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成为一名公社社员 （散文）

山泉

我成为一名公社社员

散文／山泉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户口性质对中国人来说至关重要，它不仅关系到一个人的政治生命，而且关系到一个人的前途与命运。那时候农村户口与城市户口划分得很清楚，两者之间差距也很大，因为户口性质的不同，命运也就天壤之别。

起初，我家户口属性是城市户口，父亲与母亲结婚后，便把户口落户在连云港市连云区西墅养水站上。那时我父亲在区供销社西墅门市部工作，母亲没有正式工作，是位家庭主妇。养水站坐落在村西北角第三生产队后面，养水站有两个院子，前院大些是家属房，后院小些是工作人员办公室。后院左边礁石上有一间水泵房，水泵房门口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有一名持枪的解放军战士守卫，保护水泵机房，防止坏人搞破坏。水泵房下面有一条两米宽，两米深的水渠，这条水渠宛如一条巨龙沿着海边后沙湾，穿过村庄逶迤到村外一条小河里。村里人把这条水渠称为“水龙沟”。“水龙沟”退潮时没有什么水，涨潮抽水时才有水。夏天，水渠放出白哗哗的水向前狂奔着，吸引着村上的孩子们，成了孩子们露天游泳乐园。

养水站有六七名工人，两名研究人员。工人是负责开泵放闸，让海水源源的顺着水渠流向盐滩，用于台北盐场生产海盐，两名研究人员负责化验海水里的物质含量。养水站也是西墅唯一的一块城里人员户口落脚地。

后来父亲调到外地工作，户口随之给分离出去，户主变成了母亲的名字。几年后，我、妹妹、弟弟们相继出生，户口簿上的人口数在不断增加，但户口簿上的城市户口两个字并没有改变。

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感受到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的比重，这种比重让我心里的称杆完全失去了平衡，我虚无的心开始膨胀，我有点飘飘然了。我把城市户口当成了自身的本钱，我认为自己是城里人，自己的身份与村里人不一样，在同学面前，我常常摆出一副自以为高人一等的姿态，常常怀有一种优越感和自傲感，我常常浮想联翩，憧憬着未来的宏伟蓝图，心想着等高中毕业了，国家就会按政策分配我工作，到那时，我就会离开这个小渔村到城里去，去享受城里人的生活。这种优越感和自傲感如影随形伴随了我好多年，我天天在渴望着、期盼着、梦想着。

然而，在我十五岁那年，我这个华丽而又美好的梦想被彻底打破，打得粉碎，美好的宏伟蓝图像一张废纸，被扔进大海随着海水漂向远方，漂得无影无踪。我感觉自己从高处一下子跌落到谷底，跌得浑身是伤，疼痛不止。

那年秋天，西墅派出所统一更换户口簿，把原来牛皮纸封面的户口簿更换成硬纸板式样的户口本，在换本时，母亲发现我家户口属性变成了非城市，户口属地变成了“连云区墟沟公社西墅村”，当时母亲很机智，只把新本领回来，并没有上交旧的户口簿，尽管户籍警多次上门朝我母亲要收回那旧的户口簿，但我母亲始终都没有交出去。母亲毕竟是读过书的人，虽小学文化水平，但母亲观察事情细微极致，分析事情逻辑能力强，在遇到特殊情况方面，沉着冷静，从不糊涂，做事考虑周全。每当提起这件事，父亲和我都会夸奖我母亲精明。

从那以后，父亲一次次地上访，去主管部门反映，要求纠正，但一次次的被驳回，一封封申诉材料，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四人帮”横行的年代，黑白颠倒，全国冤假错案堆积如山，公检法司的公信力已遭到了空前破坏，公正严明的查办功能已完全丧失。像我们家户口错划这件事，当时对我们家而言是件大事，而放在那些冤假错案里，仅属于小案一桩，有谁去收理，上哪里去喊冤？

有一次，我和二妹到公社派出所上访，刚跨进院子，一位值班民警上前询问我们办什么事，我说找所长反映事情，他指着院中一位站在树下正在抽烟的人说：“那位就是我们的所长”。我们走上前去，我毕恭毕敬的说：“所长您好！我们找您反映事情，请您看看我们家新的户口本属性给写错了”，我边说边从包里拿出新旧户口本递给他看。他并没有立即接过我递去的户口本，而是板着脸，两只不大的眼睛眨了眨，上下打量了我们一遍，然后把手中的烟蒂扔到地上，用脚尖反复踏着烟头，踏到烟头散了形没了影，才抬起头来接过我手中的本子。他翻开旧的看了看，又翻开新的看了看说：“我怎么知道谁写错的，错了就错了呗”。“能不能帮改过来”。我央求道，他瞥了我一眼“你说的轻松，我们没有这个权力帮改过来，谁写错的你们找谁去”。说完把两本户口本往我手里一扔，“所长，你说这话太不负责任了，谁写错的找谁？照你的话说，那有人被杀了，你们也不管，叫被害家人去找杀人的人了？”我二妹带着火气说的话像放鞭炮一样，啪啪直响，那位所长被我二妹火药味的话塞得一愣一愣的，他那张胖胖的脸顿时煞白。他顿了顿，怒对着我们：“去去去，你们不要在这胡搅蛮缠，反正我们改不了”。我立即反驳他：“当官不为民办事，不如回家卖红薯”。他气呼呼地摆着手快速地蹓进屋去了。

星期天父亲回来，我们把去公社派出所上访的事跟他说道，父亲听后并没有表扬我们，反而责备我们女孩子家不要去抛头露面，以后上访的事全由他去办。父亲并叮嘱母亲：“旧户口簿，一定要保护好，不要随便给孩子拿出去，那是依据，重要根据，关系到孩子们的前途与命运，那是我们家的命根子”。后来在长达八年的申诉中，父亲一直把旧的户口簿放在他贴身衣服里，他真的把旧户口簿当作了我们家的命根子。

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二日，我高中毕业了。我背着行李，两肩沉重的跨出了学校大门。六月的天空，骄阳似火，燥热的气息弥漫在这座小城镇的上空，而我却感受不到热气的存在。走在大街上，看着繁华的街道，来来往往的人群，此时此刻的我清醒的认识到，这里的一切都不属于我，我只不过是这里的匆匆过客。我的心憧憬着未来，而现实却是令我失望。

晚上，我整理书包，偶尔发现一本日记的扉页上，赫然抄写着普希金的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我捧起日记本，轻轻的读来着“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里须要镇静/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心儿永远向往着未来……”，读着普希金的这首诗，不仅让我感慨万千，还让我的心受到了震撼。“心儿永远向往着未来！”是呀，让心儿永远都向着未来！普希金的这首诗给了我的力量，帮我摆脱了痛苦，让我直面挫折，让我热爱生活，让我对生活充满希望。生命吻我以痛，我要报之以歌。

七月一日，村委会按照属地性质，把我同村里一起毕业的十七名同学，分配到村各个小队。我被分配到第二生产队，成了一名人民公社社员。从那一刻起，我的心儿永远都向着未来，并且完完全全认定了自己是一名社员，我把自己的血脉与气息融入到渔民当中去，我任劳任怨，不怕苦不怕累，以劳动证明自身价值。插队第二年我就被社员推荐为二小队出纳会计。

我利用业余时间读书学习，汲取知识，攫取人生的智慧，用知识提升生命的意义。刻苦专研新闻知识，刻苦学习文学创作，收集采写村里的好人好事，积极向报社电台投搞，我的第一篇稿件“盛取海底万担粮”通讯，被市报刊登在头版头条上，多篇散文、小小说、民间传说被市报、连云港文学刊登。两篇民间传说被收录《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下放渔村七年中，我没有请假缺工一天、没有迟到过一次。我积极参加村里业余宣传队，积极主办村扫盲班，先后多次被公社、区评为学大寨标兵，优秀共青团员、青年突击队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得到了村民们一致好评。

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党拨乱反正，一批批冤假错案得到了平反。于是，我家的户口问题终于在一九八O年一月份得到了上级有关部门落实纠正。同年六月，上级有关部门把我按照插队落户知识青年政策，分配我到连云区墟沟供销社工作。记得父亲带着我去区供销社报道的那天早上，母亲送我到村桥头，深情的拉着我的手说：“凤月（我的乳名），你要好好工作，有时间常回来看看，这里是你的根啊”。“妈，我知道”，我含着泪点了点。

我背着行李，坐在父亲的自行车后座上，望着身后渐行渐远的小渔村，我忍不住泪水再一次夺眶而出。当我真的成为城里人的时候，我却没有一点点的兴奋和激动，反而心里有一种离别的心伤。离开的时候才惊觉不舍，这里记录着我的成长，这里记录着我的青春，曾经的一切一切，总在离开时才明明白白它的珍贵和它的美好。

几十年来，从当营业员、进机关干行政工作、到现在退休在家，我始终不变的是自己曾经的身份，我始终不能忘却的是故乡的山、故乡的海，故乡的一草一木。我的生活习惯始终带着家乡的特性与特质，“公社社员”的这个称谓，令我深感骄傲和自豪，无论我身在何处，我说我自己永远是一名公社社员。

写于2021.1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