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回忆录

马平安

热土—（三十二） 《人生感悟》 　　眼下正是农忙的季节，我们每天的农活儿就是把收割下来的庄稼运到场院上进行打粒、晾晒后，再把筛选出来的粮食，一部分留作来年的种子，其余的上缴公购粮。 剩下的按分配标准留给村民。我望着公路上一车车满载公粮的小驴车，心里不由得产生了一种自豪感。这些粮食无论是供给到部队的营房，还是送到城市的粮站，都是为祖国的建设贡献了力量，这其中也有我的一份功劳啊！ 我们整天和泥土打交道，冬抗严寒，夏顶烈日，忍饥受冻。农民们日复一日地重复着笨重的体力劳动，付出了极大的辛苦，而他们获得的却最少，社会地位也最低。他们走在街上往往会被一些人瞧不起，然而正是这些人解决了人类生存的基本问题。 当我身历其境的时候，不觉想起插队动员大会上所说的一句话：“甘做人民的老黄牛”。那时候这句话像一条光彩时尚的绶带披在我和无数同龄人的身上，认为是一种时代的责任。 而此刻我才真正感悟到了这句话的分量。牛不仅能够为人类的需要贡献力量，更重要的是，牛每天吃的是草，而挤出来的却是奶。这是一个具有多么崇高境界的提法啊！ 　　玉米收割后一垛一垛地堆在地里，苞谷却挂在玉米杆上，白天一群群的麻雀落在玉米垛上连吃带糟蹋忙个不停。到了晚上老鼠在地里东奔西窜地享受着不劳而获的快乐。看到这种情况我感到十分可惜。 于是问队长：“队长,为什么不把苞谷掰下来运到仓库去呢？” 队长望着我说：“这些玉米还没有完全干透，运回村里，我们又没有足够的地方晾晒，如果把没有干透的玉米放进仓里会发霉的。”“那我们先干别的活儿，等玉米干透了再收割呗。”“那可不行，眼下玉米杆已经枯萎了，如果还让它长在地里的话，苞谷里面的水分就会反抽到地里去，这样会减少产量的。 所以俄（我）们得把玉米秆割哈（下）来晾晒，等苞谷晾干后再掰哈（下）来运到仓库去。” “队长，真没想到，干农活儿还有这么多讲究呢。听您这么一解释，我明白了。” “哈哈哈……有甚（什么）讲究哩，时间长了你们就咳哈（明白）了。” 随着天气越来越冷，地里的农活儿也干得差不多了，这时我们又迎来了一个新的课题。 按照陕西省革委会的要求，知青的粮食标准，第一年是按照每人每月44斤（即城市居民每月一个半人的口粮）供给的。这些粮食由大队帮我们统一保管，粗细粮的比例是3比7，即细粮占三成。因为我们队里没有大米，所以小米按细粮供给。 我们随吃随去队上的仓库领（领到的是原粮），队里不按月控制我们的口粮。 一天队长对我说：“你们知青今年的粮食已经吃光了，关于你们明年的口粮问题上级还没有下达文件，为了不影响你们的劳动和生活，队上研究了一哈（下），决定依然按照今年的政策执行。根据你们的需要随吃随领。如果你们想自己保管今年分配哈（下）来的粮食也行，那么以后关于你们的吃粮问题就和队上没有关系了。你们商量一哈（下），回头给俄（我）个信儿。” 　　队长的话刚一落地，我就明白了他的意思，队上是尽了最大的努力，想维护知青的利益，他们不计较队上的损失和麻烦，处处为我们知青的利益考虑。 但是又怕独断专行让我们误解了队上的一片好心，所以才来征求一下我们的意见。 望着队长那纯朴厚道的面孔，我连忙对他说道：“队长，自从我们来到生产队以后，您和队里的干部为我们操了不少心，我们这些城里的娃娃没有生活经验，给队里添了不少麻烦，平时许多事情都是靠队里帮我们解决的。刚才你说的这件事儿不用商量了，就按队上的意见办吧。” 队长听完我的话，欣慰地笑了。 为了应对粮食短缺的问题，再加上我们已经离开家乡九个多月了，盼望与亲人见面的心情可想而知。 同学们在空闲的时候，经常默默地翻看着日历，计算着离开父母的日子，只要大家聚在一起谈论的话题准是思念亲人和计划返城的事儿。由于有的同学家里经济条件差，不能提供回京的路费。 为了解决路上的盘缠问题，我决定找队长商量一下，看看能否将今年的红利提前预支给大家，以便解决回京路上的燃眉之急。 见到队长我刚要开口说明来意，只见他把手很自然地往下一压，对我说道： “是为分红的事儿找俄（我）的吧？” 我不觉一楞，他简直神了！我还没开口说呢！他怎么知道我是为这事儿来的呢？ 队长看到我吃惊的样子继续说道:“前两天我去公社办事儿，路过车站时看到往哈（下）走（去铜川方向）的知青可多了，俄（我）当时一哈（下）就想到了你们。 你们这些娃娃离开父母快一年了，能不想家吗？眼下地里的农活儿基本上收拾得差不多了。 几天前俄（我）就和继儒说了，让他按照预算的数字提前把红利分给你们，等到年终决算的时候再多退少补吧。” 队长的一席话，让我从内心佩服这位当家人，无论是队里的生产还是家家户户的生活琐事，全都在这些村干部心里装着呢。他们为了这个集体，为了村里的乡亲们整日操劳，不图名利、不图任何报酬，秉公办事深受乡亲们的尊敬。 我拉着队长的手说道：“有您这么好的当家人是全村人的福分，我代表全体知青谢谢您啦。” “这算甚（什么）呢，还不是应该做的。” 第二天一大早，队长找到我，开口就说：“今年的工分价值比以往哪年都高，你猜猜一个整劳力(按十分记算)多少钱？” “您就直说吧，我哪懂这些” 他高兴地伸出右手，用食指在我的眼前打了一个弯勾。 “九毛二分！多少年了从来没这么高过，要不是中央决定给咱这达（这里）修铁路，队上派人修路的话，出一天工哪有这些钱呢!这可要感谢党中央、感谢毛主席、还有你们这些知青给咱村带来的福气呀!” 队长一边说，一边乐得连嘴都合不拢了。而我却不由得一惊。心想；出一个整工（十分）才九毛二分钱？我们刚到队上那会儿男同学出一天工才记6分,女同学才3分半。只有修水利挖梯田时，男同学记10分,女同学是8分。照这样算下来，我们辛辛苦苦干一年，扣除一年的口粮钱，女同学连回家的路费都挣不够。 队长看着我发呆的样子，还以为我和他一样，高兴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呢。他接着说道：“去年咱队出一个整工，才两毛八分钱，最差的年头还不到一毛钱。 ”天哪！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们每天辛辛苦苦地干活儿，为什么获得的劳动报酬会这么低呢？真是令人无法理解。 终于熬到了回家探亲的日子，同学们兴奋的心情不言而喻。我手里拿着刚分到的三十二块八毛五分钱，那几张折旧了的票子上，一股旱烟、汗碱搅合在一起的霉味儿直扑鼻孔。 这可是我用了九个月的时间挣到的辛苦钱啊！为了防止路上丢失，我用一张干净的纸把钱分成两份包着，分别放在内衣和外衣的口袋里。 离开父母出来这么长时间了，说什么也得给老人带回点儿东西尽份孝心啊！想到这儿，我环顾窑洞四周，除了地上那堆洋芋以外，再就是房东大叔送给我们的两个南瓜了。我无奈地笑了。 为了路上节省点儿盘缠，我把灶上剩的那两个黄馍馍揣在了挎包里留着路上充饥用。还有两件衬衣秋裤，洗漱用的杯子、毛巾和一个水壶，这就是我的全部行囊了。 临行之前我敲响了广玉家的房门，向他们道别：“广玉大叔，我准备今天回北京啦，你们有啥事儿要我办吗？” 两口子听到敲门声连忙走了出来，身后跟着一群孩子。 “夜个（昨天晚上）听说你要回北京看望老人刻（去），唉，俄（我）家里实在也没甚（什么）好东西给老人们带上的，到家后咋替俄（我）们给你家老人问个好吧。” 大婶一边和我说着话，一边把煮好的鸡蛋塞在我的手里。我望着大婶那慈祥的面孔一时不知道说些什么才好。 那时候村里虽然家家都养着鸡，可是我却从来没见他们吃过鸡蛋。乡亲们辛辛苦苦地攒上些鸡蛋，就是为了拿到集市上换点儿钱，然后买点儿生活上的必需品，像盐啊、油啊、针线布头这些东西，拿回来维持生活用。 大叔家的小儿子见妈妈把鸡蛋给了我，噘着嘴两只眼睛紧盯着我手上的鸡蛋，委屈得要哭，嘴里叨咕着：“妈妈俄（我）也想吃鸡蛋。” 看到他那可爱的样子，我连忙把手里的鸡蛋往他的口袋里塞，大婶一看就急了，连忙抓住我的手说：“家里还有呢，你不用管他。” 我俩你推我让地僵持着，最后还是大叔给解了围。他从我的手里拿出一个鸡蛋给了小儿子，这下他可高兴极了，手里捧着鸡蛋放在嘴边闻了闻，然后把鸡蛋举过头顶又蹦又跳地满院子乱跑，两个小姐姐怕他摔倒了，急忙跟在他的身后追了过去。 　　告别了乡亲们，我和耀华、孙哥在约定好的西包公路上见了面。一路上经常可以看到三五成群的知青边走边聊，有的人手里还拄着在路边折断的树枝，当拐杖。偶尔遇到路上过往的卡车，不管三七二十一大家伸手就截，大部分司机都很同情知青，只要他们见到路边有蹭车的知青便主动放慢了车速，谁有胆量谁就上吧。 有的司机为了安全起见，索性把车子停在了路边，任由知青搭乘。这种场面与我们来时那种军事化的集体行动形成了反差。 我和耀华、孙哥一路上还挺走运，没走多远就爬上了一辆去西安方向的卡车。司机的技术十分熟练，车子在连绵曲折的山道上盘旋而行。 尽管卡车上安装了车棚，由于深秋的季节天气已经凉了，再加上汽车是在行驶中，阵阵的凉风不一会儿的工夫就把我们吹得缩成了一团。我们三个紧紧地挤在一起，靠身上的体温抵抗着寒风的袭击。 车子进入西安市区的时候天已经大黑了，好心的司机怕我们天黑不认识路，一直把我们送到离车站最近的一个路口才把车子停下。 由于车上装了许多木箱空间比较狭窄，下车的时候我的两条腿全都麻木了。司机怕我们从车上跳下来蹲了脚，便站在车帮旁边把我们哥仨一个个地扶下车，并且仔细地告诉我们去火车站的路线。 他那张慈善的面孔让我永世不忘。生活让我懂得了，人活在世上要多行善事，帮助别人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善待自己。只有懂得善待别人的人，才会得到别人的尊重与爱戴。 　　列车上的人很多，车厢的过道上和两车之间的连接处，甚至是洗手间里都站满了人。原本三个人的座位上挤了四个人，人们相互争抢着把大包小包的行李堆在行李架上、座位底下和过道边上。 由于旅客太多，列车员无法定时清理车厢内的杂物，餐桌和地面上堆着各式各样的食品垃圾。夜间行车的时候感觉更是难熬。 为了防止寒流的侵袭，车厢里的双层玻璃窗关得严严的，由于人多空气又不流通，人们耐不住车厢里的闷热，有的人敞开了衣服，有的人甚至把鞋子脱了，放松一下肿胀的双脚。 经受不住睏魔折磨的人们东倒西歪地靠在椅子上，还有的人竟然不顾污浊的地面会弄脏衣服，索性钻到座椅底下享受着免费的“卧铺”待遇。 车厢里的气味实在难闻，臭脚丫味、汗碱味、口臭味、厕所里飘出的阵阵臊臭味以及各种食品垃圾混杂在一起的霉味，呛得人喘不过气来。 想上厕所的人在车厢的过道上排着蛇形的长队，人们在痛苦与无奈中煎熬着。深夜，突然一阵婴儿的啼哭声把我从朦胧的睡意中惊醒。 我睁开眼睛只见一位农村妇女怀里抱着一个不满周岁的孩子，站在我斜对面的过道上。由于列车的震动，再加上车厢里那股令人窒息的气味，使得孩子无法入睡。眼见孩子的脸蛋哭得像苹果一样通红，那个妇女的脸上布满了愁容。 见此情景，我急忙站起身向她招手让座。她在极度的窘况中得到了帮助，高兴得连声向我道谢。看到孩子慢慢地安然睡去，我感到十分的欣慰。 经过了二十多个小时的旅途颠簸，我们终于又回到了那座熟悉的城市、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世界人民瞩目的地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所在地，同时也是我出生、成长，和日夜思念的家乡———北京。 列车徐徐地开进车站，站台上的广播里传来了熟悉的《东方红》乐曲声，一种到家了的感觉让我的心情无法平静。我们哥仨早就挤到了列车的门口，相互望着对方那张灰头土脸的样子不由得哈哈大笑，兴奋的心情难以言表。 三天三夜的旅途疲劳，此时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望着站台上那一张张迫切与亲人见面的焦急面孔，想象着自己到家后与爸爸妈妈见面时的情景。 　　离开北京整整九个多月了，当我的脚步重新迈进这座城市的时候，眼前浮现出了年初离京时车站上的热烈场面——从车站的广场到每一个候车大厅，从进出车站的每一条通道到每一道站台，到处是红幅标语、锣鼓喧天、彩旗飘扬。 “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那激情似火的歌声，从四面八方的扩音器里播出，传入亿万人民的耳鼓，那富有时代色彩的旋律拨动着每一个热血青年的心弦。我们这些长在红旗下的年轻人，相互间传递着一种无法控制的激情，听毛主席的话，做革命的接班人，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这代人的理想，我们用自己的青春年华演奏了一曲时代的乐章。 时隔数月，斗转星移，在现实生活的磨练中我逐渐地成熟了，我默默地感受着身边发生的一切，冷静地从近乎狂热的世界里回归于现实的生活中来。 “平安，到家后别忘了找我玩去！” “嗯，放心吧耀华，替我向爷爷问好，过两天我去看他。” “唉，你也替我问大爷大妈好啊。” “孙哥，保持联系啊！” “好，哪天我们一起去北海、去香山、去颐和园玩个痛快。” 　　哈哈哈…好唻。”我们哥仨在出站口挥手告别，与家人相聚的迫切心情，代替了当下一切的想法。 向热土一书在编辑与发行过程中，给予我帮助和支持的亲朋好友们，表示真心的感谢。 　　2013年12月在北京知青博物馆，热土一书的签字售书现场，与好友丁海富，丁永安合影留念。 　　2013年在北京知青博物馆，举办热土一书的签字售书现场，校友们一起合影留念。左起：刘瑞，陈加驷，于明，王兴，胡耀华，马平安，安杏昌，王秋元，孙恒。 　　2013年12月在北京知青博物馆，举办热土一书的签字售书现场，和一起插队的同学合影留念。左起：王兴，马平安，王兰英，黄红华。 　　2013年12月在北京知青博物馆，举办热土一书签字售书现场，和前来为我祝贺的同班同学们，一起合影留念。前排左起：于明，何淑清，苑淑贤，任洪英，陈玉新。后排左起：黄红华，王兰英，张慧琴，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李晓丽女士，马平安，王兴，王秋元，安杏昌。 　　2014年应好友陈加驷夫妇邀请，众好友一起聚会时合影留念。左起：高宽众，陈小颖，朱学夫，陈加驷，胡耀华，马平安，王志兰，加驷好友，加驷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