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满爱的家

杨观达

　　著名作家叶永烈和夫人杨蕙芬均出生于温州的书香门第，1962年叶永烈带着《十万个为什么》开始恋爱，1963年结婚，1964年到上海工作。经历了“文革”的艰苦，经过了改革的拼搏，叶永烈发表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成了全国闻名的大作家；杨蕙芬也成了一名优秀的俄文教师。晚年他们夫妻多次奔波于美国和台湾的两位儿子之间，享受着天伦之乐，2020年、2022年她们相继离世，令人叹息。

叶永烈先生的著作世人大多熟悉，而杨蕙芬女士的日记文章鲜为人知，通过细读他们的家庭传记《双人伞》，被杨蕙芬女士所描写的文章所感动。一把双人伞，一世夫妻情，从相知、相恋；到相爱、相守，一直走完了幸福美满的人生。特将她的文章陆续分享给大家，谢谢欣赏，请看第3篇《充满爱的家》！！！

充满爱的家

当我们家里有了两个孩子后，生活负担更重了，生活正在严峻地考验我们。爱，使我们度过了困难时期。

在“文革”中我们的工资都很低，我们除了用这微薄的工资维持一家四口的生活外，还要寄钱给两家母亲，照顾好他们的生活。所以我们平时是非常节省的。每当发下工资，我们就分成几包，一包是给我妈妈的，一包是给婆婆的，一包是买米的，一包是买菜、日用品和水电煤的，一包是孩子的托儿所费。另外剩下一点点是机动的，可以给孩子看病什么的。

“文革”期间本来就没有什么东西好买的，但由于我们的住处离郊区近，蔬菜还是可以买到的，只是油要定量。如果两个孩子都太太平平不生病还好，要是哪个孩子生病了，家里就很苦。

大儿子舟舟小时候身体不好，常常感冒发高烧，经常去医院，有一次居然一个月里去了十一次医院。一天，他高烧到40摄氏度，烈又出差不在家，我坐在他身旁急得直流眼泪，我用手轻轻地抚摸着他。小舟舟很懂得母亲焦急和关爱的心情，高烧中的他居然安慰我，说：“妈妈别哭，我很快会好起来的，妈妈别哭！”爱的暖流在母子心中交汇，有什么比这更让做母亲的我更欣慰的呢！

就在那个月到离发工资的日子还有一个星期，可是手头只剩下六角钱，我的同事和朋友知道后都要借钱给我们，一位姓路的老师，她一定要给我钱，还说你先拿着，不管什么时候还都没有关系还有的同事要我申请工会补助，那时候申请工会补助是很普遍的但这一切都被我婉言谢绝了，我们硬是顶着过来。有时全家一天就吃五分钱的青菜和几小块腐乳，也不向别人借钱，也不向工会要求补助。同事们在背后说，别看小杨现在生活条件差，将来定会有出息，真是“人穷志不穷”哪！

那时，我们家没有卫生设备，但是为了孩子们健康清洁，每逢天冷时我与烈便把煤球炉生好，拎到阁楼里，使小小阁楼很快暖和起来，就在阁楼里给孩子们洗澡。

夏天虽然洗澡方便了，但由于房子太小，一到夏天很热，舟舟小时候常常在夏天会生热疗子，很痛的。每天洗完澡就给他上药。但他从不因疗子痛而哭。秋天到了舟舟就出运了，人也长胖了，不再生热疖子了。

每逢过年过节，别人家的孩子们都有吃好多东西，我们钱不够。但是再苦也要让孩子有个过年过节的欢乐。于是过年时我们自己动手做年糕，中秋节时自己做月饼，端午节时自己包粽子（不过粽子包得不标准，邻居们帮忙包）。我们还自己做“猫耳朵”，这是一种小孩喜欢吃的零食，我们到粮店里买来面粉，又到食品店里买来苔条、糖，搅拌在一起再切成片，放油锅里炸，做成了“猫耳朵”，两个孩子吃得津津有味。

有一年“六一”儿童节，舟舟所在的幼儿园给每一个孩子发了小动物饼干，舟舟居然舍不得吃，把饼干放在小衣服的口袋里，带回家给我吃。他一走进家门，见我坐在门口，急急地一边从口袋里掏出饼干，一边喊着：“妈妈，妈妈，给你吃动物饼干，吃动物饼干！”看见儿子这么懂事，我眼泪直流，舟舟用小手边擦着我的泪水，边把动物饼干往我嘴里送……

在“文革”期间，由于家境困难，我们节衣缩食。那时衣服旧了，可烈总想让我穿得好一点，于是他就自己动手重新把衣服染一下。他说他是学化学的，把衣服染一下是小菜一碟。记得他先去商店里，买来一包染料，把染料用水化开，放在我们平时用的搪瓷面盆里，然后把衣服放上去，摆在煤球炉里烧，边烧边不断地搅拌，直至把整件衣服染均匀，再加入食盐，最后在清水里一过，晾起来晒干就可以穿了。

以前我们常穿灯芯绒的衣服，旧了会发白，烈自己染一下又像新的了。我有一件草绿色的灯芯绒上衣，是我怀大儿子的时候买的，穿了几年便旧了，烈把它染成咖啡色，就完全像新的一样，学校里老师们见了，都以为我买了新衣服。我告诉他们是自己染的，后来有的老师甚至就把自己家里的衣服拿来请烈染。烈热心助人，给老师们染了好多衣服。烈作为北京大学化学系的毕业生，在“文革”岁月就这样发挥他的“一技之长”。

两个小孩日长夜大，衣服常常很快就小了，去买吧钱不够，不买吧，那会苦了孩子。于是，烈就动脑筋自己做。当时，家里没有缝纫机，怎么做呢？烈发现徐家汇华山路上有一家出租缝纫机的店。于是他就去买了许多衣服的纸样（当时有卖各种衣服纸样的小店），把布买来自己动手照纸样裁剪，然后骑着自行车去徐家汇这家出租缝纫机的店里缝好。这样孩子们就有新衣服穿了。因为当时布料便宜，自己做的衣服要比买的便宜得多。

从做小孩衣服开始，慢慢地他就开始做我的衣服，也去买了衣服的纸样给我做。做得最好的是我的一条黑色的“的确凉”（涤纶）百褶裙，我穿起来，老师们都以为是店里买的呢。后来他又给我做棉衣，也做得很不错。有一次他见我冬天没有棉大衣，很冷，可那时流行的脱卸式卡其棉大衣很贵，他就想自己做。他去买纸桥，可是卸式卡共棉大衣的纸样买不到，化就只好买了最大女外套纸样。照着纸样裁剪，销上棉花，加上里子，结果滑衫做好了，样子也不错，只是小了点，因为毕竟是按外套纸样裁剪那年冬天很冷，我就穿上了，虽说显小，但穿在身上比买来的还和，毕竟倾注着丈夫对我的爱。

会做衣服了，就开始学做鞋子。我们到店里买来鞋面和鞋底我负责把鞋面缝好，烈则负责把鞋面、鞋底衲在一起，效果很不错，有一段时间，不管大人小孩，我们几乎都穿自己做的这种鞋子。

那年月烈不能写书了，他是个十分勤快的人，所以不管做衣服或做鞋子，做糕饼给孩子们吃，他都很乐意做。烈很疼我和孩子他自己很省，家里有什么好吃的，他总是让我和孩子们先吃。

烈的工作能力很强，虽然他并非电影学院科班出身，却很快在厂里成为“强导”——强有力的导演。“文革”后期，毛泽东主席病重，上海奉中央之命，成立“内片组”，拍摄娱乐性影片，专供毛泽东主席病中观看。这个摄制组五十多人，烈被任命为导演。他常常在摄影棚里通宵工作，每天厂里给通宵熬夜的工作人员都发一份点心。那点心是上海名店——淮海路上哈尔滨食品店生产的，这在当年来说是十分高档的。平时我们从不问津。每当这些点心发下后，烈宁愿自己通宵工作挨饿也舍不得吃，带回家给我和孩子吃，这种爱怎不令人感动！

那时我们家境虽然困难，可家里总是充满笑声，充满欢乐，过得挺温馨的。同事们都说在那困苦的年月，我们的家是个充满爱的家。这爱使我们战胜了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