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父亲

十八里

　　朝来暮去，时光似箭，父亲逝世已四十年。14600个日日夜夜，留不住的是生离死别，忘不了的是对父亲的绵绵怀念。父亲在文革中的往事，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

一，风云突变 父亲被打倒

1966年全国爆发了众所周知的运动，父亲时任张家口市庞家堡区区委书记兼区长。运动初期，作为区党政一把手，父亲兼任文革领导小组组长，按照市委部署，领导区文革运动有条不紊的开展。

1967年初，“造反派”以夺取上海市党、政、财、文大权为开端的全面夺权风暴席卷全国，号称“一月风暴”。全国各级党委和政府、各级组织均被造反派取而代之，凡是大小领导干部无一例外被打倒，被“割韭菜”，父亲自难幸免。“打倒贾ⅩⅩ”、“贾ⅩⅩ是庞家堡区最大的走资派”等恶语中伤的大标语、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机关、单位、大街小巷。白天父亲和被打倒的区领导头戴高帽、胸挂黑牌被造反派押着在辖区内游斗。晚上他们则被集中关在区机关的一间屋子里，按当时的说法叫“住牛棚”。父亲是抗日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几十年来忠于党，一心扑在工作上，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不料一夜之间被打翻在地，并重重地“踏上一只脚”。由于身心受到摧残，67年春节前，父亲心脏病、高血压和哮喘病合并复发，但造反派不准住区医院治疗。父亲原来在宣钢龙烟铁矿任副矿长，1964年调庞家堡区工作。矿医院知道我父亲病情严重便偷偷收治父亲，住院没几天，区造反派就强行让父亲出院。父亲和其它区领导除了游街挨斗，还要被迫扫街、盖房子，身心受尽折磨。

二、坏人作祟 父亲被“偷走”

庞家堡四面环山，海拔高，夏天气候凉爽宜人，而1967年的夏天不知是气候异常，还是受到文革运动的热浪熏染，反正那年暑期格外闷热。父亲体弱多病且有爱出汗的基因，加之天气炎热，挨斗时低头弯腰，额头的汗水如断线的珠子噼里啪啦往下掉，脚下洇湿一片。

被打倒的区领导白天游街挨斗、劳动改造，晚上集中住“牛棚”写检查，三顿饭可以回家吃。7月下旬的某天（具体日子忘记），父亲被游斗了一天，直到晚上9点多还没回家吃饭。妈妈让我去区机关看看啥情况，爸爸没在“牛棚”。我问看守，爸爸去哪儿了？他们说，没回家吃饭吗？我说：“没有”！造反派一下慌神了，担心爸爸出意外，因为在文革中，有些领导干部因被批斗或不堪折磨会自寻短见。当造反派提出父亲会不会自杀时，我说绝对不可能！父亲虽然挨斗，但他相信党的政策，能正确对待群众运动。

我们全家平时很注意观察父亲的精神状态，没发现异常。就在失踪的前几天，区造反派把张家口地委书记解峰押到庞家堡批斗。我父亲陪斗时，解峰悄悄对我父亲说，中午没地方吃饭，能不能去你家吃顿饭？父亲说没问题！解峰向造反派请示，得到他们允许。父亲让我告诉妈妈备饭。妈妈闷了米饭，拿我们平时不舍得使用的肉票买了2斤猪肉，做了红烧肉，解峰叔叔吃得真香，对妈妈的厨艺赞不绝口。吃饭时两个难兄难弟相互鼓励，都表示要相信党、相信群众，乐观面对当前的局面。心怀坦荡、情绪正常的父亲怎能会自杀？我们绝不相信！

父亲莫名失踪，究竟去哪儿了？

造反派头头立即开会分析、研究父亲失踪的原因，我和妈妈焦急地等待消息。会上一个头头提示，当天上午有三个自称来自湖南的人，找到区造反派头头，其中一人说他叫苏某，1959年因犯政治和生活作风错误，被开除返乡，当时父亲是他原单位的领导。他们来庞家堡的目的是企图利用文革的动乱无序，趁火打劫，想把我父亲押解到湖南，去给苏某平反。区造反派考虑再三，不同意他们的要求。湖南来的三个人怏怏而去。

晚上父亲就突然失踪，令人蹊跷！造反派怀疑是湖南来人偷偷押走了父亲。当时庞家堡交通不便，每天只有上午往返张家口至庞家堡的一趟客运火车，晚上要离开庞家堡只能乘坐货运列车。于是区造反派头头立即派人去车站打询。果不其然，车站方说确有4人乘货车去宣化了。此时是夜里10点多，火车离庞已半个多小时。区造反派组织火速与宣化造反派组织联系，请他们协助去宣化车站堵截，千方百计别让湖南来人把我父亲带走。苏某一行在宣化中转火车时，父亲被成功拦截，他们的阴谋破产，只好灰溜溜返回湖南。第二天庞家堡区造反派去宣化区把父亲接回。就这点来说，区造反派组织处置是还算及时果断，使父亲免受了无妄之灾。

三、柳暗花明 父亲被解放

“一月风暴”后，全国掀起了谁想夺权就夺权的乱局，党政机关陷入瘫痪。鉴于此，毛主席及时发出最新指示：在需要夺权的这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所谓“三结合”是指革命委员会要有军队代表、干部代表和群众代表参加。

庞家堡区造反派从67年初夺了区委、区政府权，打倒区里所有的领导干部开始，小人得志，他们扬眉吐气地折腾了一年多，到68年下半年根据毛主席各级要建立革命委员会，全国实现一片红的指示，区里成立了由军代表、群众代表和领导干部参加的革委会，我父亲被解放，并推举为革命委员会主任。

父亲复出后带病工作，一边抓文革运动，一边下企业调研，一边去农村抓经济促生产，逐步恢复了区里的政治和经济秩序。1972年父亲离开庞家堡区调外地工作，直至离休病逝，享年65岁。

在文革中父亲虽然被打倒，受到批斗，但他心胸宽阔，正确对待，认为运动对领导干部是一次洗礼，领导干部工作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群众批评，甚至批判是应该的，如果干部不受群众监督，很容易犯错误，本人和家属不要有怨气。因此，他对批斗过自己的人能够宽之以怀，不计前嫌。文革后期清理“三种人”时，有好几个造反派头头登门向我父亲赔礼道歉，请求原谅，并请父亲给他们写书面证明，以免去被清理之忧。父亲既严肃的批评了他们的错误，原谅了他们在文革中的某些冲动行为，又提醒他们在以后的工作中吸取教训，引以为戒。

坦荡荡忠心献党，情拳拳一生为民！父亲永远是我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