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抗日战争的故事：战火中的青春（三）

老马（刘卫平）

父亲刘乃晏生长在沂蒙山区，战斗在沂蒙山区，抗战时期，他和山东纵队后来鲁中军区的许多战友不畏艰难，百折不挠，英勇战斗，留下许多红色的战斗故事。

7、一次出人意料的伏击战

在反扫荡斗争中，父亲参加过对日伪军的一次伏击战。1941年3月，父亲要求到连队参加战斗，经营领导批准，父亲来到山东纵队蒙山独立支队2营5连。

父亲向我讲述了他在反扫荡斗争中的一次伏击战斗：“敌人的扫荡已经进行十几天了，1941年11月上旬的某夜，我们进驻了草岗头。村子里空无一人，我们在此休息，觉着刚睡了不大一会，就被叫起来集合。

张连长焦急地问我们排长:“找到了没有？”排长说：“没有”。连长命令我们排长：“再派两个人去南山找吧，找不到向导会误大事的，快派人去。”连长又问我“去北石门，你知道路吗？”我说:“知道。”这里离我家只有六七里路，参军以前这一带的许多村庄我都去过，北石门我也去过好几次。连长说：“我们要在那里打仗，天亮以前必须赶到。”我回答说：“行，顺小路走，十多里路很快就到了”。

晴空无云，繁星闪烁，天不算黑，道路依稀可辨。山间小道虽然难走，我们很快就赶到了。北石门村的轮廓已渐渐映入我的眼帘。“连长，前面的村就是北石门。”我看清楚之后对连长说。连长带着几分疑问的口气问我：“你看准啦？”我回答：“看准了。”连长又说：“这是晚上，你再好好看看。”我坚定地回答：“没有错，保证是北石门。”连长确信无疑后，命令1排长带上1班，由我带路进村子里侦查。

我们一进村，刺鼻的焦臭味迎面而来，有些房框里的余火时燃时息，山村房墙是石头砌的，房子被烧后，只是烧掉房顶，房墙依然耸立着。敌人在此烧房子杀牲畜，无恶不作，把村子糟蹋得不堪入目。我们进村后，在几条街巷侦查，没有发现什么情况，村子里空无一人。排长带领1班在村中进行监视，命令我回去向连长报告。该村两面是山，中间有条南北大道，连长带人围村子转了一圈后，没发现什么情况，布置了警戒，让全连休息。

天快亮时，连长带我们去村子北边设伏。记得当时他说，天亮后有一个中队的六七十名伪军要来这一带活动，我们的任务是打伏击，歼灭这股敌人。按说，我们一百多人的连队，消灭几十个伪军是不成问题的，全连干战信心很足，悄悄地卧在阵地上等待敌人。连长命令，等敌人靠近再打，没有命令不准开枪。当时 我们部队配发的子弹很少，不能和敌人打消耗战，一般都是打埋伏战，等敌人靠近时一排枪，一排手榴弹后，冲上去捉活的。

我们潜伏在这里，西北风吹得草叶、石棱发出阵阵刺耳的尖叫声。我们卧在冻土地上，许多人都穿着单裤，没有棉裤，那滋味可想而知。太阳早已升起但还没爬上东山，大家等待的有些着急，连长不断地传来口令，叫大家隐蔽好，不要暴露。

“来啦！来啦！”一位眼尖的同志首先说，连长命令大家要沉着，等敌人靠近再打，注意观察敌情。不一会，前边的敌人已到了我们阵地前有效射击的距离，连长大声命令：“射击！”我们一排枪打出去，接着投出了手榴弹。敌人遭我军突然打击，立刻卧倒，后边的敌人又冲上来。我们一看，有日军也有伪军，大概约有四五百人，刹那间敌人轻重机枪和小炮一齐向我们射击，敌人火力很猛，人数又比我们多，如果打下去，会带来很大伤亡，连长命令我们向南撤退。

我们沿着费县新安庄向南撤退，敌人紧追不舍，我们边撤退边还击，很快上了牛皮岭，这是附近的一座高山。我们2营营长毛文希，李怀德教导员先后来到我们5连指挥战斗。敌人稍加调整后，在火力掩护下向我们发起攻击，我们短暂阻击后立即向五彩山撤退，敌人继续紧追。

五彩山是这一带的制高点，约有七八百米高，我们跑了七八里路，一气爬上五彩山顶停下来，连长作了继续阻击敌人的部署。不一会，我们营另外两个连赶来增援，随后，我们支队的主力营1营也来了。

双方打了一会，敌人停止了进攻，敌我对峙起来。我们连在山顶部脱离了与敌人的火力接触，山腰部有兄弟部队阻击敌人。大家一面监视敌人，一面议论这次战斗，都说：情报是怎么搞的，说打六七十个伪军，却打出了四五百日伪军。闻士清班长说：“这仗打得窝囊，伏击敌人，却被敌人赶到这里。”

大家刚才一身汗，消汗以后，每个人的脸上都结了一层盐霜，用手摸一下，小颗粒簌簌往下落。战士们互相指着说：“你脸上下霜了。”“你脸上也下霜了。”战士们在议论:“要是有点水喝多好。”也有人说：“有雪也行。”我们大量出汗后，每个人都很口渴，但山上没有水，只有吃雪能解渴。

天已过午，战斗逐渐停下来。我们连张连长问：“敌人不攻也不撤，想干什么？”李排长说:“很明显敌人是等待援兵包围我们。”

太阳西下时，敌人陆续撤退到山周围的几个大村子里。

这次战斗我们连伤亡十几个人，指导员腿部中了敌人机枪子弹数发。不知道我们杀伤了多少敌人，我打出了两发子弹，一枚手榴弹。

天开始转阴了，太阳渐渐地落下山。排长说：今晚就在这山上宿营。并指定了我们班休息的位置。班长吩咐我带两个人去弄些草来。

看山下，周围的村庄、路口都有火光。有人自言自语地说：敌人包围了我们。”

父亲说：战争争代，我们部队官兵一致，不论干部战士，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他记述了排长一块高粱饼子和连长一件大衣的故事，十分感人。他这样记载：“夜深了，我们在排长指定的地方，一块大石头南面避风处，我们铺上草，排好上岗次序，大家躺下休息，有的说话，有的开始打呼噜了。山的周围有许多时燃时息的火点，时有冷枪声传来。有人说：“看样子这仗明天还得打。”也有人说：“要是能吃点喝点，明天打起仗来也有劲行动啊。”马上有人说：“甭想好事，这山上除了石头就是草，连点水都没有。”大家休息了一会，排长说：“大家过来，我们开饭了。”不知是谁高兴地问了一句：“排长，有吃的。” “有”排长说着从挎包里拿出巴掌大的半块高粱饼，咬了一口说:“往下传着吃。”等传到我这里时，八九个人吃了一遍，半块饼并没有减少多少，饼子虽小，可谁都不想多吃，所以传到最后还剩这么多。我问：“大家怎么不吃？”“要说吃呀，这点东西还不够我一口吃的”战士于大个子说。是呀，半夜起来行军、打仗，刚才一阵跑动，每个人流了不少汗，连身上的盐分都大量渗出，一个整天饭、水未进，谁不饥肠辘辘。可面对这么小一块饼子谁都不多吃一点，或许有的人根本就没吃，我们的战士多好啊。我手拿着这块小饼思索了片刻说：“给小全吧，他还病着呢。”班长爽快地回答：“好，给小全吧。”小全推让了好一阵子，在全班人的劝说下才收下。

西北风呼呼地刮着，天上飘着雪花，我们班有三分之一的同志没有棉裤穿，身着棉裤的同志，主动把自己的单裤让给穿单裤的同志，我分到了两条。我们躺下来休息，尽管底下铺了草，可全身依然很冷。原来我们班有两件大衣，每次睡觉大家都互相推让一番，这次战斗又丢了一件，况且班里还有几个人穿着单裤，一件大衣八九个人那能完全盖住。刚躺下不久，有的同志就翻来覆去地翻身，露天的一面，特别穿单裤的同志实在太冷，睡不着。我把大衣向年龄最小又患病的小全身上拽了一下，让他多盖一点。

大家冻得睡不着，接着从今天的战斗，明天可能怎么打仗，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起来。班长有些严厉地说：“别嚷了，快睡吧。”我们班十七八岁的战士占了一半，加上老于、小李几个活跃分子，再疲惫睡觉前总得叽喳一阵，班长也在适当的时候说上一句制止的话，只要班长一制止，大家就互相暗示，不说了，睡吧。

我们睡得正甜，约半夜时分，排长命令我们快起来，说要转移了。不管睡得多熟，只要听到“转移”“行军”“走”，大家都会迅速爬起。我醒后觉得身上好像盖了什么似的，正想大衣怎么会盖在我身上，急忙起来一看，雪夜不算很黑，我一眼就看出不是我班的那件大衣，是张连长的大衣。“连长什么时候给我们盖上的大衣？”班里的同志谁也没回答上来。我手拿着连长大衣呆呆地想着，他也穿着单裤，他还要到每个哨位上查哨，这么冷的天，他怎么过得夜？班里有人边整理着装边问：“哎，我们班怎么多了一件大衣？”“是啊，这是谁的大衣？”有的说是连长的，也有的说是排长的。我正呆呆想的时候，排长催促说：“你楞什么，还不快给连长送去，他也穿着单裤。”我说：“啊，是连长的，连长什么时候给我盖上的？”班里同志都在说着：“副班长快给连长送去吧。”我立刻起身去送给连长了。

雪基本上不下了，星星在云缝里时隐时现，周围村庄的余火依然燃烧着，风却刮得更大了。我们行走在路上，被风刮得摇摇晃晃的。“天什么时候了？”有人抬头看了看星星说“不知道。”那个时候没有表，全是靠星星的位置判断时间，因为阴天看不清星星的位置，所以谁也回答不出来准确的时间。我们顶风踏雪，顺利地从敌人包围我们的空隙里转移了。有人声音不大不小的说：“小鬼子，我们走了，你围着这座空山林吧。”排长低声而坚定地制止：“别说话。”

8、给指导员秘密送饭

在反扫荡斗争中，父亲执行了给冯凯指导员送饭的秘密任务。当时，部队活动的区域敌我势力复杂交错，特务密探比较多，部队党组织和党员的身份都是保密的，斗争形势异常严峻。为了保障冯指导员的安全，只能安排他单独秘密养伤。

父亲这样记载：“一天早饭后，我奉命到了营部，教导员李怀德同志给我交代一项秘密任务，给我们5连冯凯指导员秘密送饭。他指着炒熟的几斤黄豆、大半罐地瓜猪肉冻、十来斤高粱煎饼说：“你把这些东西送给你连负伤的冯指导员。先到黑峪子村，找赵参谋，记住，他耳朵负过伤，缺一块。由他告诉你冯指导员住在什么地方。”接着教导员又说：“你们指导员住在黑峪子附近的山洞里，具体位置你问赵参谋。你告诉冯指导员要好好养伤。过些日子我们再给他送吃的。”说完，他交给一封我给赵参谋的介绍信，他又补充说：“路上要注意安全，要注意保密，回到连里就说去蒙山支队部送信，对谁也不能说是给指导员送饭。我回答:“教导员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我接受任务后非常高兴，我有一个多月没看见冯指导员了，听说他伤得很重，我正想看看他，同时也觉得这是营首长对我的信任。

东西已经打点妥当，物分两头，有条木棍可以挑着，我挑起东西高兴轻松地上了路。出了村就是爬山，我想这二十几里路我能很快赶到，虽然路难走，可东西并不重。

出了村向西北，十几里路一直爬坡上山，由低处向高处走。小山路坎坷弯曲，走起来很费力。天虽然很冷，可走了没几里路，就满身冒出大汗，我不断地用手摸去脸上的汗水。想见指导员心切，虽然累了也不想多休息，实在累得腿酸了，就停下来喘口气。终于走到高岭顶端，下去坡，就是平路了，向西走五六里路就到了黑峪子村。

进了黑峪子村，没有见到人，村子较为散乱，走到村西时，迎面来了一位农民装束的人。我警惕地边看边打量，放下担子持枪问：“大哥，你是这村的人吗？”“是呀”他轻轻地回答。这一带是我们的根据地，虽然我有些警惕但不紧张。我口气有点生硬地说：“请找你们村长来。”“村长不在村里，有什么事跟我说吧”。从他举止中，我感觉此人不像是当地的农民。我试探问地他：“这庄上有我们部队的同志吗？”他问“有啊，你有什么事吗？”我有点不耐烦地说：“有位姓赵的同志住在哪？”他问：“小同志，你认识他？”我说：“不认识，我找他有点事。”他走近我把手抬起来，我立刻端起枪，命令他站住不许动，我说：“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快说。”我的举动打断他的话，但他并不紧张，并从容地说：“小同志，不要紧张，我姓赵。”我立刻想起教导员的话，看了一下他的耳朵，他的右耳朵是少了一块，我认定他就是赵参谋，高兴地说：“你是赵参谋？”他回答说“是呀。”我把介绍信递给他，他看过后拾起我的担子说：“跟我来。”我说：“还是我来吧！”他坚持说：“别争了，几步就到了，你也够累得了。”我无奈地跟在他的后面。

进了村北边的一个院子，他让我进了北屋，屋子里空空荡荡的，他放下东西说跟我来。我跟他走进村北面的一块地堰头上，他手指北山腰一片松树林下边大石堆说：“你顺着小路上去，走到石堆时向西拐，从山下来的小水沟的西边有一个用石头堵着洞口的小石洞，离这里不到一里路，你们指导员就住在那个小洞里。注意现在不能去，山上人多，要等过午，山上没人才能去。去时若见到有人，你就拐弯到别处去，确定周围确实无人，你才能找你指导员，千万不能暴露。”我向他保证说：“我记住了。你放心吧。”赵参谋说:“按照我的交代你自己去吧，我还有任务，不能陪你去。”我接着问：“我们指导员伤得怎么样？”“伤得不轻，但没伤到骨头。”他肯定地回答之后离开了我，临走还嘱咐我一定要小心，他说：“记住我跟你说的话，再见。”“再见”我有些舍不得的回答说。

我坐在地上休息，看着他的背影，想着若是我来晚点，兴许见不到他。要是真见不到他，那可就麻烦了。

我不断走出小院向北山瞭望，山上果然时常有人走动。等得实在不耐烦，就经常看看太阳，可觉得太阳好像在那里不动似的。好不容易等到太阳偏西了，我见到山上确实没有人，我挑起东西，按照赵参谋指定的路线上了北山。

我边走边观察，没有见到人。走到那片大石堆附近，我放下担子，寻找小洞的位置。观察了好一阵子也没看出痕迹，我有些着急，于是小声地喊起来:“指导员，指导员，我是刘乃晏，你在哪？”喊了几声，果然听到冯指导员喊小刘的声音，我寻着声音找过去，他挪开洞口石头，探出头来招呼我，我高兴地挑起东西走进洞口。进洞以后，我看清楚他以后吃了一惊，一个多月不见，他竟然如此憔悴，面黄肌瘦，长长的头发沾了许多碎草叶，一个多月他吃了多少苦，我鼻子一酸，泪水豁然涌出，指导员替我抹掉眼泪，我赶紧把东西搬进洞里。这个洞口只能爬进爬出，我把东西一件一件搬进山洞里，再用石头把洞口堵上。

冯指导员见我带来这些食物，高兴地说:“拿来这么多东西？可够我吃几天的了。”我转告了李教导员的话，他又问连队的情况，我边回答边观察，这洞内有三米长，可以猫腰活动。洞里光线很暗，但看得出，指导员铺的草已搓成草渣，露出了地皮，西墙跟有一水罐，旁边有一个小筐，里边有六七个生地瓜，小瓢里约有半碗黄豆，大概是炒熟的，他坐在身下的破大衣已经露出了棉花。他又瘦又黄，但精神很好。我想一个负了伤的人，在这种条件下，怎么受得了，不由自主的眼泪又涌了出来。他看出了我的心思，用袖子给我擦擦泪水说：“别难过，在敌人扫荡时期，能有这样的生活条件就不错了。红军长征比这个还要苦。”我问他伤得怎么样，他说不要紧，只是有的伤口化了脓，快好了。我说:“指导员，我不走了，留下来照顾你。”指导员说：“不行，我有人照顾，你得回去，部队需要你。”我执拗地说：“不，我不走，等你伤好了我再走。”指导员说：“不行，你今天就得走，听话。”我边哭边说:“你太苦了。”指导员说：“这没有什么，我有吃有喝，风刮不着，雨淋不着，苦什么。”我打开挎包，把里面几个高粱饼子取出来放在小筐里。指导员说：“你带回去，这里有这么多吃的，用不着，你带回去好救急用。” 我说:“不，一定得留下，连队还有，我回去再要。”他不再坚持。接着，我对他说：“指导员，我去弄些草来，铺得厚一点暖和些。你休息一会吧，我一会儿就回来。”

山上到处是草，我一会儿就弄了两大把，把草运进洞里，清理了洞口的痕迹。进洞以后，我和指导员又说起话来，说到末尾，我问指导员，鬼子“扫荡”什么时候能结束。他稍加思索地说：“日本在亚洲侵占了许多国家，战线拉长，兵力不足。我国特别是我党领导的解放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大量消耗了敌人，现在它穷凶极恶，但猖狂不了多久。在这次“扫荡”中，我们支队在蒙山拖住了敌人，使兄弟部队争取了时间取得了主动，保存了力量，为反“扫荡”的胜利创造了条件。当然我们支队也付出了代价，这是值得的。告诉同志们要团结一致，不怕艰苦、不怕牺牲、勇敢战斗、粉碎敌人“扫荡”。我坚定回答指导员：“我一定做到，一定向同志们传达到。” 指导员说: “走吧，天不早了，路上要注意安全。”临别了，我看了指导员几眼，依依不舍地出了洞口，他爬到洞口招手为我送行。他说：“告诉首长和同志们，我在这里很好。”我流着泪，哭出了声音，向指导员告别了。

走了几里路，快要到山顶时，我觉着饿得很，浑身冒大汗，累得走不动了，我只好在路边坐下来休息。突然我发现山顶上下来两个人，而且是带枪的。我急忙择地隐蔽观察，来人越来越近，看清楚是我们的人后，我站起来背枪上路，我的突然行动引起了来人的警觉，他们立刻端枪问我是干什么的？我回答后，他们走近了我，确认是自己人，这才放松下来。我见一位战友提着花生饼，我硬着头皮开口，他们很慷慨的用石头砸了一块给我，我谢过之后，他们说都是自己同志不用谢，就走了。

这是一块花生饼，约有一斤多。我高兴极了，立刻使劲大口地咬着吃，我太饿了。好吃的地方吃完了，咬不动了，就用石头砸几下，松动了再继续吃。吃完后，我觉得肚子不怎么饿了，只是口干牙痛。

太阳已经西落，我得快走，天黑前一定得回到部队驻地，于是我想将剩下的花生饼放在挎包里，刚往里边装时，我触摸到里边有一卷硬邦邦的东西，低头一看是一卷煎饼，里面包着猪肉地瓜冻。我想起来，这是我出去弄草时，乘我不在，指导员给我放到挎包里边的。指导员在这样的困境下还想着我，我的泪水涌出了眼眶，呆呆地想着。我给指导员送饭，回到连队后我始终保守这个秘密。”

父亲和冯凯指导员是一个连生死与共的亲密战友。冯 恺 （1921.11——2006.6），山东泰安新泰楼德东村人。1938年3月参加八路军，1938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山东省委干校学员，山东省战地文艺服务团党支部委员；1939年晋东南区党校学员，山东纵队政治部民运干事；1940年山东纵队蒙山独立支队教导员；1942年沂中县大队教导员；1943年鲁中军区1团记者；1944年1团组织干事；1945年山东解放军3师9团教导员；1946年东北民主联军3纵队7师特务营教导员；7师20团3营教导员；1947年3纵队9师27团政治处主任；1950年40军政治部青年部副部长，政治部组织科科长。1953年357团政委，1956年119师政治部主任，1957年118师政治部主任、副政委，1963年120师政委，1969年40军副政委、政委，1975年沈阳军区军政干校政委，1978年大连陆军学院政委，1981年沈阳军区后勤部顾问，1983年离职休养。

父亲和冯凯政委一直保持联系，他们经常通信通电话。上世纪八十年代，冯政委来山东，在周村父亲和他见面，两位老战友一见面有说不完的心里话。

冯凯，1946年“四保临江”时的相片

9、夜打观上

在反扫荡斗争中，父亲参加了一场夜战，也叫夜打观上。父亲回忆说：“这是1941年11月中旬的某夜，我们驻进西蒙山的一座天主教堂。这座教堂规模比较大，坐落在深山处高地一个比较平坦的地方，教堂里有楼房、有平房，有的房间能容纳上百人，甚至几百人，但此时已是人去楼空。我们2营和蒙山支队部都住在里面。教堂里有养牲畜的设施，还养了十几箱蜜蜂，有菜地和活动场地，周围都是茂密树木，环境非常好。

下午，我在支队首长住的一个院子里站岗警卫，院子里有一排房子，院子里风不算大，但穿着单裤的我，还是觉得十分寒冷，真想早点下岗进屋里暖和暖和。支队首长的警卫员，在房子走廊上给首长做小米干饭，锅里冒出的热气，随风飘着阵阵米香，让我垂涎欲滴，心里在想，我何时也能吃上一顿小米饭？

换岗后，我进屋暖和过来，吃过饭天刚黑下来，连队集合了，连首长向全连传达了作战任务，进行了完成任务的动员。我们连的任务是，消灭驻扎观上的五六十名伪军，要求全连行动一定要隐蔽，动作迅速勇猛，将敌人一个不漏地全部歼灭。

天很黑了，下着小雨，风也很大。我们好像是出门后，先向西而后向西南行军。不一会我们的衣服湿透了，西北风刮得棉衣外边结了冰，里面却湿漉漉的。后来雨小了，却下起了绿豆大小的冰球，我们管它叫盐粒子。大风刮着冰球打在脸上又木又痛。因为天气寒冷，皮肤的忍耐度减低，冰球打破我脸部右侧的皮肤，火辣辣得难受，可谁也顾不上这些。一路上，小山路磕磕绊绊，不摔倒的人不多，我们一路小跑，连首长不断传令跟上，不要掉队。我们班长生病没有来，连长命令我代理班长，我让李启常和我共同负责，让他代理副班长。

我们跑了一阵，连长命令就地休息，保持肃静。稍后，连长集合全连布置任务。经过侦察，得知敌人仍然驻在原地。连长命令一排从北向村里进攻，三排从村东，二排从村西向村南迂回包围，全连动作要迅速隐蔽勇猛，务必将敌人全部歼灭。

我们从村东北接敌，突然西北传来一声枪响。“这枪不是在村里响的，敌人会不会逃跑。”我对一直随我们排行动的副连长说，他命令我们快去村南堵截可能逃跑的敌人。我们跑步前进，霎时间听到了敌人的跑步声。有人说：“敌人逃跑了，快追。”我们发现了敌人在逃跑，敌人队伍的后尾，距离我们很近，只看见黑乎乎的一片人群在向南跑。截住敌人已不可能，但也不能让敌人就这么逃走了。我命令全班卧倒向敌人投弹射击，敌人以密集激烈的火力压制我们，听枪声敌人有一百余人。随后村里又跑出一股敌人向我们边射击边冲过来，此时，我们已腹背受敌。小李不安地问我怎么办？我说要沉着，逃跑的敌人不会恋战，我们后续部队马上就要赶到，并让小李等四人阻击北面的敌人。对峙片刻后，背面的敌人绕道向西南跑了，南面的敌人也迅速撤去。我们追出去有二百多米，发现敌人遗弃在地上被我军击中的一死两伤，我们摘取枪弹后立即撤回来了。副连长见到我，拍着我的肩膀说：“我担心你追得太远。”一排另外一个班俘虏敌人一名伙夫。战斗结束后，连长讲话批评了二排有一位倒地枪走火的同志，我这才明白是因为我们的人枪走火惊跑了敌人。

我们按原道返回，回到驻地就见到了在大门外迎接我们的蒙山支队长袁也烈和政委。随后支队政委亲自推磨，给我们磨高粱糊做粥喝。房屋里已架好柴火，我们进房点燃柴火熬粥，支队机关给我们送来大衣等衣物，让我们换下湿衣服，柴干火旺，房子里很快就暖和起来。我们喝着粥，烤着衣服，议论起来今夜的战斗。衣服烤干了，我们换上回到住处去休息了。此刻天已经亮了一会，有的战士衣服不干，边烤衣服边打起瞌睡来。

到下午了，我们很晚才起床，吃过晚饭，连里上政治课，重点讲如何粉碎敌人的“扫荡”。

这天晚上，我们睡得很早，第二天天不亮就起床吃饭，有的同志还没吃完即集合转移，此时天已经大亮了。

我们一路向东行走，踏着积雪，走出教堂约有一里路，就传来炮弹在教堂的爆炸声，一阵接着一阵激烈地炮击。我们回头看去，教堂已经是浓烟滚滚。大家边走边议论，支队首长情况掌握得准，指挥得好，又让敌人扑了一个空，我们平安地转移到了东蒙山。”

刘卫平根据父亲刘乃晏手稿和口述整理

2022、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