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读“商务”的书，到当“商务”的作者

流瀑飞虹

从读“商务”的书，到当“商务”的作者

王宏治*

我不记得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读商务印书馆书的？上小学、中学时读“课外书”，从不关注读的书是哪个出版社出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因身体有病，从插队的农村回到北京养病。因为没有工作，就在家里看各种杂书，有时间还到琉璃厂的中国书店转转，翻看一些古籍图书。文革中，图书市场一片萧条。林彪“九一三”事件后，有一段时间比较宽松，中国书店拿出一些政治上不太敏感的古籍书供读者选购。我当时身上钱不多，不敢涉及大部头书籍，只能翻阅一些零散的杂书，偶尔也买上几本诸子百家的单行本小册子。有意无意地买了几本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的老版本图书，大多为“国学小丛书”中的“遗珠”，如民国十五年（1926年）初版的，甘乃光著《先秦经济思想史》，有马君武先生为之序曰：

同乡甘君乃光研究国民生计学，湛然学者。近著《先秦经济思想史》，据近世发展之生计学说，以解剖我国先哲所有关于此方面之思想，诚整理国故中一宗大事，甘君乃于短期中成就之，其敏锐尤足异也。

民国十三年五月四日工学博士马君武序于宝山县忆文园

买时觉得此书无大用，可谁知三十年后，学校让我给研究生开“经济法制史”的课，有关“经济”一词的来路，我在该课程的讲义中说道：

现代意义上的“经济”一词是从日语汉字转译来的，其英文原词是Economy，早年梁启超曾从英语直接译作“生计学”，或“富国学”，如“国民生计学”等，1902年曾著《生计学沿革小史》。大约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经济一词确立。甘乃光著《先秦经济思想史》一书问世，这是近代经济史学的创始之作。从此，现代意义上的“经济”词汇正式在中国落地生根。

真是“书到用时方恨少”！

还有一件奇事，我曾花三毛钱买到一本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初版的“万有文库”本，唐人颜师古撰《匡谬正俗》，内容多为古代生僻词释义，无事常翻阅一下。读研究生时，导师王永兴先生让我们整理敦煌吐鲁番文书卷子，考古专业宿白先生的研究生也一道参与。在他们的卷子中有“草马”一词，都知道草马即母马，但出处在哪里，一时谁也说不清楚。我听到他们的议论，恰好我也带了《匡谬正俗》一书来校。我就告诉他们，此书可作答，其文曰：

草马。问曰：“牝马谓之草马何也？”答曰：“本以牡马壮健，堪驾乘及军戎者，皆伏皂枥刍而养之。其牝马唯充蕃字，不暇服役，常牧于草，故称草马耳。”

该生见此极为兴奋，问我怎么就知道在此书中找答案？我也只能说是它撞在我枪口上了，真可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商务印书馆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为中学以上文化程度国民编辑出版了一套国文课外读物“学生国学丛书”，我买到其中的一本《书经》，是叶玉麟选注的。叶玉麟（1876—1958年），安徽桐城人，精于古文，著有《白话译解庄子》《白话译解道德经》《白话荀子读本》等。此书初版时间是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主编者一为朱经农，另一人的名字却被墨汁覆盖。我对着日光可以看出是王云五。当年可能也是因为列入“反动权威”而不能让其露面。原书标价为“大洋五角”，我在琉璃厂中国书店花了三毛钱购得。书的扉页钤有该书原来主人的私章“梁崇焕印”四字。梁崇焕不知何许人也，但从书中多处的加注、加批看，可知其也应该是一位具有深厚国学功底的前辈。本世纪初，我给研究生开课，讲授中国古代法学史，涉及法学与经学的关系，此书作者的注释，包括梁崇焕先生的加注，都令我受益匪浅，最后形成论文《试论中国古代经学与法学的关系》。

1957年出版的《汉书艺文志》单行本，那时售价仅两毛二分钱。记得当年有位中医朋友，那天上我家玩，可能是正在写什么文章，需要参阅《汉书艺文志》，不知怎么就跟我提起，说现在找不到这本书。我说我有，他不肯相信，直到我给他拿出来，他又惊又喜，赶紧抄录了所需的资料，对我感激不尽。

商务印书馆以出版字典、辞书等工具书见长，我手头现存的《新华字典》是1962年的修订重排本，已经翻烂了。我记得1966年，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一部开本比较小的《新华字典》，因为赶上文革，没有来得及发行，压在库中。1973年左右，社会上缺乏字典，新华书店将其拿出来，当做旧书销售，五毛钱一本，我一下子买了七八本，分别给我在部队当兵的弟弟、妹妹及朋友寄去，鼓励他们好好学习。因为我看他们的来信错别字太多了。我自己留用的两本《新华字典》，早已翻烂，现在仍在用的是1992年的重排本，那上面还钤盖着“商务印书馆购书留念”的印章。不能忽视的是那部大部头的《辞源》，文革后再版，出版时间拉的很长。从1979年到1983年陆续出版，我是出一本，买一本，终于凑齐。现在仍是我不能离手的最重要的工具书。

再有就是《现代汉语词典》：1973年，商务印书馆以“内部发行”的形式再版了1965年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并特意加了前言：

这是1965年排印的《现代汉语词典（试用本）》送审稿本，当时印数不多，送审范围很小。为了更广泛地征求意见，同时以应广大读者的急需，现在用这个稿本的原纸型，增加印数，内部发行。

这个稿本是文化大革命前编写的，不论是政治思想性方面，还是科学性方面，都会存在很多错误和缺点。我们诚恳地希望广大读者多多提出批评意见，尽快寄给我们，以便参照修订成书，正式印行。

该书当时的售价是4.50元。那时北京的王府井和六部口，设有“内部书店”，专门出售为高级领导干部阅读的“内部读物”，包括文史类图书和翻译外国的文史书籍。我用朋友父亲的购书证，从中买了几本急需的工具书，其中就有这部《现代汉语词典》。1978年，《现代汉语词典》正式出版，其后屡经增改，不断完善，尤其是收入大量现代新词，也成为我须臾不可离开案头的必备书。

商务印书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为配合中国加入联合国，以“内部读物”的形式，出版了一批世界国别史译著。我那时在湖北咸宁插队，有时到县城或地区专署地温泉办事，逛逛新华书店，看到书店里居然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埃及古代史》《阿拉伯简史》《意大利简史》等，我毫不犹豫地买下来，每晚在油灯下阅读。如今重温这些书，尤其是看到书背面还盖有“咸宁地区新华书店•温泉”的印章，感慨万分！当时还有些疑惑，为什么咸宁这个偏僻的小地方的书店会有“内部读物”出售？后来才听说，那时文化部的“五七干校”就在咸宁的向阳湖，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干部、编辑都在这里接受“毛泽东思想再教育”。也许是为了满足他们的需要，或者还有其他什么原因吧？不管怎么说，这些书为我打开了面向外部世界的眼光。说到译著，就不能忽视商务印书馆的重头戏——“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这套丛书规模之大，品类之众，印数之多，可谓空前。我虽然从事的是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但不能不读汉译名著，如梅因的《古代法》，古罗马西塞罗的《国家篇 法律篇》，查士丁尼的《法学总论——法学阶梯》，《拿破仑法典》等世界著名的法学著作及法学典籍。这些书为我奠定了法学的理论基础。

1984年我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中国政法大学从事中国法制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上世纪八十年代，古籍书出版还很少，许多必用之书没有新版的，我就到中国书店淘换古旧书，先后买到《唐会要》《唐明律合编》，特别是东汉班固撰，清陈立疏证的《白虎通义》，一套三册，仅花了八毛钱。其他“万有文库”本的书还有一些，如陆贾的《新语》，刘向的《新序》等。

我从教三十多年，读了不少商务印书馆的好书，尤其是近年，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发行了一套“中国法律史学文丛”，其中有一些是我朋友、熟人的作品，我不禁也有了“什么时候能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一本自己写的书的意愿”。

我自1988年始为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专业研究生讲授中国刑法史，因为没有合适的教材，我都是自己编写讲义。1992年后，我开始学电脑打字，于是就亲手将每次教学的讲义打印出来，发给每位学生。每年的讲义都要根据教学的情况修改、补充。经过近三十年不断修订的讲义，通过选修过我课的学生们传播，恐怕不会少于千份，近年来，许多人劝我将讲义整理出书。我总是觉得还不够成熟，不好意思联系出版社。2018年，商务印书馆的王兰萍女史从我校法制史专业的老师处得知我的授课讲义，打电话给我，希望能够将其出版成书。这对我来说如同雪中送炭，我俩一拍即合。王老师又提出了许多具体的修改意见，我又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对原稿作了技术性的修订和补充，终于在2019年得以出版问世。此书当年即荣获《法治周末》2019年度十大法治图书奖。我的讲义《中国刑法史讲义——先秦至清代》能够化身千百，为读者服务，确实离不开商务印书馆的扶植和帮助，在此特向王兰萍、高媛二位女史致谢！

2020年，王兰萍老师又致电我，说从我讲义的“参考文献”中看到日本学者富谷至的《秦汉刑罚制度研究》，他们已与作者和译者取得联系，准备由商务印书馆再版，希望我能为该书写一篇导读性的“序言”。我欣然接受，并很快完稿，以《秦汉刑法得失说》为名，附于该书作者感言“二十年的岁月”之后。如今此书，也已面世。

回想这半个世纪以来，我从一个不知该读何书的懵懂学子，成长为能够属文著书的学人，又从读商务印书馆书籍的读者，到当上商务印书馆的作者，真可以说是“商务”伴随着我的求学、讲学、治学之路。

2022年6月10日增补

*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