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研究》闲笔 (第十八辑：红楼梦引出的历史痕迹 )———冒芝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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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机械的科举与教条的传统面前，贾宝玉感受到了束缚，自发性地产生“经世致用”的自我理解、主张、冲动和渴望。

在这个方面，冒辟疆与《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有着类似的经历与痛苦。虽然在冒辟疆《南岳省亲日记》当中能看到“经世致用”的痕迹，虽然冒氏族谱中包含的“经世致用”思想也很丰富。

但在提到“经世致用”这一经世教条时，却没有提到冒襄与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唐甄同时代“经世学”杰出人物一样，具有这方面代表性的影子。主要原因在于冒襄整个人生轨迹，他始终是位政治隐士。热衷于具体的抚困济乡活动，较少“经世”方面的治学论著；在思想脉络上，坚持、崇尚自然情怀、个性的流露，反对刻意雕琢、专心经营的作风。在普通世人面前他似是一位“玩家”。

从冒氏文化习惯来看，冒襄本身具有隐忍慎行的周密、又有对世俗批判思维的尖锐，敢于思而诺于行。

加之，明末清初特定的政治环境，冒襄乐于幕后的政治风格、喜于传著他人的文学风趣。决定了他不喜政坛冲浪、不露领衔风头的作派。

就《红楼梦》文本本身看，对经济(经略济世)的思维与标准，也是充满纠结与隐藏式的思辨态度。决定了《红楼梦》文本具有索隐意义的可能与必要。

《红楼梦》所包含的内容很多，对于经略济世的方式和目的，采取的是消极的笔法。她深刻地揭露了人性堕落的一面，看穿了封建制度历史条件下“经济”的虚伪性。

贾宝玉也好、冒襄也好，并不是反对“经济”本身，也不是没有“经济”的想法，只是他们对于“经济”的想法是务实而厌弃务名的。

他们都同样想追寻于一个“究竟”。

贾宝玉怜爱于弱者形象的女子，现实生活中冒襄怜惜于苦难中的民众。因此，在书中贾宝玉不是贾政眼中的“正才”，冒襄回避现实中的憋屈而退为隐士。

《红楼梦》作者不可能站到当今革命者的高度去思维社会矛盾与现象，但他极力从人性、从宗教、从传统儒学、从政治力量对社会各阶层的挤压中，来阐述人生。用他当时“前卫式的思想”，他无法给出答案，但他又给出了答案。

他的答案是消极的外衣，却有积极的教育精神。这也是挖掘《红楼梦》精髓的意义。

“寄言纨绔与膏梁，莫效此儿形状”这是对贾宝玉表面的正言，同样的外衣之下，可以有不同的灵魂。

作者怕宝玉表面的愚顽、潦倒不通世务会影响到世人，可见作者是何等的善良与兼顾读者的层次。

　董小宛的葬花诗和葬花典故早在明末时期1646年就已经是事实了。

这为她身边的冒辟疆提供了塑造《红楼梦》中林黛玉形象得天独厚的绝佳素材。

博世人眼球，不是冒著红学的目的。不断挖掘巨作《红楼梦》的丰富营养，将祖国博大精深的高尚文化贡献给世人、贡献给后人，这是冒著红学本身的初衷，也是我们这些研究者的初衷。

当我们的初衷与《红楼梦》创作者的初衷相一致、产生共振时，我们的研究才是最有力量的。

我们似乎看到了这样的曙光、也初步触摸到了这样的规律。这就需要研究者首先要有一个高尚的灵魂；而不是抱着个人的臆想去刻意追求古人的“八卦事件”。

无根据的“八卦传说”不仅对古人不敬，也让世人恶心。

在关于“董小宛是否进宫？”、“康熙是否是冒襄亲生子？” 这二个问题上，已经在世间存疑了一百年，

真要搞清楚它，没有真功夫、没有一颗敬古敬贤之心是不可能成功的。

从文学角度，有红学世家认真地想去考证“康熙是冒襄董年亲生子”，只要古文献释读站得住脚，逻辑上合情合理，也是一种文学志向。本文作者不抱任何个人观点。

所有涉及到这个问题上的文章，都应该是从纯文学的角度出发，努力纠正一些对古诗词的误读或不完整的理解。希望凡涉及到这个问题的老师在探索中能够找到事实的真相，完全正确解读古诗词、不曲解古文献。

只要是认真的、负责任的，从学术角度应该肯定研究者的劳动。而社会上个别所谓红学爱好者，抱着功利、猎奇的心态去扭曲历史事实，随意扭曲我国历史人物的主要经历与形象，那实在是披着“红楼梦研究”外衣的不齿与悲哀。

《红楼梦》研究抱着纯轰动效应的心态是要不得的，它首先是一份研究。扎扎实实地拿出有文学价值和符合历史事实的“硬货”出来，那里面有研究者的心血和精神境界的凝聚，人们自然会认可，大众自然会心服。

在红学研究如何选准新的方向？怎样推动红学研究新的突破？

冷静是第一位的。心绪的浮躁、对历史想当然，似乎历史是可以随意扭曲的弹簧，那是心态与灵魂肤浅的表现。

至少《红楼梦》研究要经得起全国人民的责问！ “冒著红学”的观点，不是因为仅仅认为冒襄著作了《红楼梦》，而是因为冒襄的思想与境界，跟《红楼梦》主旨是合拍、一致的。因此“冒著红学”研究才显得更有价值和意义，才能更好地追求《红楼梦》自身内在的价值与矿产；而谁著作《红楼梦》的这个表面名份却显得很次要。

如果说某个作者论，时间对不上、历史条件对不上、创作条件对不上、个人主要经历与社会环境对不上、生活环境对不上，什么都对不上，如何去正确挖掘《红楼梦》的营养价值？！

在某些人眼里，个人的“名头”比真才实学来得更讨巧，因为那些名头很容易迷惑人。《红楼梦》作者匿名创作的原因除了要规避当时有可能的“文字狱”之外，更主要的是《红楼梦》作者没有追名逐利的想法，这是他的本性使然。

在《红楼梦》研究、董小宛生世的研究中，“对古人诗词的歪读与错解”，尤其是有意的歪读与错解，那是会贻害世人、贻害后人的。哗众取宠之心不可取。

我们抱着一种纯粹的思想去努力靠近我们一直迷惑的、我们认为的“谜团”，这也是各位文人展现自己形象的一面镜子。反对所谓《红楼梦》是集体创作的论调，当时《红楼梦》(《石头记》)在极少数信任的文人圈里，大家互相传阅、传抄手写本，这是完全可能的。

甚至在传抄过程中有一些细微的改动或误抄都是正常的。

但讲集体创作，明显不符合一个成功作品的文学创作规律，是对文学创作活动的臆想。

当我们找不到真正的作者，或者怀疑真正的作者时，就讲是集体创作，这是幼稚可笑的观点。是红学圈内无知无能的表现。

不过，我们在努力当中。甚至在争执中前进，争执是为了大家少走弯路，是好事，不是坏事。害怕理论上的争执，反而不利于正确方向上的寻找，无法说服不同观点的人。

正如我们看前人一样，后人会在后来的某个时候看着我们的理论与表现。

集体创作一说，比“北京的曹雪芹说”还要不靠谱。冒辟疆与孔尚任同吃同住，冒辟疆也只是给孔尚任提供了创作的素材，祥细介绍李香君的动人故事。《桃花扇》也只能是由孔尚任一个人创作的。

冒辟疆的两篇文章《天子以四海为家论》《读史须识治乱之机论》，表明了冒襄具有天下的大胸怀，站在那个历史条件下，流露了冒襄的政治思考，与《红楼梦》没有明说的政治思考和书中已经表达出来的人生起伏思考，是一脉相承的。

关于民族观点，为什么有的冒氏家庭用对联“荥阳世家、水绘家声”。外人凭这一对联，就认为冒氏祖先是汉族人，那是一种误会。

外人对这付门联印象很深，其实是元末明初冒氏祖先从骨子里接受汉文化的招牌。在历史的拐点上难免有很多秘密，都是不便泄露或者无法用文字记载下来的。而有的人就是转不过弯来，你跟他简单地解释一下，他反说你错的，似乎他比你更懂你家的事务。

就好比你手中拿了一只酒瓶，他就认定你一定喝了酒。

你跟他解释说，我的酒瓶是拿给好朋友喝的，他不信，他还跟你急，一定要问你：酒是多少钱买的？ 在哪个店里买的？ 是给哪个好朋友喝？ 似乎他比你更懂酒的来历。

门联“荥阳世泽、水绘家声”，“荥阳世泽”是讲汉文化源远流长的意思，这是表达对汉文化的推崇与尊重，强调汉文化的世代价值。不是讲荥阳有位姓冒的。上联主要落笔于赞美汉文化的大境界。

“水绘家声”这才是讲这家人与水绘园有关，并且把水绘园这个文化之园所代表的文化风尚作为自己的家风。下联主要落笔于家族(家庭)的具体文化观、也是具体的文化载体。

当我们不经意的一板一眼的真挚，就象朴实无华的阳光那样，赋有丰富的营养，在合适的时候会开花。

那就是西藏人歌颂的普普通通的格桑花。同样会精彩。

　邓小军的《董小宛入清宫与顺治出家考》(以下称“邓文”)一文就“董是否入宫”存在的论证错误与缺陷也较多。

王敬雅教授的《评<董小宛入清宫与顺治出家考>》一文写得很好，文章用词典雅温和、学术精神严谨，很准确地指出了邓小军《董入宫考》一文的错误。值得一读、值得学习。

王敬雅教授在文中明确指出：对董小宛入宫的确实性，作者(邓小军)则说：“多尔衮派人掳走江南之有夫之妇董小宛，亦是完全可能之事。” 这个说法似乎太过武断，而本书(邓文)在这种关键性的问题上，几乎都是这样在万分之一的可能性间，下了确实性论断。

上面这段文字，王教授直接指出了“邓文”最要害的错误与不能信人之处。

错误的东西永远会是错误的，不会因为时间的推移而变成正确的。“邓文”的错误不在于对“董小宛是否进宫”的态度与结论上，他的失误在于佐证、支持他态度、结论的“拐棍”是用错的。一些含糊不清的、对董小宛没有直接关联度的史料，武断地、强加到董小宛身上，那是张冠李戴。

要相信世间终有智者。对于历史的研究，尤其对于具有百年谜雾的历史疑案的研究，必须具有二件必不可少的东西，那就是才智和社会道德感。否则，轻易出言、轻率断言，那就浅薄了。

邓小军《董小宛入清宫与顺治出家考》一文，看者眼花缭乱，其实关键点上牵强附会，却是在万分之一的可能性间，下了确实性结论。

若要考董小宛是否进宫，“董小宛是如何进宫的？”这个最有疑问、也是最具考证难度的问题，最终是绕不过去的。

明末清初董小宛“被北方人掳走”一说，是近现代个别人的臆想，一没有具体的文献证据，二不符合正常逻辑！

　　在“邓文”的前言部分，开端就写道：“《爱新觉罗宗谱》甲册‘太宗文皇帝位下子孙.第五子和硕承泽裕亲王硕塞’谱文，述硕塞嫡、继、侧、庶福晋四人，例皆备述其籍贯、姓氏以及其父官爵、名字，唯独述及硕塞‘又庶福晋一人’，违例隐去其籍贯、姓氏以及其父官爵、名字，讳莫如深。硕塞第二庶福晋，应当即是董小宛。”

“故鞥额布有可能是董小宛所生。”

“董小宛在顺治杀硕塞之后，养育硕塞女二人于宫中，朝夕鞠抚，慈爱如亲生，原因当不仅在于小宛之仁慈，亦在于她曾为硕塞庶福晋，并有可能曾为硕塞生子。”

这里全部用的是“应当”、“可能”、“有可能”之类似是而非的措辞。

请问“硕塞第二庶福晋”这几个字如何能指向董小宛？ 如何能证实是董小宛？

通篇看不到直接联系的史料，何其草率武断。

在“邓文”的《董小宛入清宫考》的第10页，“邓文”引用了冒襄先贤《影梅庵忆语·纪谶》的部分文字

“余甫着枕，便梦还家，举室皆见，独不见姬。急询荆人，不答。复遍觅之，但见荆人背余下泪。余梦中大呼曰：‘岂死耶？’一恸而醒。姬每春必抱病，余深遗虑。旋归，则姬固无恙。因间述此相告，姬曰：‘甚异，前亦于是夜梦数人强余去，匿之幸脱，其人狺狺不休也。’ 讵知梦真，……”这段文字其实不难理解。

“便梦还家，举室皆见，独不见姬。急询荆人，不答。复遍觅之，但见荆人背余下泪。”是冒襄自己讲他梦境中的内容。

“姬每春必抱病，余深遗虑。旋归，则姬固无恙。”这是冒襄讲董小宛的病情和他回家后遇到董小宛的现实情况。

“因间述此相告，姬曰：……”，后来两人(冒襄与董小宛)相互询问告知各自的情况，董小宛说：很奇怪，前些日她也做了一个梦，梦中一些“强人”要掠我，我躲起来了，很幸运脱离了险境，可那些人还不死心，吵吵嚷嚷不休。

冒辟疆言“讵知梦真”，就是说两个人的梦境内容是真正的一致，也反映了两个人的心是想到一起的。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而“邓文”却把“还家，举室皆见，独不见姬”的冒襄梦境内容说成是真的；

把“姬曰：甚异，前亦于是夜梦数人强余去”董小宛的梦境内容也说成是真的现实；

反而把“旋归，则姬固无恙”现实中发生的事，说成是假的、是烟幕弹耳。实在可笑。

在“邓文”第130页，引用了龚鼎孽(龚芝麓)题《影梅庵忆语》绝笔《贺新郎》，《贺新郎》词下阕云：

“碧海青天何限事，难倩附书黄犬。藉棋日酒年宽免，骚首凉宵风露下，羡烟霄、破镜犹堪展。双凤带，再生翦。”

黄犬即“黄耳”，用陆机入洛，遣快犬黄耳赍家书的故事。

“烟霄”可作元宵之解。

“邓文”讲“碧海青天”这四个字就是表达“以羿妻姮娥飞来月宫思念羿，喻董小宛入清宫思念冒辟疆”。这十分牵强！

典出李商隐《常娥》：“常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不错。

而词人龚鼎孽是用“碧海青天”比喻董小宛仙逝后，飞入天上、与冒襄人仙两隔也很好理解呀！

“邓文”中解释“何限事”三个字：“包括董小宛被掳先后归多尔衮、硕塞，董小宛入清宫，以及冒辟疆入京向清廷索还董小宛而不得等何限之事。”更加是牵强附会，没有确切可这样理解与证明的依据。

“碧海青天何限事”，词者龚鼎孽是说“死亡、人仙两隔是人生的大限之事，是无可奈何，无法勉强的事。”

自然引出“难倩附书黄犬”这一句，董已仙逝，如何能附书黄犬呐！

词作者龚鼎孽真是写词高手，整首词前后呼应紧密。冒襄有何事要“倩附书黄犬”给董小宛呢？

后面几句，自然道出原委。本身“贺新郎”是具有喜气色彩的词牌曲调。词作者想借冒襄之口，要(附书黄犬)告诉董小宛的是，能够安慰生存者冒襄、又能告慰仙逝者董小宛的内容：

“藉棋日酒年宽免，骚首凉宵风露下，羡烟霄、破镜犹堪展。”，在这里词者笔锋一转，表达的含意是：借着“棋日酒年”的生活，精神得到宽免；在元宵夜晚的清凉下依然有文人优伶的风骚情怀。

“羡烟霄、破镜犹堪展。”的“羡”是词作者羡冒襄，而不是冒襄羡“烟霄、破镜”的典故。

“双凤”：指双凤钗，古代妇女的一种首饰，由两股簪子合成，钗头上有双凤。这里的“双凤带”的带字是通假字，通“戴”字。

就是有《岁时广记》古词“双凤钗头，争带御书符”之典。也不能说明“双凤带”三个字就等于“御书符”之意。

双凤带，再生翦。是指冒襄在董小宛去世之后，又纳了才貌双全的二位爱妾。在这里表达了词作者告慰已逝董小宛之意，不仅仅写出了冒襄对逝去的董小宛的思念，更延伸表达了董小宛对冒襄无私的爱。

这里的“双凤带”就回答了为什么说“烟霄、破镜犹堪展”。

告慰董小宛，虽然董仙逝了，但董有了二位“接班人”，而且这二位也都是才貌美如花、相当优秀的。冒襄依然得到了很好的照顾与精神延续，对冒襄而言可谓“破镜堪展”！

“翦”是“新生、再生之羽毛”的意思，也作“寒意、凉意”之解，与词中前面的“凉”字、“露”字相呼应。表达人的一种兴奋、精神抖擞的状态。这里的翦不是“剪断”之意。

整首词，最难解的关键就在这个“翦”字上。如何正确领会词者龚鼎孽原意，必须与前面的“凉宵、风露、烟霄、犹勘展”联系起来解读，还得在词牌“贺新郎”的大结构下去解读，才能正确。

“碧海青天”、“附书黄犬”、“破镜堪展”，皆由典故而来，是词者正常的文学笔法，整首词无“悼亡”之落俗沉重，却有“悼亡”之深切！是龚鼎孽高妙文笔的体现。

而“邓文”说它们皆生别语、非慰悼亡语，也是牵强的个人误会。

在“邓文”93页，陈维崧《杂诗寓水绘庵作》之二写道，“东南有高楼，中有三女居。……韶颜各自媚，袨服相欢娱。结以金爵钗，约以绣罗襦。一女入汉宫，二女送路隅。何以助君妆，一双大秦珠。不惜微躯退，自是君恩殊。……谁知青蝇飞，顿令白璧污。可怜倾城人，皓齿没穹庐。二女心自悲，揄袂为踟蹰”。

这里三女是指南京秦淮的董小宛、顾媚、李湘真，还是指包括董小宛在内的另外三位女优，还待进一步考证。但有一点很明确，这“三女”都在水绘园(水绘庵)中居住过。

这里诗中反复提到的“君”就是冒襄。特别要注意看到：

“一女入汉宫，二女送路隅”中的二女与“何以助君妆，一双大秦珠”中的一双，是相互对仗、前后呼应的。在这里“汉宫”是指“天宫”，借指人们逝去之后的极乐世界；无法理解为是指清廷之宫。

诗中讲得很清楚，一女走了(仙逝了)，二女还在；有谁还能帮助、衬托、丰富冒襄(君)的生活呐，是“一双大秦珠”！

这与龚鼎孽的“羡烟霄、破镜犹堪展。双凤带，再生翦。”表达，多么地不约而同、异口同声！

“谁知青蝇飞，顿令白璧污。可怜倾城人，皓齿没穹庐”

是诗作者回顾明末清初清军入关，泥沙俱下、兵刃相加的恶劣历史环境，如皋冒家举家南下逃难，董小宛(倾城人)为照顾冒襄露宿野外、居无定所的不堪经历。歌颂了董小宛的纯情与对待冒襄的无我的专情。

而“邓文”却解释并结论成：董小宛是被清人掳去，言董小宛入清宫。这样的解读没有丝毫的历史依据与文学依据，纯属臆猜。

　　要想涉及“董是否入宫”这样高谜度的疑团，不懂冒家，而轻易下结论必然自陷错误。对“冒家自元末以来的深厚的历史底蕴”的了解不够，很多地方难免会有疏漏和讹误。

在“董小宫是否进宫”的问题上，暂不表态、谨慎表态是学者个人保护自身羽毛、慎重对待历史疑案的正确做法。

学者之间讨论、甚至争执是可以的，只要不是为了什么利益，而是为了搞清人们的猜测与疑问。

否则，轻易站队，发现错了再去否定自己，总不是一件荣彩的事。最后就要看，有谁能信服地去触碰“董小宛是如何进宫的？”这个高难度动作。

触碰这个问题，今后也许无非有这样几种可能：

1.是走“以诗证史”的老路，在社会政治背景、人文条件下，找出董小宛进宫的证据材料，进而准确分析董进宫的途径。至少自成一体了、或者叫自成体系，但是这个难度还是相当大的。

因为有无数双眼睛会挖掘他文章的错误。

2.搞个大杂烩，搞些似是而非的史料，张冠李戴地下结论。读者不信服、历史不可能。不用人批驳，真人看就是废文一篇，没有营养。

3.不去触碰“董小宛如何进宫的”这个高难度动作。这也不妨是一个明智之举，至少从文学欣赏角度，不至于出现醒目的错误。何必自讨苦吃、自讨风险呢。

一篇文章属不属于严谨“以诗证史”范畴的文章。在涉及到“诗词篇幅”的部分，是否曲解了古诗词的本意？ 对史料的应用是否是猜测下结论？ 能不能让读者看到文学欣赏的意义？

这些都是检验所谓“以诗证史”类文章成功与否、品味如何的标准。

应该要防止跌入“以讹传讹”、“以伪证伪”怪圈。

由此得出一点认识很重要，“并不是有足够的胆量讲出耸人听闻的话，就会是英雄。”

英雄的社会衡量标准：

1.有社会责任感并由此迸发出来的勇气、胆量和气节。

2.有一定的谋略和才气。其言行符合社会人文进步式的理解与社会道德感(这里包括历史真实性的要求，通俗讲就是“不说谎”、“不欺世盗名”)的普遍支持。

3.如果锦上添花的话那就是需要成功。

在董小宛是否进宫？冒襄是否康熙生父的问题上？ 人们一直疑窦重重，允许研究、允许疑问、允许搞清楚、允许争鸣，是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事实的应有态度。

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但历史又由人们受着某种历史条件限制而记录的。我们客观地看到这一点，我们对历史就会有一个宽容的态度，对学术就多一份包容。

左氏、谷梁、公羊，有透其一者，就已不简单了。《红楼梦》是一部小说的形式，可她囊括、涵盖的内容却是广博精深的，这是《红》学存在的客观要求。

随着历史进程的推进，研究《红楼梦》的“红学”已经从兴趣上升到了使命。人们研究冒辟疆越深刻，也就是对祖国传统文化某个具体载体的研究越深刻。可以更多地汲取到东方文化的精髓，而不是表层的接触，会受益匪浅。

　　对于在文学角度能站得住脚的理论，应该持尊重的态度。

当然文学与历史又是两回事。

文学肯定有涉及到历史的领域，尤其是隐秘史，有时是不得不由然涉及的。正确与否，首先看文学的领悟与剖析水平。同样的古文，不免会出现被歪曲被糟蹋的情况，真得慎重。

古人说没有金刚钻不领磁器活儿。社会上有的人把《红楼梦》、把有关历史人物胡乱猜度，那是个别人灵魂形象的折射。高尚者不去搭理为妙，因为他们与我们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从文学角度看历史，尊重历史是最起码的朴素态度。然而文学在此基础上又有自己独特的视角，这就是我们所努力实践的“以诗证史”。

正如考古是治史的主要途径一样，它们都属于一种工具。但在运用这些工具时，会看到运用者的灵魂。所以社会决不会承认盗墓者是考古者，因为两者的性质不同、手段能力不同、目的不同。

“以诗证史”是治史的一个辅助手段，而不是主要依据手段。史学界是一个严谨严肃的学界，绝大多数史学家是不会轻易下结论的。那是人类社会治史的必然要求，同时治史还受到社会文明进步、道德与美学完善的内在呼唤。

说清楚了，“以诗证史”其实就是想去证明一段留有痕迹却又未能确实的历史，这里的“证”依然是辅证，以证实某种可能的存在；或者是去进一步证实已经“有了端倪的历史”，以增强那段历史的具体详实内容，而不是“以诗治史”。

“以诗证史”是治史领域的一种文学现象。

“以诗证史”是用文学的工具去触碰历史，这应该不是什么禁区。但却是“雷区”，如果需要有禁区认识，那就是要树立一颗虔诚而敬畏的心。

学会用正确的文学工具去解释历史有可能的客观存在，既尊重历史依据，又树有正确的文学依据。学习好、宣传好古老东方的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当代人该努力去争取、去践行的。

2022.06.16 (待续)

冒芝桦，男，诗人，祖籍江苏如皋。

人民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世界汉学会会员，全国佛学研讨会、南通诗词协会、冒辟疆研究会等传统文化研讨机构成员，有关文学期刋理事、特约创作员。“冒著红学”理论研究者。

一位以文字为笔、以音符为墨、以摄影绘画为色盘、以佛法为圭臬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