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回忆录

马平安

热土—（三十三） 《回京探亲》 　　和耀华分手以后，乘车经过宽阔的天安门广场时，我的眼前浮现出1964年和1965年参加国庆典礼时那的场面，仿佛那一切就像是昨天发生的事情。 能够并排行驶二十辆解放牌卡车的长安街两旁，耸立着一座座新中国成立后建造的宏伟建筑以及明清两代流传下来的皇家园林，吸引着我的眼球。 人们穿行在车水马龙的街道两旁相互礼让，城市交通井然有序。眼前的一切让我感觉是那么的亲切。我推开玻璃窗，呼吸着窗外的新鲜空气，心情无比舒畅。 　　随着汽车的前行，我的心早已飞到了家中。当那片熟悉的住宅映入眼帘的时候，我不由得加快了脚步。 怀着激动的心情推开院门时，只见妈妈端着面盆正准备去厨房做饭。 “妈妈，我回来啦！” 妈妈被儿子的突然出现惊呆了，她茫然地盯着我，面部的肌肉不由得抽搐了两下，手里的面盆眼瞅着向地面倾斜下去。我急忙向前跨了两步用手接住了即将落地的面盆。 妈妈激动地对我说：“平安，你怎么事先也不给我们来个信儿啊？我和你爸天天都念叨你。你爸说等天凉了，地里的活儿干完了，你兴许就能回来啦。妈天天盼着你回来，没想到你不言不语儿地一下子就回来了。” “路太远，我没法儿计算到家的准确时间，担心提前和您说了，您准得天天惦记着我在路上的情况，晚上肯定休息不好。所以就没写信告诉您我要回京探亲的事儿。”我一边回答着妈妈的问话，一边端详着她。 不到一年的时间，妈妈老多了，她的前额和眼角上又多了几道皱纹，尤其是她那满头的乌发里面掺杂了几丝银发。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看来还真是一点儿不假呀！看到母亲因为日夜为我操心而消瘦的面孔，我不由得感到一阵酸楚。 此时我早已把进门之前想好的那番话忘得一干二净了。 作者的妹妹 因为今天是星期天，爸爸和妹妹都在家。他们听到院子里的说话声急忙跑了出来。 “哥，你回来啦！怎么事先没听你说呀？”妹妹见到我高兴极了。 爸爸笑着走到我的面前，仔细地端详着我，一板一眼地说道：“嗯，就是晒黑了点儿，长得倒是挺结实的。” “爸，您和我妈身体都好吧？我怕路上的时间不好计算，让您和我妈惦记着着急，所以就没写信告诉您。” “嗯。”爸爸一边答应着一边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笑。 邻居家的大叔、大婶听到我们在院子里的说话声，也从屋里迎了过来。 “大婶，您和我大叔身体都好吧？” “都好着呢，平安，你可回来啦。听人说去陕西插队落户可艰苦了，有的地方连窝头都吃不饱，你妈知道后整宿整宿地睡不着觉，你们那儿真是这样吗？” “就你话多，人家孩子刚回来说点儿什么不好呀，偏得哪壶不开提哪壶，你可真是的。” 大婶受到大叔的责怪后，连忙解释说：“我这儿不是担心平安在外面受罪吗？你大叔说的对，得，咱们今个儿不提这事儿，大伙儿说点儿高兴的事儿。” 　　“走，咱们进屋说去。”爸爸招呼着大家。 我走进屋，眼前的一切感觉是那么的亲切，墙上依然挂着我上学时获得的奖状。 “爸，这些奖状您还挂着哪？” “哥，你走后，爸爸一闲下来总是默默地看着这些奖状愣神，就像是在回忆他自己的经历似的。” 听妹妹这么一说，我情不自禁地想起每次将这些奖状带回家时的情景。尽管爸爸从来也没有开口表扬过我，但是从他那发自内心的微笑中，我依然能够感受到父亲对儿子的关爱与赞许。 记得有一次，我放学回家看见爸爸正在桌边吃饭，我得意地将手里拿着的奖状递到了他的面前：“爸，这是我今天刚得的，让您高兴高兴。” 爸爸接过奖状，从桌上拿起那副老花镜仔细端详了一阵，带着几分失望的语调对我说道：“又是体育项目的，哪天给我拿张学习方面的奖状瞧瞧！” “嗯。”听了爸爸的话虽然心里有点儿不舒服，可是嘴上还得答应着。我很清楚他是怕我净顾着锻炼身体而耽误了功课。 平时爸爸对我参加体育训练很支持，他经常对妈妈说，让孩子出去锻炼锻炼好，拿不拿奖状是小事，关键是增强了体质，有了好的身体将来对工作学习都有好处。 我曾经因为几次训练比赛造成骨折，爸爸都没有因此而阻止我继续参加体育锻炼。 　　1998年应于明同学的邀请，在他家里师生一起聚会时合影留念。后排左起：王蕴文老师，付淑兰，宁银花，王秋元，马平安，前排左起：苑淑贤，于明。 　　记得上学那会儿我的数学和英语成绩也不错，每次考试总是早早地就把题答完了，基本上都在95分左右。如果我能够安下心来仔细地检查一下，成绩肯定会更好。 为此，班主任王蕴文老师不知嘱咐过我多少次，做事要认真仔细。 可是那时候我心里就像长了草似的静不下来，满脑子装的都是与学习无关的事情，一心只想着训练、比赛、和同学们在一起玩。 许多年过去了，每当我回忆起上学时的那段日子，就会想起曾经教诲过我的王蕴文、段忠民、郭榕德、权富荣、王文魁和席启众等各位老师的恩德。 　　1996年高衍柱同学组织全班师生聚会时，部分师生合影留念。左起：王兴，郭蓉德（数学课老师），马平安，权福荣（政治课老师）刘友奇。 　　2017年去郊区文化村看望多才多艺的段忠民老师时，在他家院子里合影留念。 　　妈妈把我拉到她的身边坐下，关切地问道：“跟妈说句实话，你们那里是不是真的粮食不够吃啊？” 我望着妈妈那双焦虑的眼神，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笑着对她说道：“妈，陕北地方大了，有些个别地方生活确实很艰苦。比如说吃水问题，有的知青住在山上，井却在山下，来回路程比较远，有的地方甚至得用毛驴驮水吃。另外有些生产队山地多川地少，如果赶上干旱季节庄稼肯定收成不好，粮食欠缺的现象是常有的事。不过这些村子都在偏远的地区，我们那个村子在洛河边上，不缺水。村里基本上都是川地，一年种两季庄稼，能缺粮食吗?妈妈见我说得头头是道，脸上露出了笑容，我一见心里暗自高兴。 妈妈一辈子没出过北京城，对于农村生活没有一点儿概念。为了孝顺父母，不让他们为我的生活处境担忧，我不得不编排出这套善意的谎言，解除妈妈心中的苦闷与忧虑。 爸爸小时候在农村呆过，而且丰富的人生阅历使得他看问题有着准确的判断能力。他一声不响地看着我，自言自语地说道：“看来这次去陕西插队没白去，成熟多了，身体更壮实了。” 为了防止大家再问我一些不好正面回答的问题，我对坐在对面椅子上的大婶问道：“大婶，鸿禄回来了吗？” 我的话还没落地，大婶的眼圈就红了。 　　上中学时，我带着鸿禄一起和同学们去紫竹院公园时合影留念。左起：魏志远，李常有，汪铁亮，费鸿禄，马平安。 　　这孩子一点儿信儿都没有，多让人着急啊！他比你走得还早呢，一晃都一年多了。” 大婶说着说着眼泪顺着面颊流了下来，看到大婶这么伤心，我真后悔刚才不应该提这个话题，可是话已经说出口想收回来是不可能的，我只好顺势往下说了：“大婶，您不用着急，现在天凉了，地里也没有什么农活了，过不了几天鴻禄准能回来，说不定这会儿他就在返城的路上呢。” 大婶听我这么一说，脸上顿时“阴转晴”了。“瞧平安这孩子，真会说话。两句话就把你大婶哄乐了。” 鸿禄是大婶的小儿子，比我小两个月，我们俩从小一起上幼儿园、上小学，中学虽然不在一个学校，可是只要一回到家里，俩人几乎是形影不离。 他1968年9月就报名去了内蒙古插队落户。离京的那天我去车站送他，当列车开出站台的那一刻，我们哥儿俩伤心地落下了眼泪。“ 你这次回来，路上走了几天啊？” “三天，从队里出来坐的是顺车，到西安以后换的火车。” “唉，这么远的路，真够难为孩子的，赶紧吃点儿东西洗洗脸好好休息一下吧。” 大婶的话一下子提醒了大家，妈妈赶紧起身问道：“告诉妈，你想吃点儿什么？妈给你做去。” “什么都行。” 我着实有点儿饿了，再加上两三天没有脱衣服睡觉了，此时眼皮一个劲儿地往一块合拢。 妹妹急忙给我打来了洗脸水，我索性脱掉了上衣，露出了满是肌肉疙瘩的臂膀，爸爸看着我满意地笑了。 　　一周后鸿禄回来了，我们哥儿俩紧紧地相拥在一起，久别重逢后的喜悦令人沉醉，仿佛忘掉了不久还要重返农村的忧虑。 哥儿俩在一起像是有一肚子说不完的话，从当地的风土人情到知青的生活环境，从每一件生活小事，谈到今后的前途与归宿。我们虽然都是去农村插队落户，由于所处的环境不同，所以经历的困难也各不相同。 我去的是陕北贫瘠的农村，那里缺水少粮。鸿禄去的是一望无边的内蒙古草原，常年以放牧为生。每天不用翻山越岭干那繁重的农活儿，也不会因粮食短缺而饱受饥饿之苦。更让我羡慕的是，他们那里不但能够吃到牛羊肉，而且每天还能够骑在马上，在一望无边的草原上放牧歌唱。 但是美中不足的是队与队，甚至户与户之间相隔的距离都很远，不能经常与同学们相互交流，精神上感到十分的孤独。要想解除这种缠绵的寂寞，只能从小说或是收音机里去寻觅快乐与寄托了。 　　他们那没有正式的道路，外出办事不是骑马就是坐马车、牛车。茫茫的大草原上没有路标，没有经验的人在草原上行走是很难辨认方向的，遇到恶劣的天气时特别容易走失。尤其让他们感到困惑的是，全大队没有一个女知青，单调的生活让人感到十分的乏味。就像美味的饭菜里面缺少佐料一样，让人感到遗憾。精神上的清贫寡欲令枯燥的日子十分难熬。鸿禄讲话：现在年龄小还好说，可是以后怎么办呢？ 又过了几天安娜也回来了，我们上幼儿园时就在一起，直到插队前一直保持着联系。安娜是个外表文静，性格开朗的女孩。受家庭环境的影响，她无论是穿衣打扮还是言谈举止，总让我感觉与众不同，尤其是她那爽朗的笑声对我极富感染力。她为人和善、乐于助人、说话从来不带脏字，更不会和别人吵架争斗了。 　　1958六月西城区百万庄幼儿园，为欢送即将上学的小朋友，幼儿园领导组织全体老师和小朋友们合影留念。 安娜上幼儿园的时候，她的爸爸妈妈就常给她买一些识字用的画片和书刊，上学以后还专门给她和妹妹做了一个小书架，里面放着爸爸妈妈给她们姐妹俩订阅的小朋友画刊、少年报以及其它一些少儿读物。 那时候能够享受到课外读物的孩子可是不多啊！当人们的生活水平和思想理念还停留在温饱问题上的时候，她已经尝试到文化知识和少儿教育的超前享受了。 小时候我和安娜经常在一起，我们每天做完功课就在一起聊天、看课外书。那时候我除了能够享受免费看书以外，还经常从她那里学到一些课外知识。 安娜受遗传的影响从小视力就不好，上学没多久鼻梁上就架起了一副白色的眼镜，看上去显得更加文雅。尤其是她讲话时习惯地用纤细的食指和中指向上推起镜框的细微动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不可能懂得什么是爱，但是心里总有那么一种感觉——愿意和她待在一起。我们从来也没有为某一件事情而争得面红耳赤，更不用说吵架赌气了。我们彼此十分了解对方的脾气、性格、兴趣和爱好。无论遇到什么事儿，总是能够不约而同地猜到对方心里在想什么，而且相互理解、相互谦让，让人感觉心情十分舒畅。 然而在选择人生道路的问题上，我们却没有相互通气，甚至在她选择去内蒙插队落户临走的时候，连招呼也没打就悄悄地走了。对于她的这个举动，我心里始终是个迷。 尽管插队离京才不到一年的时间，但是我却感觉自己长大了许多。遇到问题也养成了先思考、后处理的习惯。 我暗暗下了决心，等有机会再见到安娜的时候一定要向她问个清楚，这样也好让我对未来的生活有一个选择。 安娜回京的第二天中午就来我家了。记得当时我正在收拾桌上的碗筷，伴随着一阵熟悉的脚步声院门被敲响了，我猜想着不会是安娜来了吧。急忙将手里的碗筷送进了厨房，打开院门一看，果然是安娜来了。 她比我早四个月离开北京去内蒙古草原插队，一晃已经有一年多没和她见面了。安娜依然梳着齐耳根的娃娃头，白嫩细腻的脸蛋被草原上炽热的阳光晒黑了许多，鼻梁上依然架着那副白边眼镜，镜片后面那双水灵灵的眼睛透着一股耐人寻味的灵气。 她穿着一件蓝色的中式棉袄，下身穿着一条蓝色的条绒裤子，脚上穿着一双黑条绒白塑料底的布鞋，让人感到耀眼夺目的是那条披在肩膀上的蓝色拉毛围巾。 那时候的女孩子大都喜欢浅灰色的拉毛围巾，她为什么要选择一条蓝色的呢？我猛然想起上学时她曾问过我喜欢什么颜色，因为我喜欢大海，所以随口告诉她我喜欢蓝色。她不会是因为我的那句话，才选择蓝色的吧？ 我极力控制着兴奋的心情，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对她说道：“你回来啦，进屋坐吧。” “嗯！”安娜微笑着随我进了屋。 “大妈您好！您身体好吧？” “ 安娜来啦，快坐下让大妈看看。这么娇贵的姑娘也去农村啦你爸爸妈妈这一年多急坏了吧？”妈妈慈祥地拉着安娜的手，看得人家安娜羞红了脸。 “倒是没见瘦，就是晒黑了点儿，你们那儿粮食够吃的吗？” “大妈，我们插队的地方是半农半牧，不但粮食够吃，而且还有羊肉吃呢！” “那敢情好了，我说你怎么一点儿没见瘦呢，要是平安在你们那儿就好了，他们那儿别说吃羊肉啦，听说有些地方连饭都吃不饱。插队之前的动员会上，说延安建设得可好了，用不了多久还能通火车呢。真没想到老区解放这么多年了，老百姓的日子还这么苦。” “妈，瞧您，说起话来就刹不住车，让安娜坐下来喝杯水您再说，成不成啊？” 我的话让安娜忍不住笑了起来。听着她那银铃般的笑声，使我回忆起了许多往事。小时候安娜喜欢坐在桌前静静地看书，我却喜欢运动，是个典型闲不住的人。 在安娜的影响下，我慢慢地也喜欢看书了，尤其是那些描写前苏联卫国战争中英雄人物的书籍，这些英雄人物像影子一样铭记在我的脑海里，影响着我的一言一行。 上小学以后我们的课外活动就更丰富了。周一、周三、周五下午放学后，去什刹海体校练习体操，安娜则参加了舞蹈队。周二下午放学后我参加学校组织的绘画组，安娜见我学习绘画，她便爱上了刺绣。她用灵巧的双手编织出一幅幅精美的作品，博得了众人一致的好评。 周日我去游泳馆参加学校组织的游泳队。安娜也不甘示弱，她也参加了游泳队。到了冬天我去什刹海滑冰，她也去了。由于她有良好的舞蹈基础，我在冰上奔跑，她却能在冰上翩翩起舞，她那优美的舞姿常常博得围观的人阵阵的喝彩与掌声。那时候我们嘴上谁也没有表露什么，可是彼此之间却感觉是那么的相融与默契。 “安娜，你从小没离开过父母，真想不到你居然一走就是一年多没回来，你可真行啊！” “我们一起去的几个同学谁也没回来，我怎么好意思请假呢?” “那你这次怎么回来了呢？” “妈妈写信告诉我，说你和鴻禄都回来了，她和爸爸都很想我，让我请假回来的。”安娜看着我一边说，一边腼腆地笑了。 不知为什么原本在我心里想好的那些话，此时却无论如何也说不出口。 “你这次回来有什么想法和打算吗？” “没有，天冷了我们那边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我们一同回来的几个同学商量好了，准备过了春节就回内蒙去。你呢？” “我和你想的一样，也准备过了春节回去。” “听说你们那里很苦，是吗？”安娜收起了笑脸，认真地问着。 我向里屋望了一眼发现妈妈正在整理东西呢，没有注意我们的谈话。 于是我对安娜说道：“糠菜半年粮，我这次回来一是为了探亲，其二也是为了躲避粮荒的，我们已经把全年的粮食全都吃光了。” 安娜听了我的话，低着头陷入了沉思。我望着她那从来没有过的表情，后悔不应该告诉她实话。为了缓解一下她的情绪，我笑着对她说：“别难过了，饿不着我。” 安娜听到我的笑声，慢慢地抬起头深情地望着我说：“要是能够转到内蒙去就好了,我们那儿不愁吃喝。” 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欢喜，笑着问安娜：“你真是这样想的吗？” “当然了，你为什么要这样问我呢？” 我回避了安娜的直接问话，顺口说道：“我试试吧。我有个表弟也在内蒙插队，我们从小感情就很好，我和他商量一下，看看能否调到他那儿去。”我边说边朝安娜笑着。 安娜似乎领会了我的意思，兴奋得涨红了脸。她朝我笑着说：“哼，你还挺聪明的啊，如果你真的能够调到内蒙古的话，以后我们离的可就近多了。”我望着她高兴地笑了。 玉森是我众多表兄弟姐妹里接触最多的人，我们俩和他的弟弟玉民从小就相处得十分融洽，谁有好玩的东西只要对方喜欢，从来都是不加思索地拱手相送。 玉森人很聪明，学习也很用功，上初中的时候考入了一所男校，在班里是优秀生。“上山下乡”运动一开始，他就主动报名去了内蒙古插队落户。 　　1968年8月25日，我送玉森弟去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四子王旗宝力兔大队插队时，在北京站合影留念。左起：马平安，关玉森，关玉民，前排右一英霞妹妹。 临出发那天我和舅妈（玉森的母亲）还有我的表弟玉民，表妹英霞一起去北京站送他。当火车启动的那一刻，我的心情十分难过，一想到今后兄弟俩天各一方，那种难分难舍的感情冲垮了我的心理防线，伤心的泪水不由自主地夺眶而出。那一刻的情景在我的心中成了永恒的记忆。 1969年10月份以后，各地插队知青陆续返城探亲的人越来越多，表弟也是在这个时候回来的。 我得知他回来的消息立即乘车去找他，小哥儿俩一见面真是有说不完的话。 长辈们听着我们小哥儿俩谈论各自下乡遇到的新鲜事，一会儿嘎嘎地笑个不停，一会儿又为我们遇到的困难急得皱起了眉头。 尤其是当我介绍到陕北人民的生活处境时，他们的心情立刻沉重起来。尤其是姥爷、姥姥、舅舅、舅妈，从我小的时候起他们就特别的疼爱我，当他们知道我所处的环境粮食不足，缺医少药、烧柴吃水都很困难的时候，特别为我的生存条件担忧。 舅妈首先提出：“平安那里的生活环境实在是太艰苦了，哪天让玉森和他们队上的领导说说，干脆把你调到他那儿去吧。你们小哥儿俩要是能在一起的话，互相还能有个照应，我们当长辈的也就放心了。” 舅妈的话得到了亲人们的一致赞同，姥爷担心地说道：“这个主意好，只是不知道行不行。” “我听玉森说，书记和队长对他的印象很好，让玉森先给大队书记写封信，求人家给办一下试试。”舅舅看着我和玉森，既像是在安慰我，又像是给玉森布置任务。 我望着舅舅那坦诚忠厚的样子，心里埋下了感激与报恩的种子。 “哥，这件事你就放心吧，你的事就是我的事。这回只要书记和队长能给我哥的事情办成了，我一定好好的谢谢他们。” 玉森是个急脾气的人，除了办事认真细致以外还特别爱动脑筋，无论与谁相处关系都处理得很融洽。 “把你调到玉森那儿去，不知道你爸爸愿意不愿意？” 舅妈的问话让我感到很吃惊，我不解地说道：“这样的好事，他高兴还来不及呢，哪能反对呢？”舅舅和舅妈看着我笑了笑没说什么。 　　舅妈的话提醒了我，回家的路上我一直盘算着该如何把这个想法告诉爸爸妈妈。 爸爸这个人考虑问题周到细致，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超前的意识，常常会让人感到意想不到的惊喜或者是困惑。 为了创造一个良好的谈话氛围，在爸爸下班到家之前我将暖壶用清水里外刷洗得干干净净，然后到酒馆打了满满的一壶啤酒。同时还买了一盘五香花生米，一盘蒜肠，并且炒了两个鸡蛋一块放在了桌上，等待着爸爸回来后批准我心中已经酝酿了许久的“会合计划”。 细心的妈妈观察着儿子今天异常的表现，脸上露出了一种疑惑的神情，她猜测着这个从小就很淘气的儿子，今天不知又要导演一出什么意想不到的戏呢。 此时我的心里已经做好了两手准备，从尊重长辈的角度考虑，我应该把真实的想法告诉爸爸和妈妈才对。可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常常有这样的情况，讲了真话反而办不成事。必要的时候，善意的谎言往往是解除病痛的良药，甚至是救命的稻草。 如果他们不同意我的想法，那么实现一生愿望的途径，就只能采取暗度陈仓的招儿了。 爸爸下班的时间向来是准时准点儿，今天也不例外。听到敲门声我急忙迎了出去，顺手接过爸爸推着的那辆日产自行车，放到了窗台下面： “爸您回来啦！我把啤酒给您打好了，还是冰镇的呢。” 爸爸笑着走进屋，见我把洗脸水也给他准备好了，对我说道：“这小子，看来是长大了，小菜也是你买的吧？” “嗯，是用我自己挣的钱给您买的。” 爸爸站在脸盆前面，一边洗着手，一边聚精会神地思考着什么，好像没听见我在说什么似的。 　　“儿子刚才忙了好一阵，鸡蛋也是他炒的，你们爷儿俩先慢慢喝着，我去厨房给你们煮面条去。” 妈妈说完就进厨房忙去了。“是不是有事儿要对我说呀？” 我提着暖壶正往杯子里倒酒呢，猛然听到爸爸的话，我下意识地抬起头啤酒一下子从杯子里溢了出来，我急忙放下手里的暖壶，拿起抹布擦着桌上的啤酒，对于自己笨拙的表现心里感到十分的懊恼。 爸爸的文化程度虽然不高，但是他那丰富的生活经验和不平凡的人生阅历，铸就了他那刚毅的性格和识破一切真伪的眼力，让我从小就对他十分的钦佩。在他面前说谎话还不如实话实说更好些，免得脱了裤子放屁费事儿还招人讨厌。 “爸爸，这次回来我考虑了一下，想换个地方去锻炼。” “是去内蒙古吧？” 爸爸的话让我感到很吃惊。我还没和他说呢，他怎么就知道了呢？ “嗯，我想去玉森那儿。” 　　爸爸认真地听着，却没有说什么。他目不转睛地审视着我内心深处的秘密。 为了不让他发现我的秘密，我默默地在心里提示着自己，千万不要紧张、一定要沉住气、要镇静。 我尽量想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但是面对爸爸那双敏锐的眼神，心跳的速度明显加快了，感觉脸颊逐渐发热了。我默默地责怪着自己，为什么在爸爸面前心理素质总是显得那么脆弱呢？他要是识破了我的计划，那岂不是前功尽弃了吗！ “你现在已经参加工作了，不再是孩子了，对于自己的未来的确该好好考虑一下了。来，你也喝点儿吧！” 没想到爸爸会允许我当着他的面喝酒，我小心翼翼地给自己也倒了一杯啤酒，认真地听着爸爸对我说的每一句话： “你想去玉森那儿我不反对，换个环境还能多长些见识，受到更多的锻炼。同时也不用再为吃饭的问题头疼了。可是你想过没有，到了内蒙古你可能还会遇到新的问题。” 对于爸爸的话我没有马上表态，心里琢磨着其中的含义。不管怎么说，他总算是没有直接反对我去玉森那儿。 第二天早饭后，我急着去舅舅家报信，刚一进门看见舅妈正在院子里晾衣服呢。我刚要开口说话，舅妈首先对我说：“去玉森那儿的事儿，你爸爸同意啦？” “我还没和您说呢，您怎么知道的？” “还用说吗，同意不同意全写在你脸上啦。” 听见我和舅妈的说话声，玉森连忙从屋里跑了过来：“哥，大姑夫同意你去我那儿啦。”. 我笑着冲他点点头“ 这下可好了，下一步就看我的了，过些天就要过年了，我一会儿去商场，给队长和书记买点儿年货寄去。再写封信把事情说清楚，估计问题不大。” 玉森为了给我办事，比给他自己办事还着急。那些日子他又是买东西，又是给队长和书记写信，忙得不亦乐乎。后来听说连公社的头头他都求到了，真是竭尽全力了。 　　2012年去看望舅舅，舅妈时合影留念。 1970年的春节全家人过了一个团圆年，为了维持一个和谐快乐的局面，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心事藏在心底，表面上看着都很高兴，然而内心深处的那种忐忑不安让人十分难受。眼看着时间一天天的过去，内蒙古那边始终没有一点儿音讯，那段日子我的心情十分郁闷，正当我考虑着要重返陕北的时候，玉森突然兴冲冲地来到了我家：“哥，队里来信了，批准你去我们那儿插队啦！”“真的？”我兴奋得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小哥儿俩紧紧地抱在一起，泪水顺着我的面颊流了下来。 我们谁也没有说什么，那一刻我感受到了什么叫做骨肉亲情。然而，让我万万没想到的事情却发生了。 傍晚爸爸到家以后，我迫不及待地将这个消息告诉了他，可是不知为什么，在他的脸上我却没看到一点儿高兴的迹象，一种不祥之兆让我火一般的感情一下子凉了半截，难道真的要发生那种我不想见到的结局吗？ 想到这儿，我不由得心里一惊，盘算着如何应对即将发生的棘手事儿。 爸爸的脾气很爆，但却很少发作。平时对我和妹妹也不像妈妈那样唠唠叨叨什么都管，可又什么都管不了。 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特别淘气，老师经常找到家里告状，气得妈妈常常伤心地落泪。尽管如此她依然不忍心碰我一个指头，每次总是在爸爸下班回来之前，求得老师的谅解，哄着她赶紧离开我家，为的是让我免受皮肉之苦。 　　此刻，妈妈在一旁已经感觉到了，在这个本来很平静的家庭里今晚恐怕很难躲过一场不可回避的争执了。 就连胆小的妹妹也不声不响地躲进了里屋，悄悄地为自己唯一的哥哥捏着一把汗。 按照爸爸的生活习惯，一切收拾停当之后坐在桌前，等候妈妈把酒菜放在他的面前。 我拿着刚打好的一瓶散酒，佯装镇定地倒在他常用的一个酒杯里，双手递到他的面前，等候着决定我一生命运的“判决书”。 爸爸端起酒杯，一边细细地嚼着嘴里的小菜，一边慢慢地品着酒的醇香，默默地看着我一声不语。 此时屋子里很静，墙上的大挂钟“滴答、滴答”有节奏地走着，我忍受着沉默中的煎熬。 作者的母亲 “平安，爸爸不是不理解你的心思，可是你能理解我的感受吗？” 爸爸终于开口了，他没有发脾气，也没有一点儿责怪我的意思，倒象是在乞求我的理解与同情。 我从来没见过一向刚强耿直的爸爸有过这样的表情，那一刻我的思想防御被瓦解了。我用期盼与顺从的目光等待着爸爸对我的一生，作出重要的“批文”。 “人活着要有骨气，如果人家觉着咱的肩膀低，就不要在一起。” 我一声不响地听着他那番既像是说教，又像是自言自语的话语。 “婚姻的结合并非是两个人的事情，在它的背后谁也逃避不了家庭琐事和家族之间的群带关系。年轻人在选择伴侣时，往往偏重于外表和彼此之间的甜言蜜语，而忽视了人的本质、习惯以及遗传基因这些问题。” 我顺着爸爸的话，急速在脑海里寻觅着令人厌恶的感觉。当心灵上的扫描仪停留在那张对谁都不屑一顾的面孔时，痛苦与迷茫笼罩着我的心。我不得不承认爸爸的感受，但凡有点儿自尊的人，的确无法从心里越过这道鸿沟。我默默地低下头陷入了痛苦的选择当中。 “爸爸，让我认真地考虑一下吧，三天后再给您答复。”爸爸凝视着我没有说话。 三天后，我把最终的选择告诉了爸爸。我没有流泪，爸爸也没有因此而高兴。他扶着我的肩膀认真地说道：“世界说大也大，说小也小，有情无缘是走不到一起的，能够走到一起的人如果不懂得珍惜，早晚也要分开。 生活中能够用理性控制行为的人才算是智者。无论何时何地都要懂得保持自尊，希望你能够明白爸爸说的话。” 为了维护父亲的尊严，我痛苦地放弃了心中美好的夙愿。强烈的负疚感使得我整日心烦意乱，没有心情去做任何事情。在那些日子里我的情绪极度低落。面对我的痛苦爸爸妈妈看在眼里，疼在心上。 一天晚饭后，我闷闷不乐地坐在茶几旁边，目不转睛地望着莲花缸中的两条红帽子金鱼出神。 那红白相间的鱼鳞犹如一件华丽的外衣，宽大的尾翼好像一条漂亮的裙摆。它们围着碧绿的水草自由自在地追逐戏水，时而露出水面，时而潜入水底。水面上不时泛起一层层清澈的波纹和气泡，看着它们玩得如此开心，不禁令我生成一个神话般的幻想———人要是也能不受任何理念的束缚，像金鱼一样自由自在地生活该有多好啊！我聚精会神地沉寝在幼稚的遐想中，全然没有注意到此刻爸爸就站在我的面前。 他望着我那出神的样子语重心长地说道：“平安，爸爸知道你这两天心情不好，但是我还是想和你说上两句。不管你现在能否理解，总之我要告诉你，做人一定要懂得尊重自己，否则就永远也不会得到别人的尊重。有些事儿处理起来的确是痛苦的，但是痛苦一时远比隐隐作痛一辈子要强得多。” 我没有马上答复爸爸的话，感觉喉咙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卡住了似地难受。我抬起头望着爸爸那双期盼的眼神，细细品味着他话中的含义。面对复杂多变的大千世界，在痛苦的边缘我踩了一脚急刹车。 　　2012年和舅舅、舅妈一家人合影。前排左起：舅妈、舅舅、玉森弟、玉森的孙子、玉森的儿媳妇小慧、后排左起：英霞妹、玉民弟、弟妹燕茹、作者的妻子王志兰、作者马平安、五弟、马俊霞、弟妹燕芬。 　　随着天气逐渐转暖，我做出了重返第二故乡的决定。这个决定否定了玉森弟的付出，让我无颜面对他的一片真情。 告别安娜使得朦胧中的情感与我擦肩而过，那段日子我的心情无比烦躁，感觉心在流血。 脱离烦恼最好的方法莫过于变换一种思维方式，选择一种新的生活环境，让时间去愈合心灵上的伤口。 想到这儿，我毅然决定重返生命中的第二故乡——陕北黄土高原。 　　向热土一书在编辑与发行过程中给予我帮助和支持的亲朋好友们表示真心的感谢。 　　2018年与小学群群主，医学博士生导师董景五合影留念。 　　2018年邀请小学同班同学，在家里聚会后合影留念。左起：杨新荣，马平安，刘建华。 　　2018年小学同学聚会时，马平安和曾利民合影留念。 2018年马平安邀请小学同学来家里聚会时，合影留念。前排左起：周莹，李兰，刘建华，郭丽君，王志兰，后排左起：杨新荣，朱瑕龄，曾利民，董景五，马平安。 　　2018年董景五邀请小学同学聚会后，大家看望德高望重的景五母亲时，与老人家合影留念。 　　2017年小学同学在海定聚会时，合影留念。左起：董景五，周莹，朱瑕龄，刘建华，马平安，吴桐英，郭丽君，杨新荣，段晓瑞，李兰，刘纪宽。 　　2018年8月28日，原北京市展览路第二小学的同学们，为纪念加入少年先锋队六十周年，举办纪念活动后合影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