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剧之梦丨陈孝英的故事1 我的初恋情人

詹姆斯-007

清晨,从混沌的睡梦中醒来。

轻轻睁开双眼，昨天的酷热还没有完全从脑海中散去，耳边传来雨打窗棂的声音，心里便有了几分兴奋。起身下床，快步走到窗边。推开窗，一阵夏日的凉风迎面吹来，驱散了积郁在心头多日的酷热烦燥。窗外，天色阴暗，乌云翻滚，随台风“海棠”而来的大雨肆意飘洒。放眼望去，五颜六色的雨伞在街上移动，装点着雨中的街道和我眼前的风景。

手机“叮咚”作响，传来朋友发来的一则短信：

“夏至了，我拜托一只最可爱的蚊子去找你，它告诉你:我很想你。并请它替我亲你，而且它还会替我送上多‘红包’给你，祝你夏天快乐……”

我不禁哑然失笑。

如今，这种幽默的短信对我们来说早已经司空见惯，习已为常了。这些幽默的元素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在工作、生活和学习之余，给人们带来了欢乐和笑声。在电信运营商的利润表上，幽默短信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不断地攀升。如果真有那么一段时间，没有收到朋友的幽默短信，我们不是忘了朋友，就是被朋友忘了。

输入“幽默”二字，在百度中搜索，用时0.001秒，相关内容链接1080万篇，令人瞠目结舌，目不暇接。看来幽默的元素已经渗入我们生活中的每一部分，无论你身处何地，地位高低，薪酬薄厚，既无法拒绝，也可以尽情享受。但是，二十多年的人们，却没有今天的人们这么幸运……

1 初识“终生恋人”

当我第一次在纸上写下“终生恋人”这四个字时，我也有些迷茫了。

——谁是我的“终生恋人？！”

妻子？好象不是。世间的夫妻，生命的道路有长有短，有前有后，无论夫妻间感情如何真爱一生，憾天动地，但又如何能同时走完生命的旅程。

金钱？有点可笑。这个印着彩色图案的纸片，你拿我抓他抢，真正展开在手里仔细端详，它已经皱纹满脸，浑身肮脏。

她也许是我的终生恋人——虽然我没有和她结婚，却每天生活在一起，并且“孕育”了一些孩子，我的生命渐渐苍老，她的生命却永远年青，无论我人生的角色如何转换，她守在我左右从未分离。

也许在我百年之后，人们每每忆起我，总是把我和她的名字放在一起。

她是幽默。

当我下定决心后，抓起那叠厚厚的剪报，跨出办公室，去找教务处长。

这是1979年中秋的一天，秋风在西安外语学院的校园里荡漾，一簇簇金黄色的菊花，在路边自由地绽放，我快步走在校园的林荫道上，心中暗自思量：怎样才能说服教务处长？

轻轻叩开教务处的门，我开门见山地对一脸笑容的教务处长合盘托出了我的想法。

“处长，我想去院里的知识课教研室，开设《世界文学史》课。”

处长的眼睛里闪烁出一丝惊讶。

我按既定的计划继续说服处长：“我一直都十分喜爱文学，也在全国的报刊上发表了一些作品。”说看我拿出那叠厚厚的剪报，放在处长面前，“这是我发表的一些作品的剪报，请处长您多指教。”

处长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我有信心，相信我自己一定能把《世界文学史》的课讲好。”

处长随手翻看了几页我的作品剪报，抬起头望着我：“讲《世界文学史》,不是你想的那么轻松，只有信心和勇气是不够的。”

我还想进一步说服处长，但很快发现这种说服只是一厢情愿的徒劳。

教务处长不由分说地打断我的话：“好了，孝英，我知道了。你今来找我的目的我也很清楚。但你也知道，你从俄语教研室调到知识课教研室，不只是教务处说了算，这要报到院里主管教学的院长那里。”

看我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教务处长站起身，像是在安慰我，他拍拍我的肩，“先回去吧，安心在俄语教研室工作，如果有机会，我一定给院里建议，调你到知识课教研室。”

我迈着无奈的脚步从教务处走出来，站在院办公大楼前一时没了主意。

回到家里，我一头倒在床上，听不见女儿和儿子唤我吃饭的声音，眼睛盯着天花板，脑子里乱哄哄，可心里那条慢慢长大的文学小虫，不停地蠕动，痒痒的让我不得安宁。

两天后，我走进了张院长的办公室，将一只厚厚的大信封放在了张院长的桌上，那里有我的作品剪报和一封自荐信，还有我那一颗滚烫的心和那条让这颗心激动不已的文学小虫。信很长，扬扬洒洒数千言，目的就是一个：毛遂自荐，调入本院的知识课教研室，开设《世界文学史》课。

在忐忑不安的期待中，我等来了好消息。不久后，我如愿以偿调入西安外国语学院知识课教研室。

当我兴冲冲地走进期盼已久的知识课教研室时，看到自己的办公桌上摆的不仅是书籍和文具，还有问题——《世界文学史》的课程怎么讲？如何讲？讲什么？这时我的耳旁不由地响起教务处长那句“只有信心和勇气是不够的”话语。凭着自己俄语的功底，加之对俄罗斯文学的喜爱，我一头钻进辉煌的俄罗斯文学中，很快就在自己喜爱的契诃夫的小说研究中找到了答案。

我发现各种版本的俄国文学史上，无一例外地写着“契诃夫的早期作品是幽默小说，后期的作品是讽刺小说。”读契诃夫的小说，“讽刺”显而易见，但幽默很难说的贴切。

这个问题后来引发了我贯穿自己艺术生涯思考：“什么是幽默？有无类别，何是规律，效应怎样？”——带着这些疑问，我就像一位探矿工人，揣着一腔热望和信心，在没有路标的群山中，寻找着埋藏在深处的宝藏。

一路走去我没有失望。很快，我就按院教务处的要求，报了自己的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世界文学中的幽默》——学院很快地批准了这个教学计划。

此后的两个月，我徜徉在世界文学的幽默海洋中。经过艰辛努力，终于写完了《世界文学中的幽默》的讲稿。

当我穿上新买的翻领西服，半旧的皮鞋擦得锃亮，兴奋地从西安北郊郝家村西安外语师专家中，踏着自行车，在寒风中几乎横穿西安南北市区，行程十几公里，赶到西安外语学院，讲授自己的第一节《世界文学中的幽默》课时，迎接我的不是西安外院学生们的掌声，而是挂在我宿舍门鼻上一张两指宽的纸条，上边有一行歪歪扭扭的字：

陈孝英老师：

你所开设的《世界文学中的幽默》课程，学院因担心学生大都是学语言的，文学水平较底，很难接受这种过于理论化的课程，经研究决定取消。

院教务处

即日

踏了一个多小时的自行车，头上冒着热汗，手冻的僵硬，看完这张通知，我突然从心底升起一股疲劳感。我用僵硬的手打开门，瘫坐在椅子上，身上、头上的热汗退去，浑身冰凉。

渐渐地从疲劳中缓过神来，拿起那几张自己精心绘制的讲课图表，我轻轻地一下一下，将它们一点一点撕的粉碎，就象那张仍挂在门上的通知，一下一下撕碎我的心。

当我拿起那一摞讲稿，继续准备一撕到底时，突然我停下了手，想起了不久前读到的一个故事：

一个勘探队的工程师去深山探矿，突遇多年不遇的恶劣天气，几个勘探队的工作人员失散了。很快大家都获了救，唯独那个拿着矿样资料的工程师迟迟找不着。三天后当大家找到他时，工程师已昏迷不醒人事，但怀里却紧紧抱着那些沉甸甸的矿样石头。几天后工程师获救醒来，有报社记者上门采访，当询问工程师用自己的生命保护矿样，有何感想时，工程师谈谈地说：“生命只属于个人，矿藏是属于人类的。”

我那颤抖的手，停止了对自己心灵的撕扯。

——10年以后，正是在这些没有被毁掉的讲稿基础上，几经周折，数度改写、压缩，我出版了自己的一部重要学术著作《幽默的奥秘》。

心里的小虫还在蠕动，这只文学的小虫又让我的心痒痒起来，我没有停止脚步，我在寻找新的时机。西安外语学院讲不成，我就打起爱人单位——西安外语师专的主意。因我在师专属于家属类人员，固然住在师专，但对师专的人并不是很熟。于是我就三番五次游说爱人，让她出面和师专的教务处讲，在师专开设《世界文学中的幽默》讲座。

爱人一脸不悦，对我提出的问题一直采取回避态度。没有拒绝就意味着有可能接受，架不住我隔三岔五的“进攻”，她有条件地同意了：只帮我在师专教务处那里提一次，对方如果没有下文，决不去问第二次。条件虽然有些苛刻，但有机会总比没有机会好的多。在我提出——和教务处长谈此讲座，应是郑重其事，而不是随口一提的原则下，夫妻双方达成一致。

这之后的一些日子里，我每天下班后回到师专的家里，第一件事情就是在爱人的脸上寻找这件事的答案，自始至终都没有找到。

一个大雪纷飞的下午，我在外院接到爱人的电话，师专的教务处领导，让我去师专谈谈有关《世界文学中的幽默》讲座的相关事宜。我放下爱人的电话，跨上自行车，一头钻入纷飞的大雪中。

纷纷扬扬的大雪越下越大，飞舞的雪花不断钻进我的脖子里，落在眼镜上，眼前的视线愈发模糊，地上的积雪让道路越来越滑，渐渐地又有雨水从天空跌落，很快就成了雨夹雪。终于在一次捏闸时，自行车滑倒在路上，我重重摔倒在地，眼镜也滑出很远。顾不着身上的痛疼，抓起地上的眼镜，用衣角三下两下擦净，扶起自行车，我又冲进风雪中。

我心里只有一个信念，不能迟到。第一次和师专教务处的领导见面，迟到也许会给对方留下不良的印象，这种印象或许会影响他们日后对讲座的决定。当我冒着风雪准时走进师专的教务处时，浑身已经湿透。

当天晚上，我的体温就开始上升，连续发了三天高烧。我是头上顶着湿毛巾，手上打着吊瓶，得知师专同意开设讲座的。

几天后，我依旧穿上那件新买的翻领西服，依然把那双半旧的皮鞋擦得锃亮，在西安外语师专学生们热烈的掌声中，我迈着自信的步伐，走上了讲台。

我环视了一下全教室的同学，转身用粉笔在黑板上，用微微颤抖的手，写下大大的二个字：“幽默”。

或许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当我1979年冬天在西安外语师专课堂的黑板上，写完那两个大大的“幽默”后，我再也无法在自己的文艺理论、文学批评的艺术生涯中，将那大大的“幽默”二字擦去。

幽默，她成了我的“终生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