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是逃得快,我也成了战俘

罗学蓬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 要不逃得快,我就成了战俘</b></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 罗学蓬 文</b></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1967年9月6日上午,依然是天气晴朗,阳光灿烂。我们一大帮中学生娃娃提着枪到朱杨溪场街上转了一圈,正欲回到川顺厂驻地,突然,枪声响了。我们立即惊慌起来,虽然在此之前我们巳经参加过多次战斗,但那都是与过去的同学现在的对手打钢钎战、肉搏战,相互扔石头、掷瓦片,射弹弓。最先进的武器,也就是土炮、土炸弹了。而此刻响起的,却是真炮真枪!</p><p class="ql-block"> 果真有炮,炮弹不知从哪儿打来的,有的落到江边的峭壁上、沙滩上,还有几发落到场街上,炸得房倒屋塌,浓烟滚滚。随着一声声剧烈的爆炸,一道道烟柱像大树一样立在了空中,我被吓得魂飞魄散,双腿发软,心“咚咚”跳着活像要蹦出胸腔。</p><p class="ql-block"> 而在枪炮声响起之前,我们都以为自己是全世界最勇敢的人,我们曾面对领袖宝像集体宣过誓,也郑重其事地写过遗书,并咬破手指用鲜血在落在遗书上的姓名上捺过血手印,发誓要用生命来捍卫毛主席的红色司令部(因为毛主席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里明确告诉全国人民党中央有两个司令部,我们对此坚信不疑)。可没想枪炮声一响,那勃勃豪勇之气霎时全都不知溜到哪儿去了?也就是那以后,我才懂得,学英雄嘴巴上说说容易,黄继光、董存瑞那样的人物,不是谁都能做得的。</p><p class="ql-block"> 学生娃娃们顿成惊弓之鸟,立即向近处的火车站跑去。我们看到火车站的房顶上,临江的窗口边,都有人在开枪射击。步枪、冲锋枪打得震耳欲聋。我贴着窗边往外一看,只见江面上两艘周身焊满厚厚钢板、喷吐着烟团与火光,浑如两座浮在江面的钢铁堡垒的轮船,正破浪上驰而来。我方射去的子弹对“军舰”上的人难以造成伤害,也无法迫使“军舰”停止前进。而对方则不然,因为长风厂是专门生产坦克用重机枪的(江津百姓称之为“抱鸡婆枪关枪”),火力极其猛烈,威力无比。几十只“抱鸡婆”一齐开口叫唤,岸上哪里招架得住?</p><p class="ql-block"> 眼见得那“军舰”愈发地抵近了,我等学生娃娃们吓得屁滚尿流,一个个以眼神手势招呼,溜出了火车站。跑到铁轨对面的山坡顶上。这时,便看到场街口涌出许多人,惊慌地向火车站跑去,口中大嚷:“不得了!九七派从松溉方向包抄过来了!”</p><p class="ql-block"> 我们一听对方还有一路人马从上游包抄过来,便明白今天这一仗是必败无疑了。几个同学悄悄一商量,决定跑他娘的!便胡乱放着枪,不停地往后挪动位置。那时高梁巳经熟了,但无人收获,农民也都忙着去打派仗了。我们一钻进“青纱帐”恰似鱼儿游入了大海,顿感鞍全多了。</p><p class="ql-block"> 接下去的情景,几乎就是上一次兵败逃跑的翻版。</p><p class="ql-block"> 到了茨坝火车站,零零散散的逃跑人员汇在一起,有了百把个人。大家状如惊弓之鸟,惶惶说某某人被打死了,对方抓去了我们多少人。</p><p class="ql-block"> 吸取上次跑到车站后面山头上喂蚊虫的血的教训,这次我们这帮“溃兵”一进去,马上把站上的人员全部控制起来,以防他们走漏消息,四周也布上了岗哨,不准人进出。仍然是一个多月前那班由重庆开往成都的慢车开了过来,上一次我们是手执钢钎,这次可由冷兵器变成了热兵器。我们一拥而上,没人敢吭一声,敢道一个不字,这样,我们总算平安地逃回了永川城。</p> <p class="ql-block">  我把此章贴到微信朋友圈后,朋友张华即打来电话,说他也参加了那一天朱杨溪的战斗,也是死里逃生。我让他把他的经历写下来,以另一双眼睛,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同一场战斗。</p><p class="ql-block"> 一天后,张华发来了以下文字:</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b>八月初,川东反到底派的作战队伍就到了朱杨溪,在朱杨溪成立了一个前线指挥部。指挥长是一个姓肖的四十岁左右的外地人(好像有普通话口音)。大约是9月1号左右的一天夜里,我们学校的一个头就点名要我执行一个前线指挥部的特殊任务。我也不知道是做什么,就欣然答应了。和我同去的还有一个同学(也忘记了名字)和几个身强力壮的大汉,在指挥部一个头的带领下坐船渡过大溪河,从成渝铁路的小路爬上山,紧接着从最近的一根电杆开始往石门方向,一根电杆一根电杆地爬上去,将上面挂着的广播线(是橡胶包着的铜芯线)小心地轻轻拆下来,由几个壮汉一圈一圈地挽好捆起来,一挑一挑地往回跳。我和另外一个同学是专门爬电杆的(当时的电杆不高,是用楼梯爬的),没有挑电线。但是还是很累,当晚也不知拆到了哪里。只记得我们回到朱杨溪后给我们打了牙祭,还没有躺下,天就亮了。在打牙祭的时候,这个领头的才悄悄告诉我们,这批电话线是用来连接水雷的。</b></p><p class="ql-block"><b> 在驻扎朱杨溪的几十天里,前线指挥部从长江上拦截了所有过往的轮船。我看见当时停在街下面河边的大小拖轮有六七只,其中最大的一只就是当时在我们这一段江上行走的客船“红卫2号”。他还告诉我们,前线指挥部还拦截了一只200多吨满载烈性炸药的驳船,准备用那个时期的“洋油”桶桶来装这个炸药,一桶一桶地吊在河里一直连到朱杨溪河对面的二溪码头。我们拆来的电话线就是用来连接炸药桶引爆炸药桶的,他还夸奖我们为我们革命派立了功。反复叮嘱我们不要把消息传出去了。他说,九七派的可能最近要来攻打朱杨溪,如果走漏了风声,就要拿我们试问。</b></p><p class="ql-block"><b> 就在我们拆电话线的两三天的一个下午,听通知说要开一个批斗大会,叫我们全体前线人员必须参加大会。于是开会时间一到,就听见主持会议的高喊:“把肖某某抓上来!”于是,就看见两三个人把五花大绑的一个人推上了用乒乓台搭起的主席台。紧接着就开始宣布他的罪状。</b></p><p class="ql-block"><b> 这个人就是前线指挥部的肖指挥长。听说就是当天早上,他带着一条小机动船,装上两名女俘虏,上游朱沱一带的江面上,把两个女俘虏强奸了。得知此事,引起了轩然大波,大家愤怒地将他抓起来,开他的批斗大会。并且宣布撤掉他的总指挥职务,关起来等待处理。</b></p><p class="ql-block"><b> 虽然那个时期全国形势很混乱,但是人们的意识还是过去那种是非分明,善恶可辨,美丑清楚的时代,对丑恶现象同仇敌忾,所以,批斗大会激起了大家的愤慨。一时间很多人都拳脚相加,对那个肖总指挥进行了围打。</b></p><p class="ql-block"><b> 第二天,大家都还沉浸在打倒坏蛋的的兴奋和庆幸的情绪中,新的前线指挥部也不知道换成了谁,只知道要宰一条猪来庆祝。大家都很高兴。这就是1968年9月6号那一天。</b></p><p class="ql-block"><b> 当我们正端上热饭夹上几口肉嘎嘎的时候,就听见远处一片枪声,随即就听见有人在高喊:“九七”打过来了。于是,大家都扔下饭碗,各个地方的头都在命令自己的队伍马上集合奔赴前线。我随他们大一点的同学就弓着身子毫无意识地跑到河坝上面的坎子上。当时,那里堆着许多建房基础用得条石,我就和他们一起躲在条石后面。此刻,听见长江对岸和铁路上面的山坡上都响起了清脆密集的枪声。长江中有好几条围着钢板的拖轮已经向朱杨溪河边驶来,船上也响着密密麻麻的枪声。这时,自己心里才开始感到有些紧张。正在此时,我们学校的头头就传给我们一句话,马上撤退。于是,我们有弓着沿着河边小街向长河沟方向跑。当时,途中有一个坎,砍下有一颗几个人才能围抱的香樟树,我从那颗香樟树下刚爬上路上,就听见一阵啪啪啪的枪响,同时听见我蹲的香樟树反背嚓嚓嚓地响了好几下。后来,几个月以后,我跑到香樟树边去查看,果然是一团密集的枪眼。</b></p><p class="ql-block"><b>  我们拼着命地往永川方向奔跑。最后跑到了茨坝火车站,拦下一班火车,就到了永川。晚上就听见有人说,我们的人被九七派打死了几个,还被抓走了好多。</b></p><p class="ql-block"><b>  第二天上午,我们又被通知到永川的一个什么大礼堂参加誓师大会,会场的前面就摆了一排尸体,主持人声泪俱下地哭诉了朱杨溪的浩劫,又领着大家呼了一阵誓死打回江津的口号,还一同唱起了“…..战友鲜红的血染成,为了保卫毛主席,砍头流血敢牺牲,亲爱的战友啊,你请放心,革命自有后来人,泰山不倒旗不倒,江水长流树长青…..”那悲壮的气氛,感动得大家直流眼泪。</b></p>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b>张华。退休前在江津区司法局当差</b></h3> <b>  魏炳炎。退休前系四川省畜牧兽医学校种猪场场长。</b> <p class="ql-block">这里一长段又被屏蔽了。对不起读者。</p> <b>照片说明:罗学蓬与曾担任过何正国警卫员的周星义合影。周星义绰号虎娃。家住鞍子街吉人巷,是我一起长大的毛根儿朋友,文革中参加江津中学九七派,我参加民中红旗兵团,因观点对立,二人屡次战场交手,你死我活,不共戴天。 文革结束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回归正常,才有了这张并肩而坐的照片。 </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