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年大授衔年龄最长的军官——三五九旅老战士蒋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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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维平

蒋维平，1878年出生，河北省房山县（今属北京）人。1938年参加八路军已经是60岁的花甲老人，1939年61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任解放军251医院副院长等职。1955年授予少校军衔，后晋升为中校。授衔时已经77岁，成为参加授衔的年龄最长者。1964年7月12日在张家口逝世，享年86岁。

下面通过当年接收蒋老入伍的三五九旅七一九团团长贺庆积(开国少将)的回忆文章，了解蒋维平老战士传奇的军旅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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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维平花甲从军记

贺庆积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造就了成千上万的英雄模范人物。其中，不少人具有浓烈的传奇色彩。蒋维平便是这里面的一个。

我和蒋维平相识，是在1938年。

那年春天，日军向国民党担负的正面战场发起大规模进攻，在5月份占领徐州后，兵分南北两路，一路溯长江而上，一路经大别山麓南下，企图攻占华中战略枢纽武汉。为牵制日军向正面战场的进攻，我八路军、新四军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在敌后展开了猛烈的游击战争。当时，我在八路军一二○师七一九团当团长。我团奉命从山西东进，到达平西地区（现北京西部），其任务是炸毁京汉铁路线上的长辛店大桥和八达岭涵洞，以切断日军南侵的运输线。但由于缺少炸药和经验不足，这一计划未能实施。随后，我团奉命在平西的房山、怀仁（现怀柔县）、良乡、斋塘一带开展游击战。在我们驻扎房山县门头沟时，遇到了蒋维平先生。

蒋先生时年60岁，一家三口，膝下一女。他在门头沟石楼村开了一间小中药铺，兼做郎中，还懂得一些西医，为百姓看病抓药，在门头沟一带，也算得上是个名人。由于我团深入敌后，医疗条件有限，免不了到蒋先生那里去寻医讨药。初次见面，他就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虽已是花甲之年，但耳不聋，眼不花，高大魁梧的身材像年轻人一样硬朗，只有他下巴上留的那绺半尺来长的白花花的胡须，才能昭示着他已是个老人。他待人亲热，医道严谨，谈吐不凡，思想上颇有见地。在闲聊中，可以看出他对日军侵华切齿痛恨，怀有忧国之心。

与蒋先生接触几次后，彼此有些熟悉了。他知道我是这支部队的一号首长。这一天，他突然向我提出一个请求：要参加八路军。开始，我以为他不过是说说而已，后来，看到他是认真的，就对他说：“蒋大夫，部队要行军打仗，十分艰苦，您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能吃得消啊！”蒋先生一听，站起身来拍着胸脯说：“首长，别看我年纪大了，可我这身子骨结实着呢！行军作战，保证掉不了队，不信，可以比试比试。”

我不得不承认蒋先生身体好，完全不像个60岁的老人，但总感到这件事不同寻常。要是一个20来岁的小伙子，我点点头就收下了，可这是一个有特殊身份的老人啊。我沉思片刻，对他说：“蒋大夫，你是个有家有业的人，跟上部队，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可要好好考虑考虑呀！”蒋先生一听有点急了，他激动地说：“首长，日本侵略者打到了家门口，还谈什么家业呀！我打心里赞同你们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日主张，知道你们是真心抗日。为了不当亡国奴，我要上前线，为抗日出力，那怕让我当上一天两天八路军，我就是死也值得了。”

我看到蒋先生态度坚决，一时难以说服他，就借故说他的情况特殊，需要研究一下再说。事后，我把蒋维平的事与房山县县长张伯华同志说了一下，要他做做蒋维平的工作。张县长跟蒋维平讲明部队的特殊性，要他在地方上好好工作，照样可以治病救人，为抗日出力。可蒋维平不以为然，他说，抗日勇士在前方流血，他们需要医疗。直接挽救他们的生命，这才是当前最需要的。蒋先生参军的决心毫不动摇。

蒋维平的真诚深深打动了我。我参加革命十来年，经历过不少父母送子当红军，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动人情景，可从来没见过蒋先生这样的情况。我从内心钦佩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按理说，我们部队缺医少药，很需要蒋维平这样的人材。但是，接收一个60岁的老人入伍，而且参加作战部队，这是没有先例的。我思来想去，决心试一试。于是，我把蒋维平的事向王震旅长兼政委作了汇报。王震首长是个爱惜人材的人，他很赞赏蒋维平的壮举，经过与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商量并请示聂荣臻司令员同意，破例批准了蒋维平入伍，任命他为我三五九旅七一九团军医。

60岁的蒋维平当上八路军，在门头沟成了一件珍闻。当时的斋堂县委书记焦若愚同志见到蒋维平，拉住他的手，对他称赞不已。蒋维平自己也高兴得像个年青人似的。'他穿上八路军的军装，系上腰带，扎上绑腿，显得很威武。经领导特殊批准，这位老兵留下了那绺别具特色的胡子。这一回，在我们八路军的作战部队里，多了一个名符其实的“爷爷兵”。

蒋维平参军不久，我团奉命返回晋冀边区，执行新任务。蒋维平告别了老妻娇女，抱着抗日救国的壮志，毅然踏上征程。他离开家乡时，带上了他珍藏的医书药典，带走了铺子里的全部药材。他决心把自己的才能，献给在前线浴血奋战的抗日将士。王震首长见到蒋维平后，十分器重和爱护他，特地批给他一匹马，供他乘骑。可是，在行军中，蒋先生从不骑马，他每次都是在队伍后面参加收容工作。在他的马上，不是驮着伤员，就是驮着弹药、药品。他自己还经常帮伤病员背枪、挑担子。他就像一个普通的士兵，奋战在抗日前线，跟随部队先后参加了邵家庄伏击战、陈庄战斗、冀南反顽战役、冀中反扫荡作战、百团大战、米脂剿匪等一系列战斗。在每次战斗中，他都不避艰险，不怕牺牲，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工作着，努力完成救治伤员的任务，挽救了许多干部战士的生命。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冀南反顽战役。当时，日军出动大批兵力，妄图解救被我军围攻的石友三顽固部队。我部奉指挥部命令阻击日伪军，在冀南县的西张孟村与敌展开殊死搏斗。战斗异常激烈，部队伤亡很大。因考虑到蒋维平年事已高，决定他留在后边的包扎所工作。但是，他坚决请战，带领担架队到前沿阵地抢救伤员。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出没着他那高大的身躯。他胸前那一绺银须，在火光中闪动。蒋维平以他英勇的表现，实践着自己的诺言。在他入伍刚刚半年的时候，以61岁的高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员。这在我军作战部队中，是绝无仅有的。

1940年，我团奉命返回陕甘宁边区，驻防米脂，担负保卫党中央、保卫边区的任务。1941年，又在王震旅长率领下，进军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这一时期，由于国民党集团大搞经济封锁，给边区军民带来了极大困难。缺医少药，更成为部队的一大难题。在这种情况下，蒋维平同志发挥他的专长，办起了制药厂。他背起背篓，每天早出晚归，披荆斩棘，上山采药。晚上点起马灯，熬药制药。部队需要什么，他就配制什么。在开荒中，战士们受外伤的很多，他就配制了治疗跌打损伤的中药。初到南泥湾时，风餐露宿，不少人生了疥疮，他又熬出了疥疮膏。进入隆冬季节，天气寒冷，很多人患了感冒，他又配制了抗感冒药剂。当他看到伤病员们营养不足，就用土法磨制“麦乳精”，为伤病员补养身体。我还喝过他送给我的几瓶“麦乳精”，味道不错，营养价值也很高。

蒋维平同志不但在本职工作中作出了很大贡献，他还积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参加大生产运动。他学会了打草鞋、纺毛线、织毛衣毛袜。有时间还和大伙一块开荒种地。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蒋维平同志以他高尚的医德和无私奉献的精神，赢得了干部战士的爱戴。部队中，不论男女老幼，都喜欢接近这位慈祥正直的老人，听他讲古论今，让他看病，把他当成自己可信赖的长辈。部队驻防陕北时，有一部分符合条件的干部相继结婚成家，蒋维平却远离妻女，过着独身生活。他虽然思念亲人，但并不感到孤单，他把部队当成自己的家，把干部战士当做自己的亲人，而且乐于为此奉献自己的一切。正因为这样，使他获得了崇高的荣誉。他被评为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作为三五九旅10名代表之一，由七一八团政治处主任李大同同志（也是劳动模范）带队，到延安参加边区劳模代表大会。其间，受到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其他中央首长的亲切接见。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对这位革命老人给予了很高的赞誉。延安电影团还把他的事迹拍成了电影，在边区放映。

1942年春天，我调离了三五九旅。此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见到蒋维平同志.听说在王震首长率领三五九旅于1944年第一批南下时，他主动提出随队南征。但领导上考虑到他已是66岁的高龄了，南下的环境又十分险恶，劝说他留在了南泥湾，后来，他在九龙泉创办了一个农场，种粮种菜，培植果树林木，做出了很好的成绩。全国解放后，他担任了驻张家口市二五一医院副院长等职，以古稀之年，开始了新的征程。

1964年，我从东北去北京开会，听说了他的消息，便渴望再见一见这位可敬的老人。于是，会议结束后，我专程赶到张家口，去看蒋维平。阔别20余载，战友重逢，欣喜异常。蒋老比我大32岁，此时已是85岁高龄了。但他精力充沛，身体尚健，仍在为党努力工作。他紧紧握着我的手，动情地说：“贺司令，你是我的引路人，是我的大恩人。是你把我从一个乡村的郎中引上了革命道路，入了党，当了国家干部，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你呀！”

我听了蒋老的话，连忙说：“千万别这样讲，这是党的培养和你一生追求真理，忠于人民的结果呀。要说有恩，你也是我的大恩人。我的儿子战生（百团大战中生的）、米生（在陕北米脂县生的)都是你给接生的，他们这一辈子都要记住你。”说到这里，我们放声地笑了起来。

当天，蒋维平同志留我在他家里吃了顿饭。饭后，他取出宝剑，为我们舞了一番。我看着老人优美的剑姿，稳健的脚步，深深为之鼓舞。临别时，我们依依不舍，希望再能见面。谁知这次会面后不久，便传来了蒋老突然病逝的消息。我因工作繁忙没能去参加追悼活动，只是发了唁电。但是，我在心底里，永远怀念这位不平凡的老人。

贺庆积，江西省永新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红六军团17师卫生部文书、连指导员、团侦查参谋、营长、团参谋长、团长、师参谋长、师长等职，参加了红六军团西征和红二、六军团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120师359旅717团参谋长、718团副团长、719团团长、津南自卫军副司令员、延安留守兵团385旅参谋长、南下支队第二梯队参谋长兼359旅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东满军区23旅旅长兼吉北军区司令员、东北民主联军359旅第一副旅长、独立第一师副师长、师长、东北野战军第十纵队第28师师长、第四野战军47军139师师长。在辽沈战役的黑山阻击战斗中，率28师在101高地阻敌三天三夜，为锦州战役和辽西会战的胜利创造了战机，受到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的通令嘉奖。建国后，1955年任辽宁省军区司令员。1978年任沈阳军区顾问(大军区正职待遇)。曾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代表大会、第八届代表大会代表，全国第五届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战创】1933年在鄂南龙门厂战斗中，带领一连在掩护17师主力转移时，左肩负穿透伤。由于伤势较重，上级决定把他留在老百姓家中养伤。但是他坚决不离开部队，咬紧牙关，忍着伤口的剧痛，拄着拐棍硬是返回湘赣苏区。

1946年4月首次“长春争夺战役”中，他率领东南纵队一路克敌，在战斗的最后一刻钟，被炮弹弹片击中左眼，受医疗条件的影响只能摘除左眼。但遗留的弹片经常引起头部剧烈疼痛，威胁右眼的视力，直到1971年6月在上海华东医院将弹片取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