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自序

毛屯村人

《我的回忆》自序

（一）

一九四七年，我出生在山东省鄄城县毛屯村。这是鲁西南平原上一个普通的小村庄，一条东西街，半截南北街，土墙柴草顶房子，黄泥巴街巷。村民们吃自种的粮食，穿自纺自织的衣服，过着简单的贫穷日子。村子是明朝初年由屯垦的士兵建立，领头的军官姓毛，故得名毛屯。若干年后，郓城县郭垓村的贫穷青年郭永贵来到村里，给毛家地主做长工，后成家定居。他是毛屯村郭氏家族的第一人，我是长工郭永贵的第十一代后人。

我在毛屯村长大。学龄前我无忧无虑，自由成长。猪羊鸡狗是我的玩伴，粪堆草垛是嬉戏的场所。一九五四年，我上小学了。进校第一天，马振河老师为我起名叫“治杰”，“治”是我的辈分字。后来我喜欢“志”，经常将“治”写成“志”，“志杰”就成了我的名字。

初小四年在逃学和“不动脑筋”（语文老师吴楼安给我的评语）中混过去了，五年级才知道好好学习。一九六零年，我在忍饥挨饿中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鄄城县第六中学（闫什口初中）。鄄城一中要录取我，理由是第一名应该进一中；六中说我报的志愿是它，坚决拒绝。六中离我家近，大哥正在那里读书，我的志愿当然报它。我高高兴兴去六中报到，一年级的教室刚盖好，没安门窗玻璃，没有桌椅板凳，在红砖砌的台子上上课。这并未影响我学习的积极性，门门功课优秀，三年一以贯之。一九六三年，我考入菏泽一中高中部，是鄄城六中两个毕业班中唯一的一个。

（二）

菏泽一中是山东省名校，菏泽专区最好的中学。它的前身是民国时期“山东省立第六中学”，校园在原曹州知府衙门。一九四九年后，原在黄河北岸的“冀鲁豫边区第一中学”进城，接收了六中的校产，改名“菏泽第一中学”。一九六三年我入校时，全校有高中十二个班，初中六个班，都在城内的老校院里。一九六五年，高中部迁到城外原菏泽师专的校舍，菏泽一中有了南北两个校区。

菏泽一中以教学质量高、升学率高闻名全省。一般年份升入大学的比例是百分之八十五以上，有几个年份竟高达百分之百，震惊全省。优异成绩的基础有两条，一是高中部面向全区招生，每年都把各县初中的尖子生揽进校内，学生的学业基础好。二是有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各科都有全区顶尖的教学权威。老教师人才荟萃，青年教师是千方百计选拔来的精英。只要书教得好，哪怕有点历史问题或打过“右派”，一样会受到重用。

菏泽一中历史上最有名的教师是梁漱溟，最有名的学生是何思源。何思源在六中高中毕业后考入北大，后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他的求学之路“六中——北大——哥伦比亚”成为学校激励学子的口号，成为我们的奋斗目标。学校对教学质量抓得紧，也很看重升学率，对我所在的高中十五级寄予厚望，确定从入校起就加大措施，抓细抓实，力争三年后高考升学率全省拔尖，放个大卫星。校领导经常讲，我们也感到压力，努力学习，不敢放松，“炒面加时间等于大学生！”（1）

实际上，菏泽一中不是只抓学习和升学率，思想政治工作做得也不错。它有冀鲁豫边区一中的红色基因，有思想政治工作的老传统。一九六二年后，全国的政治气氛逐渐浓厚，学习雷锋，狠抓阶级斗争，学习解放军，学习毛主席著作，政治活动一个接一个，对学校也有很大影响。我们不但努力学习，还要思想红，政治过硬，走又红又专的道路，作革命事业接班人。学校组织勤工俭学，课余时间自己动手整修校内道路。同学们互相帮助，义务理发，洗衣服，帮困难的同学交伙食费等，形成了良好的风气。

（三）

一九六六年春季，我三年的高中学习生活接近尾声，新课已讲完，进入总复习。学校开启高考模式，为毕业生准备了考生登记表，政审表，办好了准考证，志愿也填报好了。我的三个志愿依次是：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山东大学。按说我的数理化成绩也不错，报理工科考上的希望也很大。但是我喜欢文科，语文和外语学得更好，因此我决定报文科，专业是新闻系。想法很简单，新闻系毕业后当记者，能写文章出书成名成家，还能周游全国甚至全世界。开始我自己报的是复旦大学新闻系，据说复旦的新闻系比北大的更老更强，我看重的是专业。老师们审查时替我改成北大新闻系，并告诉我说，复旦的系虽强，但北大的名气大，要报就报北大新闻系，我同意了。

正当直挂云帆济沧海之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它首先占领了学校，大学停止招生，各类学校全部停课，学生们意气风发地参加政治斗争，成为冲锋陷阵的生力军。风暴刮到菏泽，我响应领袖和党的号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而且成为学生组织的负责人。开始我们还想，先解决中国反修防修的大问题，然后再去上大学，继续实现自己的理想。领袖计划运动的时间是三年，谁知斗争了十年也没刹住车，直到他去世才宣告结束，所有人的期望和梦想都被这场大革命打得粉碎。我们从运动的战场退出后，立即失学加失业。一九六八年春天，我毕业离开菏泽一中，回到毛屯村当农民，五年后去工厂做工，后来进机关做基层公务员，直至退休。

菏泽一中是我终生难忘的地方。我在一中读了三年书，干了一年半革命，年龄从十六岁长到二十岁。在这里我初步形成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政治信仰，学到了受用一生的基础文化知识。虽然离开时我很忧伤和迷茫，但我永远怀念它。

（四）

文化大革命在关键时候深刻影响了我的人生，扭转了原本顺直的道路，给我的前半生打上深深的烙印。进入晚年，在回首往事时，我经常想起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想起并肩战斗的同学们，和在社会上认识的人们。我忽然想到，作为史无前例的大事件的亲历者，我应该把它记述下来，将第一手的真实资料留给后人。二零一六年，在文化大革命兴起五十年、结束四十年之后，我开始写这部回忆录，历时三年完成。

我在写作中只注重事实，不针对任何人，不计较对错和恩怨。凡我亲历的过程和事件，由我的记忆加上核对相关资料写出；我没有参加但属重大事件如“一二五”夺权，则根据我对多位参与者采访的第一手资料写成。初稿写出后，我又发给数十位菏泽文革的亲历者征求意见，以保证文章记述的真实准确。回忆录不涉及对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一九八一年，党中央全会决议中有对文化大革命的结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作为一名老党员，我拥护中央的决议。

自从有文字以来，人们学习研究历史的方法除了考古，主要靠前人留下的文字资料。写完这部回忆录，我深深体会到，文字的记述相较于正在发生时的有血有肉、生气勃勃和丰富多彩，太干巴无味、苍白无力了。即使你巨笔如椽，妙笔生花，也无法使鲜活的场景再现。回想当年，一群热血青年忧国忧民，无私无畏，紧跟领袖和党冲锋陷阵的画面历历在目，栩栩如生，而我的文字则像瘪三，难以表达他们的精气神。这大概是许多回忆录作者的感慨和遗憾。不过，对后人来说，有文字记述总比没有要强一万倍。

郭志杰

2020-3-11

注释：

1、这是当时菏泽一中学生中流传极广的一句话。意思是，只要吃饱肚子，抓紧一切时间努力学习，就能考上大学。学校的伙食量少，大多数学生吃不饱，只好从家里带吃的东西补充。炒面存放时间长，食用方便，是大家的首选。每天早饭后，都有许多学生端着搪瓷杯子，到校门外的开水炉处沏炒面，一分钱一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