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班长

常军秀

我的班长严加平，浙江杭州人。1971年参军在上海警备区警备团三营九连（南京路上好八连是他们的邻居）服役，1973年初调到上海警备区奉贤县中队（由奉贤县武装部管理）任我们一班长，在这里我认识了他。

一开始，看他似乎有一种清高、自命不凡的感觉，熟悉后说起来，他苦苦一笑，可能是吧，领导看不惯就把我从警备团拨拉到县中队，降格了。

我的班长一开始对我一般，只是后来两种情况改变了他的看法。一是他知道了我父亲是12军34师炮团副团长，他父亲是浙江省军区作战处副处长，我们有共同的经历都是军人后代；第二，可能是军人后代基因所致，我的军事动作、军事技术不错，尤其是刺杀中我连续突刺的动作和班进攻战斗中小组的灵活指挥，受到他赞许，便对我另眼相待了。

在班里，他特别对军事情有独钟，言谈举止都离不开军事。经常和我探讨一些部队装备、发展趋势，交流一些军兵种知识，窥探美、日、苏军武器、装备等。我们作为警备部队和野战部队不一样，任务就是站岗、放哨、巡逻、执勤。可他非要再增加一些刺杀、投弹、军体内容，战术训练上级就没有安排，他却独出心裁组织我们一班搞进攻战斗中的步兵班训练，真有些“单纯军事观点”的做法。训练时，他经常让我做些示范动作，以带动全班尽快掌握技能，当时我们相处就是这样简单、原生态。文革期间部队以突出政治为主线，对军事不重视，组织这些训练领导也无所谓。而城市兵吃苦耐劳、生产劳动、任劳任怨、公差勤务等方面远不如农村兵，而提拔干部这方面上级领导考虑和偏重一点。我和班长交流过，农村兵回去还得种田，提干是唯一出路，咱们是城市户口退伍后都有正式工作，没有必要在这方面刻意努力和争取提干。

1975年3月班长退出现役，但在安排上却出乎意外，不尽人意。不知什么原因，只说为了弟弟能留在杭州，他被安排在杭州市诸暨县，分配到了诸暨绢纺厂。1978年4月我也退役回到了山西太原，从此，我们就失去了联系。

到了20年后的1998年，我试着给诸暨绢纺厂人事科、办公室、工会打了电话，回答要不是查无此人，要不是不认识，怪了，班长去哪了？人老了就开始怀旧，2005年我通过公安部门一位朋友查到了班长在浙江省德清县，我按照人口基本信息里的户籍地址写了封信还留了我的手机号码，结果仍是石沉大海。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突然接到一个女人的电话，带着歉意说我是加平爱人，他下岗了，心情不好，身体也不好，没心思回复你，代告你一声，对方电话就挂了，没容我多问，也不敢多问。放下手机我心情沉甸甸，当年一个单纯、酷爱军事的班长就是这样结局？

不由得静下心来反思过去，反思自己。看来当年我和班长的思路错了。当时我们应该刻意的、有心计的或通过关系在部队提干，日后转业留在上海，人生结果应该会比现在好。当时也有这种人脉关系和条件，比如我父亲的战友宋广华是上海市南汇县武装部长，他在1974年还专程到奉贤县看过我；我父亲所在炮团通讯报道组长施效法因文笔好，被调到南京军区《人民前线》报社当记者后任新闻部副主任，按现在思维，找他们活动一下提干应该不是问题。人们常说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当时别说去做，想都没想到，足见我们年轻幼稚、思想单纯；也说明那时党内、军内风气正，领导干部尊规守纪，清正廉洁，不徇私情，不为子女考虑和安排前途。也怪我们自持优越，盲目乐观，没有努力，失去了留在上海的机会，造成终身遗憾。

2019年5月，我们炮团发小在浙江金华聚会，本想去德清找找班长，但苦于没有详细地址，加之着急赶回家照看外孙女，未能如愿。借着国家采集登记退役军人信息，2022年4月我又试着给德清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打了电话，恳求帮我找找班长，回答是没有信息，没有登记，我又一次懵了。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白驹过隙，光阴似箭。和班长分别已近半个世纪了，我们都进入耆耋之年，真想有生之年相见一面。

班长严加平。

退役时送我照片的留言。

我1978年退伍证上的照片。

1973年入伍时与父亲和弟弟留影。

在上海师范大学五七干校的执勤照。

和当时上海最高建筑“上海国际饭店”合影。

部队当时装备最好的北京212，我们对其情有独钟。

1975年在苏州木渎训练场打坦克。

1982年作为太原市南城区基干民兵赴张家口学习、参观第二炮兵（现在的火箭军）部队与当时“红旗二号”型导弹合影（最后一排右5是作者）。

退役后参加民兵手枪射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