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教材、老封面、老插图漫谈

李保田 老教材库

最近经常有朋友联系我，希望我介绍一下老教材、评价一下老封面和老插图。这个要求看似简单，但我却不敢轻率发声，一是因为自己不是科班出身，认知未必专业；二是我国的老教材历史悠久，不同时期的老教材、老封面、老插图都有各自的时代特色，不好一概而论。日前《藏书报》张维祥老师也就同一话题向我约稿，实在是盛情难却，只好勉为其难，本着以可见实物为基准，以实物说事、就事论事的原则，谈谈自己的看法，权作一家之言。

　　由于学界、藏界对老教材的起止年限尚没有共识，在此先姑且把老教材的年代下限界定为文革前，将老教材存续年代分为晚清时期、民国时期和新中国建政初十七年时期三个阶段，然后分阶段评述。

一、晚清时期

　　晚清时期，西方现代文明已直接或间接地渗入我国，清廷的教育方针也经历了废科举兴学堂的重要转折，反映在老教材方面，主要有三种教材交叉并存。

一是我国固有的科举教材和传统蒙学教材。该类教材旨在传承我国的传统文化，其编辑体例不同于现在的教科书编辑体例，不分学科、不分年级，没有固定的修业年限，也没有具体的授课时间，教材的品种只有科举教材和传统蒙学教材。蒙学教材以“三百千”及各类杂字为主，教学方式为先识单字，待识字达到一定程度后再练习写作。教材的封面及插图多为传统线条画，散点透视构图精美，于“三百千”传统经典教材之外，新编识字类教材以《澄忠堂字课图说》艺术成就最高，其它凡是带有插图的教材，一般会在书名前冠以“绘图”二字，在一众刻板的教材之间，勉强为学童们带来了一丝童趣。

（以上为《澄衷堂字课图说》插画）

　　而科举教材选材为《四书五经》，教材为《四书五经》的各种汇参、释义等，该类教材绝大多数没有插图，仅见的几本带插图的教材，为木刻版画，印刷相对粗糙。该类教材的封面，也多为木版印刷、书名多为楷书题写，宛如登科士子，端庄而古板。该类教材忠实而严谨地传播着我国的传统文化，教材封面和及其有限的插图，从形式上紧密配合教材内容，契合了时代的主旋律。

（上图为已知存世最早的课本，成书于1745年）

二是由早期来华传教士编译的各类西方现代自然科学类教材。该类教材旨在传播西学，其出版时间集中在1860年前后，编辑体例也和现今的教科书编辑体例不同，内容为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当时的学界把它归为“格致”类教材。该类教材是西学在我国的第一次传播，客观上为我们进行了第一次现代科学启蒙。其封面多模仿当时线装书籍的形制，在封面的左上方由上而下帖一竖长方便帖，帖上书写书名，具有明显的中式风格。而书中的插图，多为机械制图，严谨而规范，极具西式风格，与同时期的科举教材相比，令人耳目一新，封面与插图的中西合璧，也为教材增色不少。 三是西学传入日本再改造为教科书体例传入我国的现代学制制度教材。该类教材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04年癸卯学制既教科书体例出现之前，该时期科举制度尚在存续，而新兴学堂已大量涌现，受日本教科书体例的影响，各书局已出版了一些接近教科书体例的教材。（图）第二阶段为1904年癸卯学制施行和我国第一套具有现代意义教科书商务印书馆《最新国文教科书》出版以后，教材开始按学制规定编写，分学科、按年级、定学时、有插图的教科书编辑体例得以推行，其中《国文》学科放弃先识单字的传统教学方法，改为先学课文，然后再课文中识字的教学模式，后为学界逐步认可，且一直延续至今，形成了经典的汉文化教科书编辑体例。该时期教材在封面设计上基本延续晚清风格，显得相对保守，多为素面楷书书名，端庄而大气，偶有少量插画封面，多为线条画，高度体现我国传统审美；课文插图亦多为传统线条画，构图精美，散点透视，虽多写意，却极为传神，还有少数教材的插图使用了照片，领一时风气之先。该时期为我国教材编纂采用教科书体例的探索期，一大批大师级先贤发愤图强，旨在教育救国的拳拳之心体现在一篇篇课文之中，而相得益彰的封面和插图，就是引领时代潮流和体现作者意愿的形象化体现。

（上图为陈独秀早年编著教材）

二、民国时期

进入民国时期，政局特点是政权分立且交叉重叠，大体上分为北洋政府及国民政府、各伪政府和各红色根据地政府三大板块，而对应在教材上，也就形成了国统区教材、各敌占区教材和各红色根据地教材三种类型，敌占区教材在此不作例举。

国统区教材大体上包括北洋政府、国民政府教材及所属地方政府教材，其中北洋政府、国民政府教材是民国时期教材的主流，主要由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等主要出版机构出版。其中商务印书馆于1904年的《最新教科书》系列、《共和国教科书》系列，中华书局的《中华教科书》系列、《新式教科书》系列、《新中华教科书》系列、世界书局的“世界第一种”“世界第二种”“世界第三种”教科书系列，开明书店叶圣陶的《开明国语课本》系列及林语堂的《开明英文读本》系列等，都是其中的精品。该时期还有出版了一批特色教材如《战时读本》等。国统区所属山西阎锡山政府，出版了《通俗国文教科书》等系列教材，山东省政府、江西省政府、广东省政府和福建省政府也编写了许多教材，但数量、种类和影响力都不及山西，虽数量不大，但各有特色。这类地方政府编写的教材，编辑及设计风格不一，形制各异，用纸也不统一。

该时期教材的封面，已经丰富多彩，除了传承晚清以来的传统风格，有教材的封面还采用了绘画和照片，典型的如商务印书馆遭日军轰炸后，该馆将遭轰炸后的照片作为教材封面，以铭记国耻。许多《战时读本》的插图，直面日寇暴行，虽绘画水平不一，但紧扣课文主题，当时给了国人巨大的鼓舞。新学制之后的教材已出现彩色封面，虽然抗战时期条件艰苦，但仍诞生了不少精品，如丰子恺的精美插图，一经面世即广受欢迎，至今仍有巨大的影响。

红色根据地教材，包括中央苏维埃政府教材、陕甘宁根据地教材，以及后期晋冀鲁豫、晋察冀、晋绥、苏南苏北、山东、中原、东北等各根据地的教材，侧面反映了我党我军在各历史时期的战斗历程，是党史、军史的重要补充部分。其中中央苏维埃政府编写的教材，是最早的红色根据地教材。可见教材有《共产儿童读本》等；陕甘宁根据地的教材，有《初等小学国语课本》、《初级新课本》《初小新课本》和《初小国语》等， 晋冀鲁豫根据地教材有《初小国语课本》等；其它根据地也出版了相当数量的教材。各根据地教材的共同特点是贴近生活、内容简练、通俗易懂、朗朗上口，适合在战争年代的特殊环境下使用。为我们留下了如《朱德司令的扁担》、《狼牙山五壮士》等许多经典的课文，根据地教材的封面和插图，大部分为木刻版画，版画风格简洁明快，但版刻水平差异巨大，正版教材的版刻相对精美，翻印版则相对粗糙，这也是抗战特殊时期的特色。这些插画无论水平高低，都准确地契合课文，形象再现了根据地军民抗日救国的艰苦历程，使根据地的学生从小就坚定了抗日救国的坚强意志，而这些插图也成为课文乃至那个时代的代表性符号

三、新中国建政初十七年时期

新中国建政前夕，我党及早部署，从香港秘密接回叶圣陶、宋云彬等一大批有教材编纂经验的进步人士，积极筹备编写统编教材，于1950年12月1日成立了肩负编写统编教材重任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由以叶圣陶为代表的有国统区教材编辑经验的进步人士，与以辛安亭为代表的有根据地教材编辑经验的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使我国的统编教材编纂工作开局既达到巅峰。先是于1950年11月（实物显示如此）就推出第一版小学国语教材，该教材有着纯正的红色血统，其历史传承先是由晋察冀根据地小学国语教材改编为华北人民政府小学国语教材，再被华北联合出版社、上海联合出版社分别再次改编，后华北联合出版社、上海联合出版社并入人民教育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由于来不及重新编写新的教材，就对前述教材重新改编，作为新中国的第一套统编教材推向全国。后经叶圣陶提议，综合《国文》、《国语》，改为言文兼顾的《语文》，于1950年8月推出中学语文教材（新华书店版），1952年5月推出小学语文教材。许多经典课文如《东方红》、《朱德的扁担》、《红军到了杨家洼》、《送军粮》、《东北抗日联军》、《地道斗争》等经艺术再加工后继续保留，后期又选入了一批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优秀课文，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该时期的教材思想性强，艺术水平高，封面和插画多为传统线条画，构图简洁而精美，清新而自然，高度契合了新中国建政之初欣欣向荣的新气象。许多大师级人物都参与了教材的封面装帧和课文插画，教材的版权页除了标注“编者”，还会专门标注“绘图者”和“写字者”，把插图和编纂放到了同等重要的位置，该时期是我国教材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为后期教材编纂工作打下来坚实的基础。

（上图为统编教材早期过渡期教材）

(上图为新中国第一版小学国语统编教材）

（上图为新中国第一、第二版小学语文教材）

（上图为统编教材过渡时期东北人民教育部审定教材）

　　老教材的众多编著者、插图绘画者中，不乏名人大家，他们不但是学界精英，更是时代楷模，他们都能本着为民族培根铸魂的虔诚之心，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所编教材都能体现国家意志，引领时代精神，泽被子孙后代。尤其是早期人教社所编教材，影响了新中国几代人。

纵观老教材，不能说所有老教材都完美无缺，确实也有一些不尽如人意。但就整体而言，他们都无愧于其所处的时代。此时不由得又想起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的名言，“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百年前的箴言，今天仍不过时。

由于篇幅所限，选图不尽全面，所涉话题亦不好展开详述，权作是交给维祥老师的作业，倘有不当之处，尚祈不吝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