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忘年交

信天翁

文／信天翁

图片视频／自拍＋一连战友拍摄

1970年，16岁的我，进了生产建设兵团。在我向连队递交入团申请书时，被郑重其事的告诫：注意要与你们排的右派分子刘承英划清界限，如果发现他有反动言行，立即上报。

这倒让当时懵懂无知的我，对这个右派分子产生了很大的好奇心。不过我在一班，他在二班，相邻的两个宿舍，并不能时时看到他。

当时连队里天天开会学习，全连开大会，各排开中会，班上开小会。只有各排开会时，我才能和他碰在一起。我们一排的会场，通常都在二班宿舍里。我总要坐在老刘床上（连里无论男女老少都叫他老刘），想看看他到底怎么“右”了。

老刘祖籍山东，却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廋瘦高高，爱说爱笑，和蔼可亲，跟谁都能开玩笑，所以在连里的人缘相当好。与众不同的是，他的业余时间不是在看就是在写。盘腿坐在自己床上，就着青砖垫起来的白木箱子，总是处在“办公”状态。看的书籍几乎全是政治经济哲学历史类的“大部头”，报纸杂志则是逮住什么都翻一遍。

那时候的我，正是求知若渴的年纪，苦于当时无书可读，就手翻起了老刘的“大块头”。好在看不明白的地方，可以顺便请教他，也就看进去了。老刘见我会散了还捧着书不肯走（在其他人都对他的书籍不屑一顾时，可能我的爱好读书引起他关注和喜欢吧），竟破天荒允许我带回一班宿舍去看。不过随即就交代了一堆“规矩”：不准折、不准划、不准弄脏……看完立即归还。

就这样，借一本还一本，还一本再借一本……老“右派”的一箱子“宝贝”，被我全部“筛了”一遍。除了《资本论》等几个大部头“啃不动”外，其他诸如《历史唯物论》、《辩证唯物论》、《人口论》、《文学论》、《联共（布）党史》、《马克思传》等还都看下来了，只是在与老刘交流心得（其实是他在考我）时，有时会笑我理解幼稚。但却没有象与其他工友辩论某事时那样大声反驳，只是找机会私下纠正我的看法和观点。

见我好奇他整天在写的东西，有时也会让我看看。尤其是当我讨教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有关问题时，他并不直接回答我，而是掏出一叠手写稿纸让我自己看。七十年代初期，还在文革期间，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无人关心人口问题，而老刘则引经据典的将人口无控制膨胀的危害性说的明明白白，其结论就是：如不立即实行全民计划生育政策，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局面，就将是不可避免的。

时间稍长，我对这个“老右派”的看法，便彻底颠覆了。完全是位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他个人的兴趣爱好，就只有一个：彻头彻尾的家国情怀。

当时距离一连最近的集市便是双泉镇，经常在星期天，我们这些知青们三五成群的去赶集。有时为买点日用品，有时纯粹就是去玩耍、逛街或解馋（镇上食堂里啃个卤猪蹄什么的）。

一次老刘单独交给我一封信，郑重其事的嘱咐我替他到双泉邮政所发挂号。到了双泉，趁战友们都兴高采烈逛集市的功夫，我悄悄掏出信封仔细看了一下，厚厚的封皮上，收信地址竟然是北京、国务院xxx亲启！这大大出乎了我的想象范围。原本以为是寄给他亲属（他大女儿在北京）的，真沒想到会涉及中央！

当时的我，确实很纠结。老刘当时的身份，是被劳动改造的右派分子，被监视者。而我则是被赋予使命的监视他的人之一。我猜测信封里装的很可能就是那篇有关中国人口政策的文章。尽管知道他是以“思想汇报”的形式写就，但还是为他的这一行为捏着一把汗。直到同行战友招呼我回返连队时，才一狠心替他寄出去了。

没过多久，老刘那封信经中央有关部门批示后，层层退返到了我们团部。连里奉命组织对刘承英右派思想的批判会，四团政治处孟主任亲自来到一连主持会议，让我庆幸的是并未追查寄信的过程。

事后我悄悄劝诫老刘，别再这样引火烧身了，写点别的不好吗？他轻轻一笑，说你还不懂，没事的，毫无悔改之意，每天依旧笔耕不辍，又在构思另一篇国民经济有关问题的分析建议书了。甚至写完草稿还让我帮他校对，专找错漏别字等等。

老刘在吃穿上，没有一点儿讲究，朴素到了极点。冬天穿棉袄也跟我们年轻人一样，腰间系一根草绳。嘴里也是唠叨着：三单不如一棉，三棉不如一缠。但他在工作上却非常认真，责任心超强。每年一到粮棉收获季节，连长都要任命老刘为一连石板场场长。由他带领一帮年轻人，专门负责收获回来的粮棉翻晒、保管、打包、装运等等一系列重要工作。每年他都是不辱使命，保质保量的出色完成。

“九一三”事件后，上级允许老刘亲属前来连队探亲。老刘爱人王剑华来到一连住了几天（文革中被迫与老刘离婚），连里只为老刘在大水池墙外用玉米杆搭了个地铺窝棚。连队几个调皮鬼天天开他的玩笑，夜里还去偷听“墙根”。我替他抱屈时，他竟然一脸满足的笑着说，这己经相当不错了，比起刚去“三边”（当时陕北最荒凉的三个县：定边、安边、靖边）劳改时好太多啦。那时让我单独住一濒临坍塌的破窑洞里，冬天没有柴火烧坑，夜夜蜷缩在土坑上当“团长”（指冻缩一团）。有次从窑顶裂缝中掉下一条蛇，落在他盖的被子上，居然同眠到天亮，一夜安稳。可能蛇是见他被子上比其他地方温暖些，所以不肯离开。而他是见有蛇同在，反倒吓退了夜夜上坑来骚扰他的老鼠们，所以也没动。

随着年龄渐长，我陆续订阅了当时可选择的很多报刋：《人民日报》、《陕西日报》、《军垦报》、《参考消息》、《航空知识》、《地理知识》、《历史知识》、《师院学报》、《人民文学》……成了连队里自费订阅最多的人，老刘也常来我这里分享。

在团员青年中，我倡议并在连队领导的支持下，逐步建立起了一连图书室。老刘对此十分欣赏，私下多次夸奖我。只不过在我们的上千册图书中，没有几本能入得他老人家的法眼。

老刘的家，在西安南关正街上。我每次休假路过西安，几乎都要替他捎带东西。那是一个宽敞的北方四合院，老刘的母亲和岳母，待人和蔼可亲，非常热情。两位老人家都是在老刘家终老天年，可见老刘俩口子的至孝至顺。

老刘爱人王剑华在城里工作，有几次我因时间紧迫，就不去南关家里，直接将捎带的东西送到她单位就走了。晚年王老从厦门回来后患了痴呆症，有时连儿女都分辨不清，却还始终能够记得我。

后来连队里陆续成立了民兵小分队、工人理论组，还以团支部为中心开办了夜校。除为部分农村来的青年义务进行文化扫盲外，还为连队战友们举办各种讲座。在我的动员下，聘请老刘抖出了他的专长＿＿各种商品经济常识普及。轮到他讲课时，会议室里人满为患，连窗外都站了人。听不听得懂无所谓，男女老少都想一睹前大学教授的风采。

当年“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我做为一连工人理论组长，经常得去团部师部参加各种学习讨论培训等活动，无形中就把老刘的某些思想观点带了出来，引起了师团宣传部门某些人士的注意，最后竟给我封一外号：小右（老刘的“老右”大名早已风靡全团直至师部）。

1976年，我调回到父母亲下放的岐山县工作，老刘也被抽调到四团子弟学校走上教师岗位。

1980年，我调回西安工作时，老刘也被平反昭雪，摘掉蒙冤二十余年的右派帽子，返回省城教授岗位。当年我收到了老刘送给我的结婚贺礼＿＿一支英雄金笔，他鼓励我继续努力，别放弃自身学习。于是我利用业余时间，坚持进修完成了电大文科学业。刚刚结业老刘便推荐我进了一家新闻单位兼职，原单位为了留住我，最终将我调入系统内的职工学校任教。

恢复教授职位后的老刘，初心不改。依然不断的研究考察时下有关国计民生的诸多问题，不断向中央有关领导和有关部门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李先念、陈云、于光远、厉以宁、朱镕基……都曾是他的上报反映对象。刚回西安那段时间，校方还沒有房屋分给他，借了间教室临时当家住。我经常去当他文章的第一个观（听）众，然后再帮他校对、誊抄、邮寄。常常一个星期天，我全在他家里度过。我和他在桌子上忙碌着，我刚会走路的小儿子在他那间偌大的“教室家”里玩耍着……这幅情景至今仍然历历在目。

1980年6月21日，《光明日报》刋登了刘承英教授关于生产力要素构成的理论文章，首次提出科学技术越来越显著的重要性，应确定为生产力的第一要素。

1988年，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最终明确肯定，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第一要素。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苏联解体，俄罗斯、蒙古等国民生凋敝，百废待兴。敏感的老刘鼓动我弃文从商，以借调方式去当了几年“边贸倒爷”。虽因种种原因未能达成预定目标，但却大大丰富了我的人生阅历。

我在四团一连待了六年，老刘却待了整整十五年。他对当年兵团农场的感情之深厚，远远超出了所有人的想像。

虽然是回归了城市工作和生活，但他的心还时刻牵挂在农场尤其是一连的建设变化之中。不仅一连的老中青各代工友，甚至没见过面的农二代三代们，都成了他关怀的对象。几十年如一日的寄钱资助贫困家庭和进学子女，无偿捐助一连修路项目……

老刘不仅心系农场，他还牵挂着老家山东肥城的父老乡亲。先后将自己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约30万元，无偿捐助给家乡的文化广场建设、贫困学子上学等诸多公益项目。

他不求任何回报，常年坚持捐助家乡凡是考上大学的贫困学子，被誉为肥城心系桑梓，德行乡里的大善人。

这是他家乡的村镇干部，在替他发放助学善款。

1992年，我们一同前往宝鸡市与一连战友相聚。

1993年，老刘返回一连大聚会。

1996年，一连战友西安聚会。

2004年，在我们企业的干部培训中，我将己然离休的老刘请出来讲课。此时的他，虽然是75岁的老人了，却依旧精神矍铄，声若洪钟。三个小时的课程，他竟站着讲了两个多小时，不肯坐一下。我实在忍不住了，才上前硬将他按在了椅子上。台下干部学员们给他的掌声一阵又一阵。

长年累月的艰苦生活，毕竟还是在老刘身上留下了不少印痕。

2011年我儿子婚礼时，老刘己经八十多岁，多种疾病缠身。我让儿子小两口提前登门去拜见了他，就是不打算让他再来现场凑热闹了。

可当他听说有几十位一连战友从各地赶来时，还是硬撑着病体来了现场。

后来，他二老被落户厦门的儿子勇勇接去养老了，儿媳小马对二老的照顾无微不至，还雇佣了长期护工保姆。他经常跟我通电话，开始跟我说那边挺好，但后来吐槽就越来越多了。主要是那边的潮热气候，诱发了他的皮肤病；还有南方饮食不合他的口味，好不容易发现一家卖北方馒头的店铺，后来又迁走了；见不到他认识的人，感觉精神很空虚……

2016年，在现大荔农场领导和现一连连长杨卫平的大力支持下，老一连举行了最后一次现场大聚会。

老刘人在厦门不能亲赴，但却非常关注这次聚会的一点一滴。我回来后将聚会的照片、视频、讲稿、名册、朗诵词以及场部的报道，通过他儿媳，从微信上一一发给他看。结果让他产生了还要回西安来养老的想法，搞的儿女们都很纠结。

直到2017年的一天，老俩口连带厦门的保姆一块儿回了西安新装修的家。并且他还告诉我，他己委托香港一家出版社，制作了他的一本文集，完成以后他就再也不写东西了。因为病魔来了他感觉太难受，不想再受这个罪了。

原本开朗健谈的他，回来后不大喜欢见人了，感觉没有精力，但却想见一连人。还给我列出来一份名单，要我帮他找一串他想见的人。名单上有我认识的，也有只听闻过名字而未曾谋面的，还有我根本不知晓的曾经的一连老人。

2018年10月，我召集在西安的七位一连战友，以给他祝贺九十诞辰为名，为老刘精心筹备组织了一场大聚会。共有四十多位曾经的一连战友，从省内外各地赶来西安，在含光门内紫鑫阁饭庄汇聚一堂。

大家让他坐在饭庄前的太师椅上，两旁摆放着鲜花篮和寿桃树，他想见的人一圈儿围着他，满足了一位耄耋老人此刻最大的愿望。

步入饭庄大堂

众人一同为老刘祝寿

曾经的一连连长杨卫平，一一述说着老刘进城后对一连的资助与关爱。

原一连子校校长郭天钧（已故〉致祝寿词

老寿星一番发自肺腑的自我总结

老人用颤抖的手，现场为一连战友们题词（没想到竟然成了绝笔）。

祝寿聚会一周后，我将合影照片、视频以及我为这次聚会所写的美篇，一同给他送到家里，并给他一一讲解，老人非常高兴。只有一个不满意的地方，就是嫌我没让他承担聚会费用，而是采取了AA制。

这是此后不久，为他拍摄的最后一张照片，就在他家的阳台上。

2018年12月26日，我的忘年老友刘承英教授，驾鹤仙逝了。

明智的老人留给儿女们的遗言是：不开追悼会，不举行任何告别仪式，不要花圈缎带等物，除亲属外不要通知任何人，只要求葬入西安烈士陵园。

我也只好在他家中的灵堂前，代表一连全体战友，送他最后一程。

如今，在校方和儿女们的努力下，刘老终于安息在了西安烈士陵园。

两个多月后，刘老爱人王剑华也随他而去，先后进了烈士陵园。

我与老刘的关系，亦师亦友，亦父亦子。这份忘年交情，持续了近半个世纪，从我的青春少年直到华发耳顺，历经文革到如今，终生铭刻在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