吃，把鸡给吃贵了！不过鸡价真的在往上涨。　

　　至于买鸡蛋，我们总爱说“太小了。”这样可以便宜些。农民被说急了也会顶你一句：“是鸡下的嘛，又不是牛下的！”(“下”—生的意思)双方都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