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国进修记

博士舟

出国进修记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随着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进展，国家选派技术人员出国进修的活动在全国开展，我所在的航天部研究院所也在有计划地推进。选拔的过程大致是，个人报名、基层考察推荐、参加专业选拨考试、国家统一组织外语考试、个人联系、有关部门批准。我记得我们研究所最初大约是80年81年，技术人员自愿报名参加英语选拔考试，报名人员很踊跃，有的英语考试只得了6分（100分满分）。我当时没有报名，一是觉得自己条件不够，还是老老实实干活吧。之后，每年选拨结果，全所几百名技术人员中都有几名被预选或考取，这鼓励我也希望得到出国进修的机会。到了1982年，二院由各单位选拨推荐了几十名，组织了英语考试预选，计划从预选中选出部分人员参加国家统一外语考试。结果参加预选人员考试成绩都不理想，院里决定参加预选人员全部参加国家组织的外语考试，並给出一个月的脱产复习准备时间。我读书时中学大学外语都是学习俄语，只到了大三大四，作为二外学习了英语，打了一点基础。虽然之后工作期间，为了阅读英语文献资料，一直坚持自学英语，水平达到了阅读英文科技资料可以离开字典、阅读速度也达到了一定水平，但由于没有经过基本功扎实的训练，对英语的读、说、听、写四个方面，只在读的能力上有一定水平，但也仅限于科技资料阅读，对阅读其他方面的资料（如文、史、社、日常生活等）因辞汇量不足、阅读能力很有限，而对于说、听、写三个方面，则几乎是空白。甚至对于英语水平考试考哪几个方面，考题类型都不了解，所以，虽然经过一个月准备，到考试时，拿到卷子（厚厚一叠）和戴上耳机考听力时，几乎一句也听不懂。考试完后，自知水平不是差一点半点，也就把出国进修这件事扔在脑后了。

领导对选派人员出国进修但一时选拔不出合格人选的事，比一线人员还要着急。 到了1984年9月，二院准备办一个英语培训班，在各单位挑选一批基础比较好的技术人员，准备经过半年培训，参加国家出国进修人员英语考试。我们所挑选了大约十人参加了英语培训班的入班考试。全院约一百多人集中在院图书馆大厅进行英语考试。考试内容包括英语听力和阅读（含单词、语法、阅读理解）两部分。满分为100分，录取线为30分。我考了50分，是我们所唯一录取人员。全院共30多人录取。培训班于84年十月初开课，课程包括精读、速读、听力、口语、写作5门，从社会上聘请了英语专业毕业的或在读研究生担任教师，精读课教材为文革前大学英语专业三年级课本，听力教材为香港出版的宇宙英语。由于学员中多数为文革前大学毕业原来学俄语人员，英语基础普遍较差；一部分为工农兵学员，英语水平也较差；少数为文革后恢复高考后入学的新大学毕业学生，英语水平相对较高。经过了半年的培训，于85年初结业，並又复习、准备了两个月，便参加了国家英语统考（EST），满分160分，高于120分即达到了出国线；高于84分则达到了培训线，经过再培训考试，达到120分才够出国线；低于84分则落榜。我们二院培训班人员参加统考约有半数达到培训线。我考了89分，需要进一步英语培训。当时根据国家派出国外进修人员统一计划，我被分配在归于国家科委口的项目，接收单位必须是研究单位（不能是大学）。由于归口国家科委，教育部不负责安排英语培训，但审批出国资质仍归教育部。后经航天部教育司与教育部协调，航天部安排英语培训並经考试合格，教育部予以认可。为此，我于86年3月由航天部教育司安排到南京航天管理干部学院英语培训班参加培训。我到了南京，培训班学员已开学数月，学员大部分是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文革后毕业的大学生），少数是文革前毕业的已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培训目的是参加教育部出国英语统考。我属于插班和强化培训，但上课内容是一样的，课程都是新概念第四册以及听力、口语及写作等。我的宿舍被安排在六人上下床空着的一个上铺。我由于睡觉能力差，对睡觉环境要求高，而同宿息多为年轻人，精力充沛，每天晚上睡觉晚，没有几天我就失眠了，晚上睡不着，白天学习没有精神。怎么办？出国进修的路我已经跨过了一大半，半途而废实在不甘心。那时外面租房还不像现在这样方便。难道坐以待毙吗？办法是人想出来的。当时学院管后勤和房屋的正好是我们所以前的同事，原来他们是转业军人，老家揚州，因为我们所七十年代末曾打算搬到揚州，他们为解决家属问题，从南苑调我们所，管后勤，后我们所计划有变，不去揚州了，他们又调到刚成立不久的南京航天管理干部学院，家属也从揚州调南京了。由于原来是同一个单位的，关系比较熟。我把自己的困难找管房屋的老王反映了，希望得到帮助。老王就把我和另一老同志安排到了一个原来的库房。这样我才得以顺利地度过了这一难关。

在二院参加英语培训期间，还参加了院里举行的出国人员专业考试，我以名列前茅的成绩通过了选拨。到这时在南京强化培训外语期间，组织上就通知我可以与我的出国目的国加拿大联系接收单位了。我通过杂志上的论文了解到一些适合我进修的单位和课题，我分别给安大略电力公司研究所和多伦多大学电气系等单位发信，很快有几个单位回函表示欢迎我前去参加他们的研究课题。到了六月份，我通过了英语培训考试，结束了南京的培训，回到了北京。此后我便一面准备出国事宜，一面参加所里将要上马的一个大型项目的调研、论证和协调。

在此前联系加拿大接收单位时，曾得知有一名在加拿大多伦多定居的老乡李先生，通过书信联系，这位李先生非常热情，积极帮我联系接收单位。到了八月份，安大略省电力公司研究所正式发了邀请函，我上报教委批准就做出国的准备工作。到了九月份，教委正式通知我去语言学院进行出国前的培训和办理出国手续。同时所里按规定发给我900元置装费。办完所有手续后，我于86年10月23日拿到了我的机票，票价为四千多元人民币，那真是一个天文数字，那时我的工资才每月八十多元。10月24日早晨我正式登上了飞机。先乘国航飞机从北京飞上海，在上海机场办出关手续后继续飞至东京。到下午四点多到达东京。这是我第一次离开生活了四十多年的祖国，到了东京机场转机时，由于没有经验加上英语水平不熟练，打听转机方式时，机场服务人员用英语告诉我下楼乘bus，我还纳闷：这里又不是市区，为何要乘公共汽车？实际上机场的大巴就是bus。这时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多，东京时间六点多，天已经黑了。最后我总算成功地登上了加拿大航空公司的由东京飞往加拿大温哥华的航班。在加航航班上我发现与中国航班一个明显不同之处是，加航航班上的乘务员几乎没有年轻漂亮的空姐，而是清一色的中年甚至老年男女。当然，讲一口纯粹的English。当晚饭快结束时，一四十多岁男乘务员到我跟前问：“Are you finished？”我回答：“Not yet。”这是我平生大概第一次同英语为母语的外国人用英语对话。飞机在空中飞行大约五六个小时天就亮了。到了当地时间约上午十一点，飞机到达温哥华机场。下了飞机观看周围，完全是一新的环境。机场候机两个多小时，登上了飞往多伦多的飞机。由于飞机上人没有满，加上一天来旅途劳顿，我在机仓后排找了一排空座位，躺下不一会就呼呼大睡。飞机飞行约六七个小时，到达了我此行的目的地多伦多国际机场，此时天已完全黑下来了。过海关时，海关官员大概看到我是一中国人，专门安排一华侨用汉语与我对话。第一句话就问我：到加拿大干什么来了？我用事先准备好的英语回答：“I am a visiting scholar and I will work for a year。”⋯。当他得知我先要到我的老乡家落脚，需要打电话与老乡联系而需要先兑换一些加币零钱时（出国时国家发给我400美元作为第一个月生活费），这位官员从口袋里掏出了几个25分钢崩儿交给我，让我在电话亭打电话，还说钱不用还了。我打电话给老乡很顺利。老乡让我在机场乘出租直接到他家。

我乘上出租车，告诉地址，司机说这个地址他清楚在什么位置。我坐上出租车一路上不停地观察窗外环境和市容。一会看到了高高竖在路边的广告牌，一会儿看到路边的隔音墙，总之都是以前未曾见过的。约半个多小时，出租车到了老乡所在小区公寓门口。车费约合27美元，我掏出30美元交给司机，用学英语时学到的句子说：“keep the change”(不用找零了）。司机高兴地与我再见。我到了老乡所住公寓一楼通过对讲机与老乡联系，老乡知道我已到楼下，就急忙从九楼到一楼接我。到了老乡家后，他一面为我热饭，一面和我聊天。

出国前全家合影

出国前俩女儿合影

多伦多

加拿大电视塔，建于1976年，高553.33米，曾是世界最高建筑

作者，多伦多安大略电力公司研究所实验室

作者

CN Tower Toronto Canada 1987

作者 Oct 1986 Toronto Canada

作者 摄于安大略电力公司研究所1987

作者 Algonquin Provincial Park

　　这位老乡姓李，我称李先生，六十多岁，以前与我並不相识，也不知道此人。他年轻时即离家在外。抗战时到重庆考入军队无线电学校，49年到了台湾，后因交通事故，受了轻伤而从军队转到地方。在台湾与同镇曹家一女士相识成家。70年代初携十岁女儿移民加拿大。李先生幼年丧母，由其二嫂照顾。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大陆与台湾隔绝了几十年后建立了联系，李先生多方努力与老家联系上了，还拍了照片寄给老家二嫂一家。这时其二嫂的女儿正好是我二哥（老家中学教师）的学生，在一次家访中，她们高兴地谈起其四叔（李先生）一家在加拿大多伦多定居，现在联系上了，还指着其四叔一家照片介绍。这次我公费出国到加拿大进修，就是通过二哥知道了李先生的地址。这次见到了李先生，他非常热情。李先生一个女儿，70年代初为给女儿创造好的学习环境，一家移民多伦多，当时李先生已四十多岁，靠自己打拼找到了一份工作，也攒下了三万多加元买下了一套属于自己的两居室公寓。女儿刚来加拿大时读小学，英语听不懂，靠中国人的刻苦努力和聪明天资，不到一年就赶上来了，此后年年学习成绩名列前茅，期末奖状两只手都拿不过来了。我这次去时女儿刚刚从多伦多大学毕业，在求职。不久被IBM录用。李太太娘家也是我们同一镇曹家。此时正回台湾照顾年迈的老母亲。过了几个月后回加拿大了，见到我这个从中国大陆公派到加拿大进修的老乡，非常热情亲切，不时邀我去家里做客聊家常。他们离开大陆已近四十年了，非常想了解大陆几十年的情况，尤其是目前的情况，他们很希望能有机会回大陆、回老家探亲。这是后话。

李先生两居室，把自己住的主臥腾出来让我住，自己在厅里支了一张床临时住。早晨早早起床做好早歺吃了饭便去上班了。晚上下班后路上买些菜、水果等，回家后再做饭。白天我到离住处不远的从大陆来多伦多留学进修的人员同学会办公处（作为初来者接待站）了解情况，联系租房，同时和我将要去工作（进修）的研究所联系，协商去所具体安排。在5天后，李先生告诉我有一处住房，其房客刚腾出，对外出租，一臥室约10平米，厨房与户主共用，卫生间与其他房客共用。租金每月180加元。如果要租，必须两小时内决定。我当下立即决定租下这个房间。第二天就搬家入住了。房主是香港人（祖籍广东人）。房主对大陆去的学生因为觉得太穷，很瞧不起，加上与房主共用厨房做饭，不方便，住了不足一个月就换到另一处住房了。这处住房卫生间和厨房都是房客合用，里面配置冰箱，房租160加元每月。房主也是香港华侨移民加拿大。我在这里一直住到回国离开多伦多的那一刻。

在安置好住宿后，我便正式到研究所报到了。接待我的是部门领导，他介绍了研究所和研究室的状况並询问了我的一些情况和想法后，就把我介绍给了课题负责人，香港籍华人，由他详细介绍和讨论课题情况。这位香港籍华人，在加拿大滑铁炉大学计算机专业取得硕士学位后在电力公司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约三十五六岁，叫Danny.Lao ，中文姓刘，我称呼为Danny。为我安排的工作是从事一项数据获取、处理的工作：把在某现场通过磁带机获得的模拟信息，从磁带机上读取，通过A／D变换变成数字信号，再通过富氏变换，分析数据，得出信号的频谱，再通过绘图仪把频谱画出来。我要做的工作就是编写计算机程序，把上述工作由程序自动完成。

我在国内大学虽然学的是计算机专业，但那时主要学习的是计算机硬件，毕业后二十年来的工作也都是有关电子线路、电子设备、计算机硬件的设计、调试和应用。我参与设计过小型计算机（相当于PDP11-34），具体承担存储器设计，使用当时从国外定购的半导体存储器芯片（4Kb每片）设计总容量只有32k*16b，在计算机研制成功后，又参与研制了以此计算机为核心的高速数据采集控制系统，作为发动机试车试验的研究工具。直到此时，还一直未使用过计算机。自从八十年代初，IBM公司成功推出PC机后，计算机的使用才从大型实验室和专业计算机程序员走向了普通科研人员。计算机软件是计算机的灵魂，离开了软件，计算机只是一堆废铁。认识到这一点，我从83、84年开始学习计算机的使用，並开始学习编写计算机程序。虽然陆续听了计算机语言方面的讲课，学习了一些计算机语言，但还没有真正编写调试过计算机程序，所以这次要从事的课题，对我来讲，並不是一项就经驾熟的工作，要克服一个个难题，但这也正是我学习新技术的好机会，我决心抓住这一机会，使自己的业务能力提升到新水平。除了要学习、掌握计算机语言（当时用fortran语言），还要学习使用一些通讯和接口标准，如232、GP-IB接口规范等，PDP11计算机VME操作系统等。在学习、工作中每前进一步往往都需要克服各种困难。遇到困难时，首先是自己分析，查阅资料和说明书等，反复思考、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通过实践验证，有时自己实在解决不了的时候，再去向导师或研究所其他有经验的专家，每当经过反复试验解决了一个难题时，心理上就会有一个很大的安慰和成就感。经过了几个月的努力，最后终于成功地完成了程序的编写和调试。此后就要用英文写出论文，这对我又是一项考验。好在周围同事都是“英语专家”，在写出初稿后请一老工程师帮助修改，並请研究室文书帮助打印（那时文件打印还不是自己用计算机处理，而是统一由文书处理）。经过不诫努力，终于较好地完成了课题任务，我自己也在计算机软件方面取得了一些经验。在回国后的工作中就发挥了我计算机硬件、软件方面都有经验的特点，在系统和总体方面发挥着作用。

在加拿大进修的一年中，除了参加课题外，我很重视这一难得的机会，广泛接触社会各方面，想尽量了解外国人的生活方方面面。加拿大是一个辐原辽阔、人口稀少而经济又很发达的国家。其面积比我国还要大，但人口只相当于我国一个人口数量排名较靠后的山西省。而GDP总量却在西方排名第七，和我国（当时）总量差不多。居民的生活水平很高，工资收入和社会福利在世界上也名列前茅。当时我们国家刚刚实行改革开放，经济还相当落后。刚到加拿大时，看到的方方面面都是新鲜的，从未见过的。例如商店商品琳琅满目，价格也不算贵（同职工工资比较）。一名工程师月工资约四千加元，而我这样的技术人员在国内月工资不足百元人民币。当时我们出国进修国家每月发给我们439加元生活费，而和我一起在安省电力公司研究所进修的SK技术人员，国家发给的生活费，第一个月三千美元（当时汇率约1美元＝1．3加元），之后每月1千美元。我们在加拿大自己做饭，每个月约花不足一百加元，就可以吃到当时国内远远达不到的水平。为了尽量省些钱以便回国时能攒些钱买几件家电（彩电、冰箱、洗衣机等，当时国外已普及，国内还不多见），我们经常到超市买些临近保质期的食品如面包、鸡蛋、牛奶等，都很便宜，有了这方面的信息，留学人点之间就相互电话转告。

为了更深入了解当地生活情况，也为了增加一点收入，我找到一家中国歺舘，每周周末为其打工。我的任务是为厨师配菜，即根据客人的菜单，配齐每种菜的材料，放在厨师操作台旁。为此我要熟悉每种菜需要哪几样配料及比例，当然还要熟悉每种蔬菜的英文名称等等。周五下午下班后我直接去歺舘，吃饭后便开始工作（此时客人渐渐增多），一直干到约十点半至十一点，歺舘打烊了，所有职工一起吃完夜宵才结束当晚的服务。周六周日中午、晩上也完成同样的工作。这样，一个周末共干约二十多小时。每个小时老板付我5加元的报酬。老板还委托我在留学人员中找一名洗碗人员（每小时4加元）和在后院看车人员（每小时3加元）。歺舘老板是无锡人，当时57岁，老家还有年迈老母，所以每年还回国探亲。老板娶了一名菲律宾太太，当时育有两名男孩，分别为十岁和八岁。老板一家，包括夫妻及妻妹均以歺舘为家，老板告诉我，每天晩上忙完工作，上床休息从未早于凌晨两点的，而早上九点多钟又要到歺舘为新的一天的生意做准备工作。歺舘除了聘用了两名广东籍厨师掌勺外，帮工多是菲籍打工妹，或老乡或亲属，老板同这些雇员关系融洽。如何更好地为顾客服务，提高服务质量，赢得顾客满意从而达到更好的经济效益是所有员工的共同心愿。

在工作中我愿意广交朋友。加拿大人热情好客，与我同一办公室的两位朋友，一位祖籍德国人，名叫Harold P Koehler生于1924年，其爷爷一代从德国移民加拿大。另一位1954年从爱尔兰移民加拿大，名叫Mauriel Boyd生于1928年。Harold子女都成家离开父母单独生活，老两口自己生活，很好客，周末经常开车带我各处转转，如参观展览会，开车参观位于美加边境的世界第一大瀑布尼亚加拉大瀑布，或到美国游览（中国人去美国需签证，美、加公民进入对方不需签证），或参加一些公众关心的话题讨论会（因英语水平所限，我只能听懂一部分，谈不出自己的观点）。有一次周末Harold开车带我到与加拿大边境紧临的美国布法罗城旅游，从加拿大进入美国的过程我第一次了解到离开一个国家进入另一个国家的过程。在美国公路上汽车行驶中发现旁边有一个用中文写有“北京”二字的饭馆，我感到很亲切，便停车到饭馆进行参观。

在加拿大，教堂是到处可见的公共活动场所。周末去教室做礼拜和参加活动在市民中很普遍。周末有时Harold带我去附近一教堂活动，有一次遇到了一名华侨黄先生，他和Harold之前就因常去教堂活动而相识，这次Harold把我介绍给黄先生，黄先生很高兴。在征得Harold的同意后，黄先生用中文与我交流。他说，他是1950年从上海到香港的，后来到加拿大的，现在在多伦多开了一个牙科诊所。他打听了我的情况，还详细了解中国大陆的情况，並介绍了他个人的情况。他的诊所位置离我上班的公司不远。后来有一次我上班时牙痛，就给黄先生打电话，他问我痛的厉害不厉害，我说不太厉害。他约我第二天上午去他的诊所为我诊治。第二天我如约而至。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一面和我聊天，一面为我检查牙齿状况。他告诉我，我的牙齿由于平时保养得不太好，患牙周炎，牙龈萎缩，如果不及时治疗和注意平时保养，病情会继续发展，且不可逆。並向我讲解了牙周炎的发病机理、平时应如何保养。他告诉我除平时按时刷牙等之外，还必须定期（半年至一年）洗牙，因为有些部位刷牙是刷不到的，必须由牙医治疗。黄先生不仅为我治疗了牙周炎，没有收取任何费用，还教给我如何保护牙齿，使用从此之后养成了良好的护牙习惯，从此之后的近四十年，我坚持良好的护牙习惯，还每半年至一年去口腔医院护理一次。我满口28颗牙齿除了1985年下牙门齿四颗牙因松动而拔除，镶了四颗假牙外，其余24颗牙至今无一松动，均处于良好状态，超过了国际牙科协会提出的80岁拥有20颗好牙的目标。黄医生还请我及另外几位从大陆去加拿大进修人员到家里做客。黄医生离开大陆几十年了，国内有一亲戚（一姑表弟）原在上海，多年失联，我回国后经多方努力打听，帮助其打听到了表弟的下落，使他们表兄弟得以重新联系。

在国外的华侨对祖国的建设和发展非要关心。一些原来在大陆，49年随国民党迁居台湾的原军政人员，与祖国大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不少后来移民美加。有的子女移民加拿大，老人后来也投靠子女，一般都是独立生活。他们见到我们这些从大陆官派去加拿大进修的，象见到了大陆的老乡一样亲切。通过我的老乡李先生，我认识了一位六十多岁的陈先生，我们攀谈得知，这位陈先生，安徽人，原为国民党空军驾驶员，1948年淮海战役期间，蒋介石任命杜聿明为剿总副司令，正是这位陈先生驾驶飞机把杜聿明从南京送到徐州前线的。陈先生跟我讲，到了徐州后，如果当时没有及时离开，返回南京，就可能逃不掉了，成为共产党的俘虏了。这些人到了台湾后，有些过得並不顺心，尤其到了晚年，非常想念留在大陆的亲人。他们非常希望两岸能统一，中国能富强，人民能永离战争，安居乐业。

作者与Harold P Koehler摄于NiagaraFalls Canada

(尼亚加拉大瀑布，加拿大）1987.6

作者在加拿大期间同事Mauriel夫妇及其外孙女

Harold 驱车与作者去美国布法洛城游览途中在美国境内见路旁中国歺館，停车拍照。“北京”二字明显不是中国人书写

与Harold摄于美国布法洛城（直译：水牛城）

1987.6

尼亚加拉大瀑布远景（摄于远处塔顶饭店）

1987.6

尼亚加拉大瀑布位于加拿大与美国边境处，是世界第一大瀑布。位于加拿大境内部分远远大于位于美国境内部分。

尼亚加拉大瀑布近景1987.6

尼亚加拉大瀑布（美国侧）1987.6

在华侨牙医黄河先生家作客1987.6多伦多 加拿大

作者与黄河医生一家四口合影

作者与Harold摄于美国布法罗市 1987.6

　　在加拿大期间，除了在市区活动外，我还找到到乡下和农场劳动和参观的机会。87年秋天，我通过另外进修人员的介绍，周末到离巿区几十英里的一个农场参加各种秋收。第一次是用小刀割油菜心。还有一次是去拨萝卜（又白又长的大萝卜）。还有一次是去锄地。每次都是早上自己乘地铁到某一站下车后，由农场派的小轿车接送到地头。中午吃饭都是自备午餐。参加劳动的除了像我们这样的中国来的中年访问学者外，当地的不同年龄段的男女都有，劳动尽自己的力量，也没有定额。干一天共约七个小时左右，付给我们40加元报酬。这类农活在农村应该属于比较轻松的活儿，但由于我离开农村多年，没有连续干较累农活了，加上当时已是46岁年龄，体力已走下坡路了，所以干上一天仍觉得腰酸背痛。但通过这样的劳动，我更多更深的了解了加拿大的情况，也提高了我的英语水平，还是觉得很值得。

在加拿大一年中，中国驻多伦多领舘一直关心着我们这些海外赤子，把我们分成小组，平时不时与我们联系，逢年过节还在领舘举行各种活动，使我们感受到祖国时刻都在关心着我们。一些当地华侨也出资出面组织留学人员的活动，例如周末去野生动物园等地游览等。

一转眼一年的时间过去了。回头看来，我觉得这一年的进修有收获很大，不论是专业知识还是思想方法、思路开阔等，使我都上升了一个台阶。也深深体会到改革开放政策的英明正确。整整一年，我于1987年10月24日离开了多伦多回到了北京，开始了新的科研工作。至今又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祖国比那时又取得了更加辉煌的成就，不论是国家GDP或综合国力或者人民生活水平都是今非昔比，我个人也已是退休二十多年的耄耋老人。我预祝祖国会越来越富强，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满。

2022年6月于北京

老乡李先生与女儿 多伦多 加拿大

李先生1993年回国探亲摄于北京故宫

李先生（排行老四）**1991年去加拿大看望四弟一家。参加姪女婚礼合影

李先生1993年回国探亲与作者全家合影

作者 1987.7多伦多参观博览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