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大哥

腾云驾雾

　　大哥离开我们，一晃已经20多年了。和他共同生活过的日子，总是难以忘怀，想写出来，又几次动笔，几次搁置，总有一部廿四史，不知从何说起的感觉。

（这是大哥唯一一张保存下来的照片）

大哥是个很有才华的人，在故乡的县城一中读书时，也就十三四岁吧，他就能无师自通，把刘天华的好几首二胡曲演奏得二样不差。为此，省城里的一个剧团相中了，想把他要过去培养。可是，父母说，唱戏是下九流的行当，没啥大出息，硬是没同意他去。中学毕业后，做为唯一进县城读过中学的年轻人，他回村里当了孩子王。农村学校，条件艰苦自不必说了，学校办公室与生产队队部合用一座草房。一天晚上，隔壁正在开会，大哥却专心致志于阿丙的《二泉映月》。支书派人过来制止，他并没有从“二泉映月”的意境中走出来。因此，支书亲自推开门，劈头盖脑地教训了他一顿。

　　时隔不久，一场席卷全国的大鸣大放运动突如其来。大哥年少气盛，怀着对村支书的不满，也连着放了几炮：

“村支书是黑瞎子打立正，一手遮天！”

“他连拉二胡都不让，太不给人民自由啦！”

于是，他被软禁起来，成了大鸣大放运动的对象。负责搞运动的领导一再怂恿他，想让他更多地鸣放下去。然而，他毕竟只是一个十八九岁、涉世不深的年轻人，即便想鸣放都说不出什么来。爸爸知道后，心急如焚，打探消息，托人说情。在同时被软禁起来的亲戚劝说下，大哥终于同意认错，写了悔过书之后，得了个“靠右分子”的金箍，大年三十那天，被放了回来。 还是音乐老师，政治前途却没有了。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国家穷困，百姓挨饿。父亲和母亲刚进入矿山工作三四年，就先后从国营企业“下放”，变成了农民。大哥凭着教师的身份，是唯一一个还吃着供应粮的人。为了我们这几个仍在吃闲饭的弟弟妹妹，他没少替父母分忧。

　　深秋的一天夜里，大哥让我拿着袋子跟他悄悄的出去。北风呼啸，阴云密布，四周漆黑一团。除了远处不断传来的狗吠，一个夜行人的身影也没有。潜入学校，东张西望了一会儿，他鬼鬼祟祟地打开平时堆放鼓乐彩旗之类的仓库大门，把我拽了进去，说：“快，赶紧把麻袋灌满！”我一脚踩过去，有些发软，地上堆得满满的，却看不清是些什么。一麻袋灌完，又装了大半袋。背着这些东西，赶紧离开了学校。我知道，这肯定是吃的，可是背起来并不沉，不象是粮食。到家之后才看清，原来，那是学生“小秋收”采回来的水稗草草籽。这些勤工俭学的果实，校长还没考虑怎么处理呢。以后的日子，我们兄弟几个拉磨，筛面。筛出来的草籽面掺到玉米面里，又黑又糙，下咽时，直拉嗓子，难吃极了。但是，靠着那些窃取回来的草籽，我们挺过了不少的饥饿。全家八口，七抓八挠，总算半饥半饱地熬过了寒冷的冬天。

“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到来之后，大哥凭着文艺技能，“红”起来了。那时，他早已不再教学，而是去矿务局工程处工会任职，当上了半专业的文艺人。得知我能表演几首笛子独奏曲，他就把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的曲谱寄给我，让我练习其中的笛子曲。大多是每场开幕前的引子，此外，就是些零打碎敲的配器乐句了。整个寒假，我跟着他们剧团，跑了七八个市县巡回慰问演出。大哥是乐队的头儿，高胡、扬琴、唢呐、小号，一个人操持四五件乐器，还兼顾指挥，做得如信手拈来，有条不紊。尤其是扬琴，琴锤好象融入了他的躯体，一边敲琴，一边说说笑笑，却从来也不会错了音位，乱了节奏。代表矿务局演出，不管走到哪里，都是酒肉筵席。大哥和领导一桌，推杯换盏。我和演员坐在一起，那时是滴酒不沾的。一个月的演出结束，我从领到的１２０元钱中拿出２０元来，让大哥留着喝酒。他推开我的手说：“你在农场挺困难，我其实有吹笛子的人，找你，不就是想让你挣点钱，补贴补贴家用吗？”一一我，感动得无话可说！

也许是生不逢时，也许是普及的电视冲淡了他的才艺，也许是家庭婚姻上的种种不如意，不知什么时候，大哥从喝酒、好酒，竟然变成了酒癖，在单位排练节目，伏在扬琴弦上打鼾是常有的事。回家后则是每顿必喝，每喝必醉，每醉必吵，每吵必伤。墙上悬挂的黑管、板胡也不再高雅，变成了夫妻打架的武器。在这样的环境下过生活，怎么能不着急上火生病呢？

　　那一年的初冬，还不满五十岁的大哥肝炎住院，竟然一病不起，突然地辞世于转院途中的公交车上。

大哥走了，带走了让人惋惜的文艺才能；

　大哥走了，带走了没完没了的夫妻纷争；

大哥走了，也带走了难以割舍的手足之情。

　如今，我也好喝点酒。可惜，好酒的父亲走了，好酒的大哥也走了。端起酒杯，时常会想起与他们一起喝酒的日子。孔子的弟子子路贫穷时自食野菜，常于百里之外负米侍奉双亲。显达以后，父母辞世，而使他失去了继续孝养双亲的心愿。我虽然没有显达，现在也衣食无忧，家境丰盈，供父兄酒喝，不在话下。可惜的是，正如子路所言：“虽欲食黎藿，为食负米不得也。”

　大哥，你走的太早啦！

腾云驾雾于2009年2月21日完稿

2022年6月11日第二稿

（以上绝大部分图片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