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卖古田“盒面”谈起

苏仲辉

从卖古田“盒面”谈起

现在有很多介绍我古田老家小吃的小视频，这类视频当然不嫌多。因为，中国人好吃，古田人好吃，我也好吃。前几天，见到了古田“盒面”的小视频，不仅让我馋的流口水，而且让我想起了许多。

我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也卖过“盒面”。

“盒面”：“盒”，就是用篾席围绕编织成的圆形食盒，盖面有镂空的铜片加固与装饰；食盒屉格共有三层，极容易拆装；“面”，就是用碗装的放在每层食盒中的熟面，每层装7碗，一担挑42碗；“盒”与“面”组成了“盒面”。“盒”中的“面”，就是用碗装的古田特有的“大条面”。这“大条面”一般用猪油来炒，佐料之一就是用古田特有的蛏酱；在吃“盒面”时，还要加“蒜头醋”。这样就使得“盒面”色香味俱全，越嚼越有味，颇受人们喜欢。

我家卖“盒面”的历史“悠久”。还在旧城时，我大哥就经常挑着“盒面”担沿街叫卖，解决家庭生计。后来，旧城被淹了，搬到新城就不允许小商小贩经营了，但整套“盒面”的行当都在，我母亲、我大哥炒“大条面”的厨艺还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准确的说应该是1968年夏秋季，我也挑起的“盒面”担，卖起了“盒面”。

文化大革命时，古田分成“夺权派”与“反夺权派”，1967年“文攻武卫”最为激烈，8月22日，还发生了“攻打县气象台”的枪战。到了1968年，形势一边倒，“夺权派”占了上风，“反夺权派”的头头被抓的抓，进“学习班”的进“学习班”；城乡到处在开展“三忠于”活动，跳“忠”字舞、唱“忠”字歌、背《毛主席语录》，蔚然成风。

我家隔条街对面房住着一公社的供销社主任，文化大革命初期被冲击批斗，后又因“站错队”，被送进“古一中学习班”（注：1968年5月份，在古田一中举办封闭式的“斗、批、改”学习班，“走资派”与“有问题的人”均被送进该学习班）学习。出来后，整日诚惶诚恐。为表悔过与忠心，每天早上都会进行一场宗教仪式似的表演。在吃早饭前，都会领着全家5口人，包括七八十岁的老母亲，在大厅正中央的毛主席像前，每人手上拿着一本“毛语录”，在共同背诵“毛语录”，唱“忠”字歌，跳“忠”字舞。我们小孩子都好奇，都会围着看。特别是他母亲人老动作笨作、僵硬，不协调的手势，引来围观小孩子们的哄笑。

“忠”字歌在唱，“忠”舞在跳，但脸色毫无表情，所有在跳的人与家庭莫不是这样。这可能是礼仪的严肃，也可能是忠心的表示，最大的可能是人生的无奈。

社会上在跳“忠”字舞了，明目张胆的“武斗”就少了，这样社会倒安静了许多。再加上，“夺权”后，要害部门都实行了军管，古田县“革命委员会”一时还未成立，行政管理无法到位，这样，街上卖光饼、卖豆腐、摆小摊贩一下子如“雨后春笋”般自发地泛滥了起来。这样，我家也就有了重操旧业，再卖“盒面”的机会了。

中国老百姓最勤劳、最本分，自我生存能力很强；只要“上头”不折腾，有一个宽松的生活环境，他们都会自我生活并发展。这也就理解了，汉初与唐初为什么尊崇“黄老”思想，实行“无为”的政策了；这两个朝代为什么强大，且被后人念念不忘了。

我有6位兄弟，当时有5位失业在家，几位哥哥为生活上“上府山”、闯永安、三明，艰难地混一口饭吃。那时控制人口流动的政策极为严酷，为获一张合法的外出打工的证明都很难。没证明，在外地就经常被抓、被关，被克扣工资。为了活下去，无证也得冒险，也得颠沛流离。这样，这卖“盒面”的“重担”就落在了我的身上。

我卖“盒面”，主要在“十字街”原百货大楼与“戏园”（影剧院）一带叫卖，累了就坐在自己带来的一把小竹矮凳上休息。当时，“盒面”一碗1毛钱。记的很清楚，有位拉板车的人，40几岁，瘦高个，穿着短裤背心，脖子上挂着一条毛巾。有几次都在我的“盒面”担前停顿，望着我欲言又止；我忍不住问他，你是想吃“盒面”吗？他回答说，你“盒面”能8分钱卖给我吗？我犹豫了。便宜2分钱，好像家里还没有授权给我。他见我没回答，就走了。回到家里，我将此次告诉了我母亲，我母亲说，你应该卖给他，拉板车的人都很苦，而且就是卖了我们还有赚。此事，很长一段时间都在我的心里挥之不去。

那时社会上的赌博也是明目张胆的，在我家的对面就开有2个赌场，且赌场里的人还很多。好几次，我都将“盒面”挑到赌场去卖，生意非常的好。

“盒面”的利润到底有多少，我确实不清楚，但至少解决了3个人的就业问题。因为，除了我在沿街叫卖外，后勤还得有2个人，“厨师”与“采买”，当然，这都是由自家人担任。做起了“盒面”生意，家庭的生活就改观多了。

至上海革命委员会首先成了后，全国开始一片红。1968年11月7日，古田县革命委员会也成立了。这革命又要开始清理“资本主义”市场了。

一天，我又挑着“盒面”担在十字街叫卖，突然，街上的摊贩开始慌乱，开始奔跑。我不知发生了什么，我呆立在那里。突然有人扯了我一下，叫我快跑。我转头一瞧，是在市场上认识的，并交上朋友的卖豆腐干的老伯。

我虽然已经14岁了，但长期的缺乏营养，个子显然与年龄不相称。本来挑一担比自己大的多的“盒面”担，行动就不是那么自如，慌忙之下，哪里还能跑的了。还没等我把担子挑起来，就有2个人冲了过来，要抢“盒面”担。这两个人，左胳膊都带着红袖套，有一人手中还拿有一条棍子，像是执法人员，又像是打手。

我手紧紧抓住“盒面”担不放，但力气显然不够，突然一放手，“盒面”担就甩了过去，对方一失平衡也摔倒在地。对方恼羞成怒，一起来就用脚踹“盒面”担，棍子也打向“盒面”担；“盒面”担的篾席变形、断裂，“盒面”担内面碗“哐哐”作响；“盒面”担毁了，里面的碗也破了。我一气之下拾起扁担要拼命，又被那位老伯背后抱住了。这时，我母亲也赶来了，她什么都没说，她收拾了“残骸”拉着我回家了。

“盒面”担毁灭了，我家卖“盒面”的历史也从此结束了。

此现象不仅在我身上发生，而是当时社会的普遍现象。与我一同考进福州大学的一位同学，他家庭更困难，他经常穿着用（2个）纱布口罩改制的衣服，与只有9岁大的弟弟上街卖糕饼，一天能赚到1元钱。一次兄弟俩各提一篮白糖糕去卖。不料，一从政府对面的小路出来，就被纠察队队长王立冬看到了，他骑着自行车飞快的追过来，我同学转身就跑，但两腿跑不过两轮，很快被追上，糕点被拿走；同学弟弟人小机灵，躲到街边店铺里，把装糕点的篮子藏到店铺的柜子底下，但这些也早被王立冬看到了，回头也到店铺里把糕点拿走了。兄弟俩哭着回去，其母亲听说到糕点被抢，当场晕了过去。

为什么不让我们卖“盒面”和“糕点”呢？为什么不让我们老百姓摆摊卖物做些小生意维持生计呢？这问题纠结了我几十年。

历史确实记载有桑弘羊的盐铁专营改革与王安石的变法，都被后人质疑有否与民争利，但不管怎样，这些改革与变法，毕竟使国家财政增加了收入。而，不让我卖“盒面”，不让老百姓摆摊卖物做些小生意，除了使平民越来越贫困之外，国家也是一无所得啊！

人人都要吃饭，经济基础不能动摇；老百姓有饭吃了，社会就安定了，国家也就会兴盛。我相信，只要没有外患内乱，放纵民间，允许自由从商，30年可以出盛世，50年可成为最强盛的国家。这是历史经验，也是基本的常识，也是良知。但在那动乱的年代，就是许多的“精英们”也都忘记了这常识与良知。

很久很久以后，我读过一本书，《乌合之众》。这是一本研究大众心理学著作的书。作者勒庞在阐述了群体以及群体心理的特征时指出：当个人是一个孤立的个体时，他有着自己鲜明的个性化特征，而当这个人融入了群体后，他的所有个性都会被这个群体所淹没，他的思想立刻就会被群体的思想所取代。而当一个群体存在时，他就有着情绪化、无异议、低智商等特征。

上了年纪的人都记得，文化大革命是在全民突然站起来喊“敬祝万寿无疆”开始的，而且这动作、程序、声调、节奏全国基本一致。后来发生的带高帽游街示众、满门抄家、挂牌下跪批斗等等行式全国也基本雷同。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文化大革命开始没多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与其全国大大小小的“走资派”早已被打倒并出局，但全国民众还是莫名其妙的被纳入了一场没有“对手”的10年争斗，甚至还会为读一本“水浒传”的书全国在批判个不停。

这有政治的原因，有文化的原因，也有精神专家所说的个体思想被群体思想所取代，造成“群体潜意识”的原因。

现在是网络世界，通讯发达，信息爆炸。但，往往人们关注的信息领域会习惯性地被自己的兴趣所引导，从而将自己的生活桎梏于像蚕茧一般的“茧房”中。如不破此“茧房”，也会造成另外的“群体效应”。这“群体效应”如为负面的，就是“狂热”、就是“民粹”；如这些思潮再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就会再出现像“西安砸日系车”的类似事件，不让卖“盒面”的历史就会重演。

扯远了，还是说古田“盒面”。

“盒面”是古田的唯一，在古田之外的地方，真的没见过“盒面”，就是古田大条炒面也鲜见。20多年前，在福州台江有一条“美食街”，开有一家古田小吃店，里面有卖“泥鳅粉干”、“锅边糊”、“芋饺”等古田小吃，当然，也有古田“大条炒面”。有一次，我带北京的几位朋友去光顾，他们都赞不绝口，特别在吃了“大条炒面”后，竖起大拇指，连称好吃好吃。很遗憾，这样的店，我再也没有见着了。

古田小吃就是古田的一种传统文化，民国时期最为繁盛。真希望看到古田小吃传统文化能继续发扬光大，也能像“沙县小吃”一样遍布神州大地。

以下三张照片来于“盒面”视频

古田县街景照4张

古田旧城画

古斯塔夫－勒庞所著的《乌合之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