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师逸事（四）

老谭

　这篇逸事，主要是写云阳师范的生产劳动，借以反应我所亲历的和听闻的人和事。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云阳师范的生产劳动是很有特色的。学校的大礼堂挂着的两幅吊牌即为宣示，上面分别写着“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赫然醒目的宋体大字。1958年以后，又红又专是教育知识文化界的热词，似乎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就是知识分子红的重要表现。所以，云师的老师学生，对于参加生产劳动热情之高，是可想而知的。尤其是那些家庭出身有点什么问题的老师，都想在生产劳动中有好的表现，即便是拖着病体，身体羸弱，也不甘示弱。有了这样一个氛围，云师校就产生了不厌其烦地向后来者夸耀的生产劳动两大范例，即1960年前后修建大礼堂，以及在修大水池保坎的同时，利用保坎建了一楼一底的8间教室。
　　我是1963年9月进云师的。在大礼堂举行的开学典礼上，学校领导讲话就向我们介绍了这两大成果，并以此激励我们这些后来者向学兄学姐学习，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其时，教育经费十分有限，为了让下拨的基建经费发挥更大的效益，往往是除了购买原材料、聘请少量的技术工人（行话叫大工）这些必要的开支外，其余一应辅助性劳力活，就由师生主要是学生承担，这就为基建节省了相当大的一笔开支。为此，学校建了石灰窑，火砖厂，组织学生去汤溪河边捡鹅卵石挑回烧石灰，去砖厂做砖坯。修建大礼堂和保坎教室，搬运原材料、拌石灰浆、挑碎石填充石坎等，就由师生们包了。少数力量大的同学还参与抬石头、打石头、拉改锯等重活。云师大礼堂是瓦屋顶，需要大量的木材，用来做屋架、檩子、桷子以及门窗楼板。政府有关部门安排云师在梅子的九华山林区采办木材。九华山距县城20多里，从小河口过汤溪河后就一路向上进山。林区有工人伐木，运回云师就靠师生（主要是学生）了。小一点的圆木一个人勉强能扛，更多的是两个人抬，四个人抬，更有八个人抬的。抬也好，扛也好，走几十里崎岖的山路，个中的艰难困苦可想而知。运木料的大军绵延数里，场景十分壮观。为鼓舞士气，还办有战地油印小报。小报主编毛文炳老师作诗赞扬，其中就有“九华山上一条龙，龙头就是***（当时学校支书）”这样响亮的句子。听到这些介绍，当时的我也不由得激情澎湃，对学兄学姐肃然而生敬意。其后，我们自然也就身体力行了。

　　为迎接1965年在云师召开的万县地区中专篮球运动会，云师向万县地区教育局申请了一笔基建款项，用以改善校园环境。其大手笔是将原总务处的办公室及其库房拆除，平整成一个篮球场；其二是将原庭院式的办公室拆处，修建成一栋长六七十米的一字排开的平房，学校党政会议室、教职工会议室、各学科教研室等等，均在这新修的办公楼里安排。其三是将大操场里面的保坎加固，同时修成看台。三项工程从1964年秋季开始，第二年6月完工。当时学校三个年级5个班，完成这三项工程的辅助劳动，任务是相当繁重的。当时的劳动课是每周安排一天，显然满足不了三个工地的需要，因此，临时性的突击劳动经常就加到各班。记得有一次办公楼工地土砖告急，通知我们班利用课间操时间，每人搬二块土砖。搬土砖的地点在大㕑房里侧，搬到办公楼工地倒是只有百十来米。学校大㕑房里侧原是一块二三十米宽的土坡，学校请来工人在这里制作土砖。工人将泥土装进模具内，用大木棰夯筑成砖，一块土砖少不了七八斤。女同学一次搬一块就显吃力，完成任务还得跑两趟。一次能搬两块，就很不错了，少数力气大一点男同学用肩扛，最多的可扛三块，短短的20分钟课间操时间，我班还是超额完成了任务。
学校大操场有三个篮球场，直线跑道只能跑60米，环形跑道外圈不到250米，操场显得小巧。修大操场的简易看台，主要依靠65级的同学，他们已经在农村劳动锻练了两年。身强力壮的男同学，抬石头，打石头，样样能干，成了专业工人的好帮手。66级67级的同学做一些搬运小石头填仓的轻活，我们班有几个逞强的同学也干起了抬石头的重活。65级的同学和我们66级同是1963年入校的。其实他们是云师62级或63级的。1961年7月，因为自然灾害的影响，学校停招并裁减在校学生。云师62级、63级各4个班，分别裁减成一个班，多数同学就被放回乡间务农。1963年云师停招2年后恢复招生，65级拟招被裁减的62级63级学生100人。由于上级决定下达得晚，学校只能通过电话请乡政府宣传。有的乡镇政府文书将云师招收回乡的原62级63级学生的通告张贴在乡场上，有的乡政府对此事不以为然，未将招生通知发布出去，多数被裁减回乡的62级63级的同学没有得知云师复课招生的通知，所以65级只招了一个班，这一个班也34人。不管这些乡政府文书是有意不为还是无意疏忽，这对那些因此而错过复学机会的同学，是多么悲摧的一件事！不仅仅是因为入校后我被编入65级为主的混合寝室，和他们一起相处了两年产生情谊，更是因为他们不幸的人生遭遇，本应入职拿国家工资的他们还在和我同学，所以，多年来我一直对65级的学兄学姐，心存同情和敬意。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云师在五峰山麓有农业生产基地近百亩，分为三个作物区。五峰山经过多年的雨水冲刷，自上而下形成多条沟壑，一条斜贯山坡的嵌石板的大路，是栖霞、红堰的村民到县城的要道。沟壑、大路，就成了一些单位的自然界线。云师校园东侧大沟与县百货公司仓库分界，西侧是云师大厕所外的大沟。这两条沟向上到大路，圈在里面的地有三四十亩，这是一作物区。从大厕所往西，与县汽车站分界的也有一条沟，向上到大路，这一坡一二十亩土地就是二作物区。由此再往西，一条大沟与云阳中学校园分界，向上到大路，这一大坡三四十亩土地就是三作物区。大概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三作物区被政府征用，将另一块地作为补偿。这块地有十多亩，小地名叫风包岭，是长江边一个馒头形状的小山包，这里还建有指示航行的灯靶标杆，离云师5里路远，曾经种过麦子红苕。也许是因为很不方便，种了几年也就放弃了。二作物区在八十年代中期还在耕种。我记得我任教的八六届一班就在二作物区种过萝卜，收获时大的交给学校食堂，小的食堂不要。我和同学们将其晾蔫，做成萝卜干，成了同学们佐餐的“美味”。只有一作物区，才是云师的主要劳动基地。
一作物区最上面临大路的一大块地比较平坦，1958年推行从苏联学来的劳卫制（准备劳动与卫国的体育制度的简称），学校将这块地平整出了有100米直道的运动场。六十年代初，学校停招裁员，运动场闲置，城关纺织社就用来纺棉线，后来锅铧厂在这里建起了铸造车间，一作物区就剩下不到20亩的土地。这些土地经过师生多年的改造，用石头修了一层一层的坎子，像大寨的梯地一样。虽然每一层土地仍有坡度，但泥土厚实，耕作起来要方便得多了。每层坡地沿坎子裁种了广柑，成了广柑林。开花季节，学生宿舍就有花香飘漫。临西侧大沟的土地贫瘠，就栽了适合生长的李子树，自然就称为李子林。广柑林、李子林，云师还有苹果园。苹果园就在上操场教室外，后来修电教室（会议室）的地方。这些水果品种优良，果实可口。写到这里，我自然想到了罗作章老师，种植这些果树，主要是他策划操作的。罗老师应该称罗校长。他毕业于金陵农学院，解放前夕任云阳农职校校长，为下川东地区培养了一批本土的农技人材。解放初调云阳师范任校长，任职不久就调巫溪中学任校长，不两年又调回云师任副校长。我进云师时，他教我们生物，这时大家都称他为罗老师。为什么有这个变化，这是我说不清的，这也并非云师的个例。1964年，云师的李涛校长调云安中学教英语，就成了李老师。此后较长一个时期，云师就没有校长，只有副校长主持工作，直到文革中期，校革委会主任改称校长，云师又才有了校长一职。

　　负责管理参加生产劳动的是王湧老师。王老师身材魁梧，解放前曾任童子军教官。六十年代我见到王老师时，本有的威严之气早已蜕去，但其川南口音依然宏亮。王老师工作尽职尽责，对几个作物区的情况了如指掌，根据农事季节安排生产劳动熟练有序。若某班有劳动课，前一天的晚自习即将劳动安排的清单交到班劳动委员手上，上面清楚地写着事项，做什么，需要几个人，落款有王老师的姓名、日期。第二天王老师还要到劳动场所指导。王老师对同学和蔼，有时也会和同学们闲聊。但凡聊到政治方面的话题，王老师或不搭话，或把话题引开。一次，有同学知道王老师曾在学校排演的话剧《抓壮丁》中扮演王保长，问他这是不是学校有意安排，王老师只淡淡一笑，不答话。王老师住在学生宿舍东侧大黄桷树下的一个茅草房里，有六十来个平米，卧室、厨房、办公室以及存放锄头、撮箕、扁担、粪桶等工具的库房，都在这个草房里。王老师的厨房有柴灶，堆放有树枝等柴禾，同学们也经常来这里煮吃的。我们班的一些同学不时去那里打扰，星期天，几个同学邀约，找来干面，就来王老师这里煮面加餐，有时还会用王老师的油和盐。王老师对同学是来者不拒，总是笑脸相迎，哪怕是耽误了自家煮饭。这样爱生如子、相处随便的师生关系，无论过去现在，实是不多的。

　　劳动创造世界，本是光荣的事。比如云师师生到沙湾河坝修公路备碎石，比如云师73级初中班十三四岁的小青年，去毛坝乡突击抢收抢种，用三合土平整出云师第一个硬化篮球场，那是劳动锻炼，是光荣的事。若劳动与改造搭配成一体，其含意就大不一样了。云师的一作物区，在非常时期就成了劳动改造的场所。文革期间，一些被视为有这样那样问题的老师，就被强制参加生产劳动，他们和锄头、扁担、粪桶打交道，在一作物区的耕地上，消费着他们的年华，荒废着他们的知识。王克俊老师就是其中的一员。
王老师就读于北碚的朝阳法学院，后回县任教，曾任乡完全小学校长。解放后调来云师教语文。他教我三年，丰富的学识，认真严谨的教学态度，不仅留有深刻印象，而且使我终身受益。王老师精于书法，工魏碑。六十年代公路建桥立碑，县里大多请他挥毫。水市的“集众桥”即为王老师所书，遒劲有力的魏碑体，过往行人多有称道。王老师因胃病作过手术，要少吃多餐。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对体弱的王老师，无异于折磨。王老师有什么问题呢？根本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说起来还是一个政治笑话。云安盐厂的杨继新，在文革中抽调参加清理存放在万县地区的敌伪档案。他告诉我王克俊老师遭“误伤”的事。在清理敌伪档案时发现了一张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借粮的条子，上面有国民党中将师长王克俊的签名。云阳去的清理人员“如获至宝”，以为抓了一条大的漏网鱼。于是报告县里，县里也向上级汇报“成果”，并通知云师对王克俊加强管制。几个月后，上面回复县里，国民党中将师长王克俊实有其人，解放前夕在川西起义，后在人民政府任职，非云阳师范教师王克俊。被打脸的县上的某些人对此根本不当一回事，不过王老师相对的有了自由，任了一些班级的书法课。王老师住在大水池外石坎教室隔成的简易宿舍里，宿舍通风极不好，只有将门敞开，宿舍正对着办公楼的通堂，我每每从通堂经过，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向上望去，常见老师独自静坐在办公桌前，在沉思？在默想？直到文革结束，云师招了79级专业班，王老师才真正得到解放。王老师任教文科班的古代文学，满腹经纶终有了用武之地。没有教材，自己选，自己刻钢板。白天要上课，和学生交流，夜深了，王老师还在伏案赶工。王老师的人品学识，得到同行和学生的交口称赞，后来还被选为县人民代表。
　　参加劳动改造的还有一个悲剧人物，骆大定。骆大定是万县师范62级的中师生，毕业后就读重庆师专中文系，1965年秋分来云师函授部。骆大定平时寡言少语，少与人交往。我们是同龄人，他写得一手漂亮的柳体，文革初期，我和他有些接触。1970年七八月间，全县教师集中在云阳中学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开展一打三反和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运动初期，我在云中校园看到骆大定，他斜挎着印有毛主席头像和毛体为人民服务的红色语录包，颇有精神地大步走来，我俩还互致了问候。骆大定本是学校运动中的依靠力量，可是没多久，当运动进入检举揭发阶段，骆大定是现行反革命就在云中学习班园区传开了。原来他被学习班紧张的气氛吓坏了，园区内大字报铺天盖地，批斗谁谁谁的呐喊声不绝于耳，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标语彼彼皆是。他选择了坦白从宽。在云师学习小组会上，他从语录包中拿出了他的日记本，交代了他反对林彪的问题，说林彪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架空毛主席，愚弄广大人民。这些都白纸黑字写在他的日子本里。这一下就炸锅了，这不是现行反革命吗！哪还管他是不是自己交代，坦白应该从宽呢。于是，骆大定就从运动的骨干成了人人喊打的运动对象。从学习班回到云师后，写不完的检查，接受没完没了的批斗，强制参加劳动，就成了他生活的的全部。就这样，一个青年才俊被整得神魂颠倒，精神受到极大的摧残。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照说骆大定应该得到平反，可就没看到在学校集会上对骆大定说点什么。虽然他自由了，但当权者时不时仍对他吼天吼地，对他看不顺眼。精神崩溃的他，时不时地呆在一个地方喃喃自语，阵阵傻笑。唯一的寄托是，用他熟练的柳体为学校新做的课桌写上云师并编号。没过两年，家人把身体垮架的骆大定接回了万县龙驹的老家。从此，云师校园再也见不到那个不停摇晃偏着的脑袋、手里拿着一个大洋瓷碗、蹒跚地走向食堂打饭的骆大定了。

　　物换星移多少事，惟见长江滚滚流。云阳师范有着光荣的历史，也必然打上时代的印记。社会在发展，世事在变迁。承担中师学历教育的云阳师范，也完成了历史使命。云阳老城的云师校园因三峡工程不复存在，云阳新城面貌一新、设备齐全的云师新校园也已易主易名，正在水口森林小镇筹划修建的新校园恐怕也不会再以云阳师范命名。因不舍云师的一些陈年往事和云师情结，促我写成《云师逸事》一二三四以及《这里是云师》，也想借这些有感而发的文字唤起云师人对逐渐模糊的云阳师范的记忆⋯⋯感谢云师历届校友及社会同仁对拙作的阅读，有的还饱含深情进行点评、送花。在此，一并致以谢忱。

谭明煜 于蓉
2022年 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