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们 的 往 事

文竹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开放包容、万象更新的年代，是单纯、真诚、理想、向上、充满情怀的年代，在那个成长的岁月里，是我工作之初最充实、最难忘的一段时光。蓦然回首，往事的碎片在岁月的长河中流淌，四十多年前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

一九八一年七月，三年中专学历教育即将结束，我学习的牵引供电专业，工作分配地是电气化牵引区段，肯定要远离家乡，所以在等待分配的一周假期中，我回家与父母告别。因宝成铁路水害，家在汉中的好同学武卫不能回家，我也邀请她和我同行。 

我们从西安坐火车到渭南，在渭南长途汽车站准备换乘到老家的班车，在等车的时候，碰到了几个休假的铁路职工，当他们知道我们是即将毕业的铁路学校学生时，就热情地向我们介绍单位的情况，那时我们还不知具体的分配地，只是碍于情面简单地附和着。开车后，我发现坐在旁边的小伙子，就是刚才和我们聊天的年轻人，他的票号竟然挨着我们，下车时，他让我把名字写在他的车票背面，说如果分到他的工作地，可以联系老乡，一直小心谨慎的我，当时竟然没有多想，就在那个六厘米长、三厘米宽的车票背面，写下我的名字。

我没有想到自己苦等的毕业分配，有点出乎意料，我分到了离家最远的供电段，当时年龄较小的我，是流着眼泪到单位报到的。但新单位从领导到年长的师傅们，对我们都非常关心，无论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上，都给于了很大的帮助，这在那个酷暑的夏季好似一股清泉，让我们感动。

当时我们供电段管内的襄渝线八个牵引变电所，东线的三个牵引变电所已开通运营，南线的五个牵引变电所还未交付使用，襄渝南线还是内燃机车牵引。在见习初期，我们还不是工作领导人，不能独立操作，在东线三个变电所预防性试验时，只能跟着师傅们，利用行车天窗时间，按照工作票规定的时间段和作业内容进行作业。由于工作性质，我们经常耽误吃饭，午饭基本都是凑合，晚饭是在返程的客车上，买包二角八分钱的饼干充饥。

我正式上班后，早已忘了毕业前的那次回家之旅，但拿着车票签名的人，还是打听到了我的分配情况。如果当时毕业分配离家近一点的话，可能和他不会再有交集，但事情真是巧合，我分配到了和他相距五公里的供电段段部所在地，从此再也没能离开他的视线。

他知道我在见习期间，经常去沿线变电所干活，回到段部时，地区食堂已关门，生活没有规律，就利用调度所轮班制的休班时间，在煤油炉上做好饭，从分局所在的西站站区，坐通勤车到东站站区给我送饭，有时我一下客车就能看到，他在站台上等我，但当时也没有多想，只把这当做是老乡的正常交往，没有想到我和他还有进一步的发展。

我所在的铁路分局，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全国唯一的电气化铁路分局。一九八二年三月，在襄渝南线电气化开通前期，我们供电段的领导带领专业技术人员，在对即将接管的五个牵引变电所，进行检查中发现，牵引变电所室内所有的配电盘、仪表盘，配线存在严重问题，如果随后现状接管运营，会留下安全隐患。段领导决定抽调专人，对五个牵引变电所的室内设备重新校线，不但要改变所有绕包端子的走线方式，变为更为简单明了的中间走线，而且要规范标注各线路端口，并严格按照水滴状做好端子接口。段领导要求，每个变电所校线时间不能超过一个月，经研究，这项艰巨的任务就落在了我们四个不到二十岁的年轻女实习生身上。

当时襄渝南线是内燃机车牵引，沿线站区预留的接触网工区公房，还没有配备生活设施，我们在第一个变电所校线时，是在预留的接触网工区公房内打地铺，到第二个变电所时，段上派轨道车给我们送木床板，运送时下大雨，放在轨道车外面的木床板淋湿，我们年龄小也没有经验，就直接睡在湿床板上面，没几天，四个人全身上下都出了荨麻疹，两个比较严重的回家休假，考虑工作不能停，我和杨晓梅就一直不敢离开，因为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这个慢性病一直困扰了我们几十年。

襄渝南线校线结束后，我们都已定职，我回到了段部，抽调到段教育室、财务室助勤，没多久又调入分局机关。工作稳定下来，但是最初的生活不规律，让我患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加上校线期间的荨麻疹，我断断续续地在我们职工医院吃了近一年的中药，但只能是缓解不能除根。他帮我联系他在陕西省中医研究院的姑父，姑父是看消化道的专家，姑父的三副中药，彻底治好了我的胃病，近四十年胃再没疼过。他还打听到，糯米稻草能治荨麻疹，也是费了不少精力，帮我找到糯米稻草。

那时我们的生活很简单，地区食堂的素菜就几分钱，肉菜也就一角多点，下班后不是读书学习，就是和同事一起看单位的公用电视。他所在的西站站区，经常在家属区放露天电影，遇到他休班，他就邀请我去看电影。有一次我和同宿舍的姐妹们结伴而行，我们按照他告诉的货车车次，从东站编组站上到守车上，准备在西站下车，他可能十八点忙忘了，不但西站通过没停，而且又往前通过了两个区间，当他意识到我们坐过站时，才让我们在第三个车站下车，我们又在下车站等着返程的另一趟货车。

我和他就这样以老乡的名义来往着，他就像大哥哥一样照顾着我，我也知道他自从认识我以后，拒绝了所有给他介绍的相亲对象，但我年龄太小了，还没到谈婚论嫁的年纪，况且家里也给我联系好了调转接收单位，只是单位不放人，我一直等着单位领导在我调转申请上签字。

最后促成我们婚姻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我的外爷，二是单位分房。我外爷五十年代初期从上海回老家后，要给他定成分。外爷认为他的成分，不能随父母、也不能随岳父家定为地主，要根据他多年在外从业的实际界定，当时我公公任城关镇的负责人，他让工作人员多了解情况提交会议研究，后来外爷的成分定为“小商”，外爷感激公公几十年。当公公知道他儿子不愿意和相亲对象见面的原因后，找到了外爷。公公知道外爷的为人，外爷为了兑现当年对外婆的承诺，外婆去世后守了几十年，如果我的婚事外爷同意的话，就会有希望。

外爷了解到他恩人上门的缘由后，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尤其见了爱人后更是特别喜欢，他说爱人是善良、厚道、诚实之人。妈妈埋怨外爷，不应该表态，但外爷一直在极力促成此事。我每次回家外爷就问“马汽车回来没？”，我说“你问谁”，他又笑着说“马地道”、“马地洞”，反正他没有一次说对爱人的名字，我笑他也笑，外爷从不发脾气，但是他一直劝说我。

促成我们婚姻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原西安铁路局依据管内三个分局调度所，各项运输指标完成好，要解决调度员住房问题，而且是优先考虑无房户，爱人的好多年轻同事，确定关系后都领了结婚证，他也不想错过这个机会。当时他已二十七岁多，年龄已偏大，认识我三年多，也没相过亲、没有谈朋友，我实在不忍心拒绝，就答应他领证。

领证时他的朋友带着我们，当签字的瞬间我才意识到，这么大的事我应该听听父母的意见，当时结婚证工本费每人三角八分，我要交我的钱，他坚持把两个人的钱都付了。

领了结婚证，因为工作繁忙也不敢提休假，两个多月后，单位同意我们休婚假。他平时假很少，他说要利用这二十多天假期，带我出去旅游，我同意他提出的旅游结婚。

我们在凑旅游结婚的钱，他虽说工龄长些，但身为家中老大，单身时收入的一大部分都贡献到家里，没有多少积蓄。我参加工作后，见习期每月工资三十七元、加各种补助十几元，我每月交给家三十元；定职后每月工资五十元、加补助十几元，每月零存整取四十五元，每年交家里五百五十元，也没存多少钱。我们取出了所有积蓄，凑了一千元，准备回家短暂停留后，就去南方旅游，但回家后出现了新情况。

我们家坚决不同意结婚，妈妈说我先斩后奏，结婚这么大的事不和大人商量，她再也不管我的事了，其实她是在埋怨我，结了婚就等于放弃了调转，就要长期远离父母。他们家同意结婚但不同意旅游，他爸托人做我家的工作，十几天以后妈妈终于松了口，两家才开始筹备婚礼，结婚的日子就在我们婚假结束的前三天。

他把我们带回的一千元交给他爸，加上他堂兄从兰州寄回的、给爷爷奶奶修墓地的二百元，公公在统筹安排家里的事。公公计划我们结婚后，接着找匠人给老人修墓地，所以食材花费较多，采购食材、筹办婚礼花费五百九十元；因兰州的大伯和大妈等家人，为我们结婚，寄回了四个被面、一身毛料、腈纶毯子等，所以家里基本再没添置物品，我们买衣服花费八十元、买椅子等花费一百元。剩余的钱、礼金和礼品，公公全部留在家里，三天后我们回单位时，只带了两床被子、两床褥子、衣服和小物品。

回到单位后，热心的同事们领了爱人的工资，在家属区找了住在同一栋楼、不同楼层的三位同事家，自己动手聚餐庆贺，我们就这样完成了自己的终身大事。

休完婚假我住在了爱人的单身宿舍，十几平方的房间住着三个人，因调度所实行轮班制，两位老同事就借住其他同事的空铺，但要回房间做饭，我们就把带回的被褥包好，放在床下，两个多月后，我们拿到了新房的钥匙，我们在那栋楼住了二十年，直到铁路分局撤销、组建新的铁路局。

时光荏苒，转眼间三十八年过去了，我们也从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步入了退休职工的行列。时光模糊了曾经，却教会了我们懂得珍惜、彼此依赖，我们在平淡的日子里，享受着生活的点点滴滴。三十八年来，我们互相鼓励、携手前行，我能理解他的执着，他也欣赏我的好学；我能容忍他粗放式的生活细节，他能接纳我近乎苛刻的自律；他婚前婚后一个样、几十年如一日的关心照顾我，我会心疼他多年轮班制的辛苦、主动包揽家务；他因为老家没有我们的立足之地，坚持房产证上不写他的名字，他说就房子问题他亏欠我一辈子，但家里每件事我都尊重他的意见。

当日复一日的岁月在我们脸上刻下烙印，当一圈一圈的年轮在我们脚下走过，酸甜苦辣成就了生活的味道。老去的是岁月，沉淀的是心态，匆匆人生路，活成自己心里的样子，这就是最好的日子，岁月静好，如此温暖到老。

1985年我们住在单位的公房

1989年周末我带孩子给爱人送饭

1986年我们住在单位的公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