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亲人生的足迹（5）

陈欣

—此文献给那个年代为今天幸福生活而“负重前行”的父辈和母辈们

第五篇：湘江两岸（1964-1970）

　　今天，当我们这代人在咖啡馆中，优闲的喝着咖啡，来放松一天紧张工作后的焦虑情绪时；当我们在舒适的房间里，在安静柔和的灯光下，和家人一起欣赏一部电视剧时；当我们在广场、公园里，和儿孙们一起玩耍，享受着天伦之乐时；可否想过，这如此静谧的“岁月静好”从何而来？如果没有我们的父辈、母辈在50、60年代的“负重前行”，哪来我们今天的“岁月静好”？！

1964年，当我们全家随着父亲从广州再次搬迁到湖南省衡阳市，离开了繁华的南方第一大都市，所有的生活立刻变了模样！

记得全家人到达衡阳时，所有的行李就是两个小皮箱，再就是我和弟弟手中捧着的那两个在广州南方大厦买的小玩具。这就是六年广州生活给我们全家留下的痕迹。父亲单位报到后，因原干部处长刘力一家人还没搬走，我们全家不得不在军招待所住上一段时间。好在时间不长，我们就搬进了47军黄茶岭军部大院。

1964年全家搬入黄茶岭军部大院后在军政治部处长宿舍前合影。这栋宿舍共住了四家人，大家都成了好邻居。最早的一家是住在最东头的保卫处处长王奎贤、孙祥东夫妇。他们有三个孩子，大儿子王伟（原名王力），是我六一小学的同班同学。二儿子王军，最小的是女孩，叫王萍。文革时期，调往广州军区，现定居在广州市。最后来住的一家是在我家和王家之间的青年处的沈贵卿、祖秀芳夫妇。他们也有三个孩子，大女儿沈燕，二女儿沈丽，最小的是男孩，叫沈红。全家随47军调防西北，现定居在陕西临潼。最西边的是文化处的王庆章、刘化白夫妇。他们是四个孩子，大儿子王晓军，老二是女孩，叫王晓棋，下面两个是男孩，分别叫王晓滨和王晓民。47军调防西北时，留在了湖南。现定居在湖南省长沙市。

这是住在我家西边的王庆章处长一家人

1964年，衡阳市黄茶岭的军部大院，已经初具规模。

我靠记忆绘制的64年军部大院简图

　　下面，我就依据这张凭记忆绘制的简图，向大家介绍一下60年代衡阳市黄茶岭的军部大院。

军部大院大门口向东，衡阳军分区的大门开在旁边。（文革时，造反组织经常冲击大院，衡阳军分区为两家共同协防，专门将门从黄茶岭方向转开向这个方向）进门后，刚开始是一条煤渣路，不久，就修成了水泥路，一直通向军部小车班停车场的十字路口。水泥路两边，紧靠大门口的北边，是军部生活服务区，建了一些配套的生活服务设施，比如军人服务社、澡堂、冷饮室等。这个区域再向西，就是军部大操场和大礼堂。紧靠大门口的南边，有几排平房，是后来司令部卫生所所在地，67年母亲调回军部后，主要在此处上班。水泥路尽头，到达军部小车班停车场时，是一个小十字路口。向西北，是一个长长的上坡路，通向军部的西山区（军司令部办公和生活区）。向南，是军首长们办公和生活的区域。向西，通过一段小土路，就到了军政治部办公区。因该处原建有一座天主教堂，所以大院里的人又称其为天主教堂区。我家当时就居住在这个区域。

64年，我们家搬进这个院子时，院子四周还没有围墙，天主教堂也没有拆除。我还记得，奶奶直接带着我，穿过天主教堂，到达西边的村子里，给我们爆米花吃。而在教堂里，我还看见穿着黑衣服的天主修女。据当时在院中居住过的老人们回忆，拆除教堂时拆下来的砖，后来就用来修建了军部大院的围墙。

　　当时对大院中建筑记忆很深的就是位于军部大操场后面的军部大礼堂。

军部大礼堂，1962年建成。是军部标志性建筑物之一，此像为六一小学同学后来返衡时所拍。

　　再就是天主教堂区北面的军部游泳池，它给我们的童年留下了很多美好的记忆。

军部游泳池，1962年建成。也是军部标志性建筑之一，此像也为六一小学同学后来返衡时所拍。

　　64年返衡时，因为母亲还在广州没有跟来。父亲怕奶奶一个人带我们两个，吃不消，会累着。先后将我和弟弟送去军六一小学、军幼儿园住校和住园。

47军六一小学、军幼儿园平面示意图。六一小学，始建于1959年，前身叫罗盛教小学。60年改名六一小学。学校旧址是军政治部从朝鲜回国后的办公地点，也是父母亲从朝鲜回国后举行婚礼的地方。黄茶岭军部大院政治部办公楼建好搬迁后将办公用房留给了六一小学。建校之初只有一个年级，60年增加到4个年级，61年全面建成六年一贯制小学。47军部搬迁长沙后，六一小学移交给衡阳市地方管理。现在，六一小学原校址是衡阳市第五中学。

六一小学大门口。此门为六一同学后来返衡时所拍。六一小学四个字是后来小童鞋们做的电脑合成。

　　就他和奶奶在家。这是父亲1964年在军政治部办公楼前和干部处的全体同事合影。在像片的背面父亲写下了这些同事的名字。我抄录如下：朱玉福、马徐、肖省吾、何乃朴、胡伟、陈国忠、刘汉忠、宁青山、钟祝三。

1964年，在军政治部办公大楼前父亲和干部处全体同事合影。像片前排左起第二人是父亲陈国忠。

从广州重返衡阳的那段生活，我记忆很深。用奶奶的话讲，就是从广州出来后，你连上厕所都不敢自己去了。不得不承认，南方第一大都市广州和湖南小城衡阳差别还是很大的。就拿厕所来说吧！广州市那时干部部内的厕所，已经全部是水厕（抽水马桶），而军部大院内的厕所，基本上全部是旱厕。更叫人害怕的是，很多大院内厕所直接就是一个棚子，搭建在鱼塘上，里面铺上几块木板，留上几个洞，去上厕所时，小心翼翼，颤颤巍巍的蹲下后，还能看到小鱼儿在下面自由自在的游来游去。赶上刮风下雨，木板湿滑，真担心会掉到鱼塘里。

　　而在六一小学住宿的那段日子里，最担心的还是上厕所。从六一小学平面图上看到，我们那时住校生都住在那个编号为2的宿舍楼里，而学生厕所是在教师办公室的后面，要下一个很大的坡，孤零零的建在那里。那时，校内小朋友们之间流行着厕所文化“谁有纸”的故事。讲的是一个小男孩一个人晚上去上厕所，因为无人害怕，想试试厕所里还有别人没有，就在厕所里大喊了一声，“谁有纸，”没想到从厕所蹲坑下方伸出来一个手，应答到，“我有纸”。这个故事的下半段我就不多讲了，但光是这个上半段，就足以让我们这些刚上学的小朋友们在上厕所的时候毛骨悚然，自己吓唬自己了！试想一下，夜晚空无一人的学生大厕所里，有几十个蹲坑，当你一想起这个故事，就会担心你的下方会不会也伸出一只手来，还大喊一声：“我有纸”。这真是我们自己导演的超级恐怖大片。但这个恐怖故事的流行。导致到了晚上，基本上没人敢单独去上厕所。一般都是成群结队或结伴去上厕所，还约好了上完后要互相等待。我记得，那时我是睡在上铺，我的下铺是一个叫程中波的小朋友，我们经常一起去上厕所。2019年六一同学在珠海聚会时，向我的小同学们打听，才知道他早已经去世了。

　　再返湘江后的这段生活，是我们家搬家次数最多，父亲工作最忙，家人在一起团聚最少的年代。最初是母亲远在广州，后来是父亲不断调动。我们家也在衡阳、耒阳、长沙和耒阳之间不断搬迁。广州时那种经常和父母亲一起出游的日子再也没有了！

　　转眼就到了1966年，父亲1947年从东北老家出来后就没有回去过。他很想念还留在家中的爷爷和家族里的其他亲人。母亲这时正好还在北京进修，就与母亲约好，趁1966年学校暑假我放假时，带着我和母亲一起回家探亲。路过北京时，父亲问我，想看什么？我那时对天文学很感兴趣，就对父亲说：“我要去看天文馆和动物园。”到北京后，父母亲真的带我去了北京天文台和北京动物园。

　　在东北老家，我见到了太爷爷陈永还有家族中的其他亲人。记录这次东北之行的重要合影我已放在父母亲人生足迹1中了。下面再放一张当时没来得及放的像片。母亲和二奶奶大女儿陈国华，三姑奶的大女儿潘芹的合影像。不知道东北老家家族的亲人们有没有这张像片？！

1966年8月，随父亲回东北老家。母亲和陈国华、潘芹在扶余县合影。

　　从东北探亲返程的路上，父亲还出了一个小故事，令我一生难忘。在吉林三岔河车站（今扶余市）上车时，因文革风暴的大串联行动已经开始，东北哈尔滨市的学生要走路去北京见毛主席。周总理指示，用火车将这些学生接到北京。我们上车时，从哈尔滨开往北京的这趟车，挤上了满满的学生，不要说站的地方，就连行李架上都爬满了人。父母亲和我好不容易挤上车，就再也动不了了。母亲觉得这样不行，就留下父亲一个人在原地看东西，她带着我拼命向前挤，好像挤过了好几个车箱。母亲发现了列车长办公用的那个大玻璃台面上没人，可能那些学生怕把玻璃压碎而没敢上去。就叫我爬了上去，坐在那个大玻璃台面上，她站在旁边，就这样坚持到了北京。

火车到北京后，我和母亲下车后急忙去找父亲。发现他正被几个带袖章的红卫兵学生抓住不放，说他是国民党特务。母亲有些发懵，急忙问那个带眼镜的领头学生：“说他是特务？你们有证据吗？”那个带眼镜的学生说：“当然有了，我观察他很久了。他经常咳嗽（父亲路上受了风寒，有些感冒），就是给同伙打暗号，表示有危险；用手抓头发（家乡条件差，不方便经常洗头，头皮发痒），也是给同伙打暗号，表示安全；还有就是他不停的接送前后递过来的条子（前后递条子，更不关父亲的事。人多车挤，行动不便，学生之间用纸条互相分享信息，父亲只是帮忙中转一下），就是在帮助同伙传递消息。”真是岂有此理，反特故事听多了，乱怀疑！这算什么证据？叫人有口难辩！最后还反过来怀疑母亲：“你是他什么人？还帮他说话？你了解他吗？”母亲刚想分辩，父亲向她使了一个眼色，叫她不要说了。他转头对那些学生说：“即然说我是特务，那就送我去一个能说明我特务身份的地方吧！”“对，对，送他去北京市公安局！”那些学生嚷嚷着。父亲说：“也不用去那么远，火车站派出所就可以了！”父亲领着这帮学生去了北京火车站派出所。我和母亲只好拿着东西跟在后面。到了派出所，父亲向民警出示了自己的军官证，并向民警说了一个军线电话号码，说可以打电话去查询。民警仔细查看了军官证后，马上向父亲敬了个礼说：“不用了，对不起，首长，是他们搞错了！”民警还对这群学生说，保持革命警惕是需要的，但也不能乱怀疑，更不能随便乱抓人，要这群学生向父亲陪礼道歉。这时，这群学生也才发现自己真的抓错了人，马上向父亲陪礼道歉了。

　　按父母亲原来的出行计划，到北京后，准备再一起去上海，到中国这个最大的城市和周边地区，看一看，转一转，再返回衡阳。但父亲在火车上看到如此混乱和叫人不可理解的事情，预感到这个国家会有大事发生，便临时取消了去上海的计划，带着我提前返回了部队驻地。

　　回衡阳后不久，文革风暴就席卷了全国，湖南省也不可避免的受到了波及。

47军在文革期间，在湖南省所做的“三支两军”工作，和父母亲在这段时间的人生足迹密切相关。在本文中我以黎原军长写的回忆录中的在湖南的“三支两军”文章为基础，简要介绍一下47军在湖南的“三支两军”工作。

这是黎原军长的原著“黎原回忆录”。该书由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7月正式出版发行。

这是黎原军长在回忆录中写下的第九章，在湖南的“三支两军”原文。本文关于47军在湖南的“三支两军”所做的工作取自和汇编于此文。

1967年1月24日，湖南省军区开始“支左”。47军驻湘部队在省军区的安排下，也相继派出部队在衡阳、零陵、郴州等地区“支左”。父亲这时按省军区的部署也进入衡阳市地区的“支左”工作。

2月4日，经湖南省军区报“中央文革”小组批准，对“湘江风雷”和“红旗军”两个群众组织在极少数坏人指使下，在打、砸、抢活动中所干的一些坏事进行清算，由省军区统一部署，参加支左的各部队同时行动，三日内共抓捕大小头目一万余人。经审查绝大多数人当即释放，一小部分人被关了起来。整个湖南的社会治安情况有所好转。父亲在衡阳市，在统一指挥下参加了这次行动。

　　事情过后，湖南长沙的群众组织以支持和反对省军区支左工作分成了两大派。一派是支持省军区支左工作的以“长沙高司”为代表的“湖南省红色造反者联合会”（简称红联派）；一派是反对省军区支左工作的以“长沙工联”为代表的“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简称工联派）。

　　这两个对立的派别，迅速在湖南全省蔓延开来。一时间，两派在整个湖南大地上，由开始的唇枪舌剑，发展到最后的刀光剑影，枪炮轰鸣，血流不止。两派之间激烈的内斗和武斗，最终导致湖南铁路运输中断，电讯不通，形势十分严重。

1967年7月20日，周总理在北京京西宾馆接见了湖南省赴京代表团，并宣布对湖南铁路和长沙市邮电大楼实行军管。

　　省军区军管后，两派之间内斗和武斗更加激烈。8天后，周总理又对当地群众组织抢了长沙马坡岭军火库，湖南省军区司令部被占领，湖南医学院被围困等问题做出了明确指示：“中央决定，以47军为首来解决湖南问题，调47军来维持长沙的秩序。”并对在京的两派代表说：“你们两派都要打电话回去，凡是47军的汽车，保证畅通无阻，不许扣留。现在省军区瘫痪了，中央军委决定，由黎原同志领导的47军负责整个湖南文化大革命的责任。”

黎原军长回衡后，立即召开了军党委会。决定由副军长郑波带一部分干部战士先到长沙开展工作。同时决定，139师继续执行衡阳的支左工作，140师移驻湘潭，141师抽调部队到长沙，127师抽调一部分干部到株洲执行支左任务。47军军部由衡阳移驻长沙。

47军驻湘部队行动以后，湖南省会长沙市的混乱局面得到控制。当年8月份，周总理又指示，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共由15人组成，组长由军长黎原担任，副组长由华国锋、章伯森担任。

　　经过8个月的艰苦工作，1968年4月8日，在湖南省会长沙市，隆重举行了有30万人参加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了！委员会由160名委员组成，常务委员会由35名委员组成，其中革命群众代表16名，军队代表9名，革命领导干部代表10名。由47军军长黎原任主任，湖南省军区司令员龙书金任第一副主任，华国锋、章伯森、扬大易、刘顺文、胡勇、叶卫东任副主任。

　　父亲这个时候的人生足迹，我在47军组织史上已无法清楚的查到。但是我在父亲当时留下的一本工作笔记中，发现了他多年以后写下的这样一段话：“我（父亲）从67年8月至70年3月，其中在北京等毛主席接见4个半月，又在139师工作了两个多月，共在湖南省革委会工作了两年多，时逢文革的大联合、三结合阶段，我在组织组和核心小组办公室，组织审批了县，相当于县以上的革委会（审批工作）。

这是父亲工作笔记中的原话。

1968年，军部机关赴京等毛主席接见的代表在天安门前合影。前排左起第二是父亲陈国忠。

1968年，军政治部代表在天安门前合影。后排右起第二是父亲陈国忠。

1968年，父亲在天安门合影。左起第一是父亲陈国忠。

　　父亲在北京等待毛主席接见的时间，也就是1968年的9月份到1969年的1月份。老爷爷陈贵祥的大儿子陈国礼从东北老家来了。他到北京后，给我们家打来了电报。我和母亲一看车次到达衡阳站的时间，是半夜12点以后。那时，衡阳市的社会治安并不是很好。母亲决定带着我，一起去车站接他。为了安全，还叫上了司令部卫生所的一个男卫生员。两部单车三个人，半夜赶到了衡阳火车站。一路上，我都在问母亲：“我们又没见过他，你怎么能知道出站的人是他呀？”母亲没有回答我。我们在出站口等待，那趟火车进站了。刚开始出站的几个人，都是中年人，没带什么行李，急匆匆地出站走了。我和母亲都判断不会是国礼。再后面是十几个当兵的，排成队，也走出了火车站。这时在那十几个当兵的后面，慢吞吞的走过来一个年轻人，也没有行李，提着一个很小的包。我和母亲都不敢确定这人就是国礼，但再往后面看，已经没有下车的人了。母亲只好问他：“你是陈国礼吧？”“是呀！你是嫂子。”就这样，我们把我的二叔陈国礼接回了家。

　　二叔陈国礼来的很不是时候。父亲那时在北京等待主席接见，是非常保密的事情。他的所有行踪都是封锁的。我们家人也不知道他在北京的什么地方，更没有信件往来。我记得，二叔国礼在我们家住了两个多月，后来就回东北老家了。

而关于父亲在省革委会的任职，我在他的日记本中也发现了这样一张条子，上面他自己写下了他在这段时间的职务变迁。

这是父亲写下的他职务变迁的条子。

　　字迹比较草，现抄录如下：“1967年9月省革命委员会政工组组织组副组长（未见到任命通知）。1968年3月任省革命委员会政工组组织组组长，有任命通知，因材料已转走，记不起文号。1968年8月（9月）任省革命委员会党委办公室主任（未见到任命通知）。1970年2月，参加政工组党委，并为常委（有正式文件）。

省革委会工作期间，父亲参加的外事接待活动。后排穿军装的是父亲陈国忠。像片登在当时的湖南日报上。

省革委会工作期间，父亲参加的外事接待活动。像中间穿军装的是父亲陈国忠。

省革委会工作期间，父亲参加的接待坦桑尼亚尼雷尔侄女时在湖南韶山合影。像片中左起第一人是父亲陈国忠。

省革委会工作期间，1968年，父亲在湖南韶山留影。

　　父亲在省革命委员会期间的工作非常忙碌，而我们家那时候还在衡阳市军部大院里居住，他是一个人在长沙。对我来说记忆最深的就是1968年学校暑假时的长沙之行。暑假放假后，我和弟弟两个人都在家里，经常把家中闹的天翻地覆，奶奶镇压不住，就向母亲抱怨。母亲也没办法，就同父亲商量，两个儿子他带一个走，负责管一个暑假。父亲选择了我。

　　记得那天，是我们家邻居王晓军的爸爸王庆章伯伯来接的我，同行的还有王晓军。据六一小学现在还在长沙的同学们回忆，省革委会当时的办公地点就是现在的省歌舞团原旧址院内，地名叫窑岭。我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只记得爸爸那时住在院内一个二层楼的楼上。

一个不大的房里，摆着四张单人床和一个小桌子。其中一张靠门的床上堆满了各种各样印刷好的宣传品，像极了一个资料库。父亲和另外一个地方干部住在里面的两张床上。他告诉我就睡在靠着门的那张空床上，那里凉快。还对我说那个地方干部晚上不在这里住，只是中午有时来这休息一下。也就几天时间吧！父亲告诉了我食堂在什么地方，澡堂在什么地方，教会了我怎样拿着他桌子里的餐劵去食堂打饭吃，随后就很难看到他的身影了！

经常是早上起床我一睁眼，他已不见了人，晚上我睡觉时，也没看见他回来。不过马上我就习惯了，他经常去外地出差，一走就是好几天。我已经学会自己去食堂打饭吃，也知道晚上入睡前去澡堂冲个澡（长沙的夏天非常热）。一段时间后，我还发现了一个可以天天出去玩的好事情。父亲他们组中的小车司机，每天都要到这个房间送转各种宣传材料，他注意到了我。这天他对我说：“小鬼，不想出去玩玩吗？”“去那里？”“跟我走，去接送这些宣传品。”这样我乐颠颠的跟在他的后面，把那些宣传材料搬运到他的车上。他开的是一辆小吉普车，车后挂了一个小拖斗车，那些宣传品就放在小拖斗车里。然后，我就坐到车上，随着他的车跑遍长沙的大街小巷，各个部门。不接送东西时，我就在房中翻看那些宣传材料，来打发整个暑假那漫长的时光，在那些宣传品中我也学到了不少的社会常识。

　　很快一个暑假就要过完了！可父亲还是没能抽出时间陪我去玩。还是王晓军的爸爸王庆章伯伯看不下去了。这天，他请了一天的假，带着我和王晓军，去了长沙的天心阁公园，岳麓山风景区和橘子洲头，整整玩了一天。那时长沙的湘江上还没有江桥，我们是从第一师范学校那里坐小船摆渡过去的。

当父亲从部队里走出来参加到地方的“支左”工作时，1967年5月母亲已回到部队在47军司令部卫生所就职。

1968年，母亲和军司令部卫生所部分同事在军部大院游泳池对面的西山上合影。像片前排右起第一人是母亲曾玉芬。

1968年，母亲和军司令部卫生所的两个女同事在军部游泳池合影。像片中间是母亲曾玉芬。

1968年，和军卫生所同事在湖南韶山合影。像片左起第一人是母亲曾玉芬。

1968年，和军司令部卫生所同事在湖南韶山合影。像片中间是母亲曾玉芬。

1968年，我和母亲在湖南韶山合影。

1968年春节，扬光琳阿姨一家人来我家玩。全家人和她们一起在家门口合影。

母亲这时在军司令部卫生所，由于刚调回，还能照顾到她的儿科专业。相信那个年代在军部大院生活过的有孩子的干部、家属们，都一定会记得那个用自己儿科专业知识为他们服务过的不穿军装的女医生。

　　在47军组织史上查到，父亲在1968年10月至1970年3月任47军139师政治部副主任。但他实际上真正在139师政治部工作的时间只有两个多月。这两个多月，应该就是1969年春节前后，在这段时间里，他将我们家从衡阳黄茶岭的军部大院搬到了耒阳县的139师师部大院。

这是我凭记忆绘制的1969年耒阳县139师师部大院平面图。

从衡阳市向南，沿京广铁路走大约60公里左右，就到了湖南省耒阳县。这里原是47军140师的驻防地，47军139师在1969年3月份从衡阳市车江换防到此。

　　这里更是一个叫不出名字的小地方。打个比方说，如果从广州市搬迁到衡阳市，是从现在的城里搬到农村，那么从衡阳市搬到耒阳县，就是从农村直接搬进了大山里。附近四周除了部队的营房，基本上看不到什么别的建筑物。

　　但我们这些孩子们可不管这些，初次看见山，我们充满了好奇和新鲜感。我记得那时因为是春天，我们漫山遍野的摘茶苞吃。下雨后，成群结队的去山上采摘一种叫地皮类似木耳的东西，回家后可以和鸡蛋或肉丝一起炒，口味像木耳一样可好吃了。我们还约在一起，瞒着父母，打着手电筒，去钻了山上几个神秘的山洞。

　　母亲跟随调往师卫生所后，已无法顾及到她的儿科专业。她只能努力调整自己，去适应工作环境的变化。但我们孩子们学习环境的变化，却使得她们开始担心起我们的学业。耒阳营区只有一个部队办起的欧阳海小学，里面师资的水平叫人不敢恭维。语文老师经常在课堂上把庞然大物念做龙然大物，让我们这些学生们听得目瞪口呆。而我们这些学生们实际上已经到了上初中的年纪。记得首先是刘晓明的妈妈李文老师提出了这个问题，她建议我们这些该上初中的孩子，一起去衡阳市就读第八中学，并住宿在学校里。我母亲非常赞成这个建议，并要我做好准备离家去衡阳市八中读书。后来因为，父亲很快又调回省革委会工作，我们家这次在耒阳停留的时间很短，我才没有再次返回衡阳。但在耒阳时，我的那些小伙伴们，比如刘晓明、刘志忠、胡伟庆等人后来都去了衡阳市八中。

　　大概是在1969年5、6月份，好像是学校快放暑假前，我们家从耒阳县搬迁到了湖南省的省会—长沙市。

这是我凭记忆绘制的，1969-1970年省革委会（原湖南省委大院）平面示意图。

　　到长沙市后，因省委大院内暂时没有空余的房子，我们家不得不在47军招待所住了5个多月。

　　母亲这时也随着父亲工作变迁，不断变换着工作单位。她从139师卫生所调入长沙市的中国人民解放军366医院（当时归47军管辖）四科。这是一个综合性的科室，由妇产、五官和儿科组成。算是接近了一点母亲所喜欢的儿科专业。不过这时的她已经在努力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全科医生。而我也在这一年正式进入长沙市一中（后来的长沙市清水塘中学）读初中。

1970年，母亲和长沙366医院的同事们合影。

　　因军招待所内不允许自己开伙做饭，只能在食堂打饭吃，长期下来，是又贵又不合自己的口味。奶奶和家人都很不习惯，奶奶也经常向父亲抱怨，父亲也无可奈何。只是因为一次偶然事件，问题才得到了解决。69年国庆节后，一次革委会党委开完会，当时的革委会副主任，47军副政委李振军在一起闲聊中问父亲：“家人都搬过来了吧？”“搬过来了！”“住在什么地方？”“军招待所里”“怎么住在招待所里？”“省委院内目前没有空余的房子。”“怎么能这样呀？！”李副政委在了解了房源情况后，就同父亲商量，他住的楼下还有空房子，可以先搬到他家楼下来住，李副政委随后还给房管部门打了招呼。就这样，我们家在69年国庆节后搬到了李振军副政委家楼底下的三间房里居住。父亲搬家前，再三叮嘱我们，李副政委当时的夫人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要我们保持绝对的安静，不可以大声的说话和喧哗。

　　家搬进省委大院后，生活暂时安定下来。这时母亲觉得她1949年参军后离开四川，一直没有回过家乡，就决定带着弟弟去四川看望她的养母阿咪和还在重庆生活的哥哥和姐姐。母亲和阿咪一家人的合影像，我已放在父母亲人生足迹1中了。这里再放一张她和哥哥姐姐一家人的合影像。

1969年10月，母亲带弟弟回四川探亲时，和她哥哥、姐姐两家人的合影。

母亲探亲回来后，四姨妈曾淑云又带着小华表弟来回访。这是她和奶奶1970年在长沙市的合影像。

1970年，四姨妈曾淑云带小华表弟来长沙和奶奶合影。

　　1970年3月，47军接到中央军委关于调防离开湖南的命令。父亲得知消息后，出于对老部队的深厚感情，积极向组织申请要求回部队工作，得到批准。当年3月份，他卸任了湖南省革委会所担任的一切职务，被任命为47军139师副政委，带着我们全家离开省会长沙市，再次搬迁回到了139师的驻防地耒阳县。

1970年，父亲离开长沙前，和当年一同在扶余中学参军的同学们合影。左一，马家骧，随47军调防西北。后调外交部，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伊拉克大使馆武官。离休后定居在北京市。左二，刘长明，47军调防后，移交给湖南省军区，后任湖南省纪委副书纪。离休后，定居在湖南省长沙市。像片右一是父亲陈国忠。

　　当年4月1日，47军在长沙市召开了“三支两军”干部座谈会。军长黎原在会上宣布，根据广州军区党委指示，“三支两军”的野战军干部原则上统一交给省军区领导，4月底前交接完毕。后来，47军总共移交给湖南省军区包括副军长刘善福、副政委李振军在内的各级干部共1090人，同时，47军还奉命将新组建的第145师、第146师和南湾湖生产基地，也移交给湖南省军区领导。

　　在当年的4月28日至5月19日间，47军全军分别从岳阳到衡阳间的19个火车站登车离开了湖南。当时，为了保守军事秘密，47军调防没有向外公布，地方也没有组织群众性的欢送活动。

　　全家回到耒阳后不久，父亲就随部队北上去了西北。而我一直没有搞清楚这段时间我是怎么上学的。后来退休后在陕西西安市碰到刘晓明的妈妈李文老师，才知道了是这么一回事。

2020年12月份，我去西安办转妈妈的社保关系，在西安见到了李文老师。像片中间是李文老师，这是我和她最后一次见面。她已于2021年5月份在西安病逝。像中右三是大儿子刘晓明，右二是大儿媳那小军。左一是小儿子刘海英，右一是小儿媳。

　　这是李文老师讲的当时学校的情况。部队北上后，各营区留下很多家属和孩子。为这些家属的安全和方便管理，139师师部大院清理了临时来队家属的住房和空余的房子，将下面各团营区和返回部队干部的家属集中居住在大院内，孩子们很多，而且都到了上初中的年纪了。但附近只有一所小学，无中学可上，就临时在小学里开了一个大班，李文老师自任班主任兼教务主任，组织老师给我们讲课。像我的一些六一小学的同学们，就在这时又成了我的不正规（在小学里上初中）的初中同学，比如周晓，李阳军，雷晓朗等。

　　当年的7月份，随着家属专列的北上，我们全家离开了湖南省耒阳县。也离开了这块我出生和长大的土地。但是在我的心里，我永远也忘不了抚育、并养我长大的湘江两岸！

第五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