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桌三分惊——《舌尖上的乡愁》书评

老张书舍

（作者：黄成勇）

拙文为贺张福臣先生《舌尖上的乡愁》出版而作。

前有一篇“同屋”之惊，此时又是“同桌”之惊，或问：“大作”无非笔涉书人、略述书事而已，何来若许欣喜讶异怪奇惶悚之惊？

答：向死而生，浴毒重生，可以称疫情肆虐、封城百日之后的武汉人。原持“太阳底下无新事”观念如我者，等闲便改持“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放眼四顾、举足徜徉之际，“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惊从中来。勿谓不信，有例为证：

武汉解封数月之后，福臣先生《老张日记》出版，首发式在东湖一艘游船上举行，当其时，我与几位朋友乘车赶到码头，艳阳高照，暧风和煦，梨园周遭人如潮涌，提老携幼，呼朋引伴，是一幅欢欣再生、满血复活的景象。船上已有不少熟人，大多为封城后初见，仿佛久别重逢，互道平安之间，声气颇有“惊呼热中肠”感慨。时间到了，主人在岸客在船，一边“兰舟催发”，一边车马蹒跚，延宕良久。幸而坐中多属闲云野鹤，谈笑风生，兼有管弦。就在这个间隙，翻读《老张日记》，既惊同命，又惊异行。日记载有两件作为让我惊讶无已。一是从疫情大炽封城伊始，便开始着手编辑《我们的白衣天使》，记录一线医护人员直面死神、救治病人而献身的英雄风貌。二是自费印制五万多枚藏书票，分赠驰援武汉的陆海空三军及全国各地医护人员。日记中记载如何费尽周折前往火、雷二神山医院及协和、武汉肺科、中南人民、金银潭等医院送票情形，也记录了如何大费周章请各地朋友寻找已返程援鄂医疗队，寄送书票的情形。在武汉市府许多感恩举措中，这枚纯属个人自愿（没经过任何当局施予的感恩教育）、独出心裁，结合爱书文化、感恩文化于一帧的纪念藏书票，以充满爱心，无比真诚而引起媒体重视与跟踪报道。于是，待主人终于上船那一刻，我感觉这已不是旧识，而是一个新友。

我与福臣，相识并不算晚。

二00五年，我调省新华书店，分管图书发行，为基层书店常不能于第一时间拿到畅销书所苦，盖因民营渠道崛起，好书往往由书商们先行包发，若以改善省店供货服务计，辄须双渠合流。这年秋天，邀请西北湖若干图书经营较好的书商座谈，并在“天缘酒家”小酌。那天福臣在座，这是我们第一次同桌。此后多年没有交集，直到武汉疫情发生前一月，北京朋友来汉办活动，我们才又重新热络起来，此后同桌吃饭便成惯常，不可胜数。我了解到，他后来辗转在知音传媒、武大出版社任职，曾策划编辑、经手出版图书千余种，其中《中国知青文库》五十八种，“六书坊”丛书多辑近五十种，并为省市许多作家出版选集多部，而且颇受好评。这证明了我一个私见，民营书商如果真爱书、真懂书，有想法，有缘进入体制内平台，其策划、编辑及发行能量、对中国图书出版的贡献当不可小觑。我写《同屋三分惊》时，感叹业界爱书成痴者鲜见，郴州书友舒凡在评论中温婉提出不同看法，言之有理。马国兴先生将小文用作新著《阅历别裁》代序时，我借修改之机，将本意是“少”的“鲜见”改为“识见有限”的“难遇”。如今得遇爱书成痴者福臣先生，何妨再来一篇“三分惊”？

《舌尖上的乡愁》（崇文书局二0二二年四月一版一印），可称作一场纸上的盛宴。食物品种丰富，样式花色繁多，采自乡野田间、瓜棚豆架，兼有蒸炒烹炖南北菜式，故可称盛；宾客踵接，不乏名流，会饮酣畅，堪当称宴。通读全书，犹受邀赴宴、有三“同桌”：

乡土浓情为“一桌”。南瓜、莲藕、毛桃、土豆、冻梨等瓜果之属，豆包、馒头、稀粥等主食之类。作者以少儿身份作东待客，“爷爷”“爸爸”“继母”“姑姑”“舅舅”“哥哥”“妹妹”“张二奶”“丁三奶”仿佛齐聚一桌。这是对社会主义中国前二十年的乡土记忆及世情描摹，以食物为纽带，以经历为坐标，串连南方与北方，时代背景包括三年灾害、文化革命、知青运动等。食不果腹、世情凉薄，渐至疯狂，然而人情温暧无处不在，人性光辉闪耀在普通食物上。忍饥捱饿时，陈老师赠予五斤粮票、二元现金，隔壁张叔匀出半碗粥、一只馒头，都值得永久怀想和纪念。张叔名“咬齐”，疑为“咬脐”。旧社会农村生产，刀剪不具，咬脐带以分离胎盘，故颇多孩子名“咬脐”。

市井真情为“一桌”。涮羊肉、锅包肉、油饼、烧梅、生煎包子、新疆馕、乌蒙豆、东北油豆角、黄金钩。座上赫然有诗人食指、作家贾平凹、祖慰、阿成、叶辛、肖复兴、竹林、郭小东等及文坛书业朋友于忠民、伊恩东、尹哥、刘田、杨琳、刘君等。市井关乎生计、生意，惯见偷蒙拐骗，尔虞我诈，宜乎真诚、真情方可行稳致远，这“一桌”食物莫不指向具体时、地、人、事，堪称在在有情；吃喝经历契合个人生活轨迹，接轨改革开放四十年变革史，虽不免一己之微，却也折射着时代的光芒。福臣以青壮年风姿当桌揽客，入席举箸，不难咀嚼出拼命做事，回报岁月的真情。

患难深情为“一桌”。疫情霸道横行，死神出没无状，友朋“怳然惊散”，自己“离群万里”。物供艰窘，饮食困难，在惶恐惊惧中“偏安一隅”，这是大多数武汉人的经历。老张困居昙华林，对饺子、藕汤、月饼、荞麦面、酸菜炖粉条及各种亲友馈赠食物，味蕾变得格外敏感，描述深情动人，用祖慰老师的话说就是：“大难临头的味觉是大爱的滋味。”这当然包括通过各种媒体，了解、关切疫情防控、病人救治、一线人员舍生忘死，以命相搏的各种情况。但是，与大多出让自由、敬避死神的市民不同，在品尝、感知大爱的同时，福臣却将报恩付诸于行动，如前文所述，编书和印制藏书票，以铭谢医护人员对武汉人民的恩情。没有对人类、人世的深情，又何必为此，何以至此？这里还须记上一笔，为答谢各地朋友对福臣关心，福臣女儿在邮路通达之后，自制月饼多份寄赠四方。女儿其谁？直到最近我才知道，原来是水果湖步行街“秋林书社”的女老板，这个书店经营多年，声名颇佳，果然渊源有自。同时，福臣曾坦承原来并不喜欢武汉，疫情过后，就爱上武汉，倒真是“患难之交恩爱深”。此时的福臣，已是退休数年、靠微薄养老金和一间旧书店渡日的老头子了。

阿成老师在序中指出，这部书，“似乎是一部用文字构建起来的个人生活的小历史”，读毕全书，信哉斯言。

福臣的“烹饪”手艺值得一提，有较为敏锐的语言文字感觉，如“舌尖”一词，乍一目接，只觉滥俗不堪，但祖慰老师在序中揭示，早在策划编辑“六书坊”时期，福臣就几次使用“舌尖”赋予书名，比央视要早。与食指夫妇吃涮羊肉，他用“涮”字：“一锅热气腾腾的涮羊肉，涮回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涮回到食指的诗里。”他也善于因事谋篇，长短相宜。如《爸爸的黄馒头，爸爸的战友》，客观描述，不事渲染，短小隽永，蕴藉含蓄。有些工作酬应如组稿采访之类，则不仅是食话，庶几也是别开生面的书话。如果说，这本书像是不事雕饰、没有工巧、朴拙自然的东北铁锅炖，则食材新鲜、原汁原味，炖久弥香，满室飘香。然而最关键的、作为釜底之薪的质朴、热烈感情，充盈灶膛，有时炽烈燃烧，有时也节制有度，但总归是火，始终燃着。如果要对福臣作个简短评价，我愿借用《红楼梦》脂批中的两个词“情情”“情不情”。

在这部书稿交稿之前，福臣曾约二三朋友包括我，往东北一游，历时十九天，天天有同桌饮乐，书中写到的沈阳于忠民夫妇、佳木斯伊恩东老总、长春作家刘万革先生、吉教社尹哥、刘田、杨琳、吉人社李贵海、音像社吴江等朋友多次设宴，友情真挚诚恳，令同行者惊讶和惊异。不过我之所谓“同桌”还有另一意思，乃在于太史公所言万卷和万里，也在于沈从文先生所言：“我读一本小书，同时也读一部大书。”这十九天同车同行，岂非同桌同课？我们先至长城脚下，自承德而乌兰布统、再南下赤峰，东进盛京，待走过东三省，返程到达山海关时，除山湖岛池之类名胜及前清文化遗迹而外，又依次去过中东铁路重要一站横道河子镇，此地也是二战日军投降地之一；上世纪七十年代名噪一时的珍宝岛；“九一八”纪念日那天，恰好在虎头日军要塞及二战终结地；东极宝塔、佳木斯知青广场、长春伪满总理大臣郑孝胥故居、汪伪政府驻伪满外交部；四平战役纪念馆，再到“天下第一关”城楼下，惊觉初次来山海关已过三十多年，仍是孤陋寡闻、一知半解，还记得“亡国与亡天下奚辨？”还记得一些阅读经历，此行有令齿冷、鼻酸者，有令胆寒、心塞者，可谓五味杂陈，但已不知如何表达，陈与义一句词或可借代：“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

二0二二年六月十二日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