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两淮盐商的杏坛情

听雨（赵银笙）

“杏坛”一词出自先秦时庄子的一则寓言。因为孔子喜欢到杏林里讲学，在杏坛上休息，后人便将其作为教育的雅称。 对于“杏坛”，清代两淮盐商无论是修饰文采的“上焉者”，还是声色犬马的“下焉者”，大多情有独钟。伴随着这种文化良知的觉醒和心理情结的释放，一座座书院落成了，一所所社学开办了，斥卤千里的两淮盐区不再处处都是文化的沙漠，也有昌明教化的点点绿洲。

一

清代两淮盐商醇厚的“杏坛情”，除了崇尚“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商籍”“灶籍”科举学额的设置可谓是直接诱因。

自隋代兴起的科举制成为学子出人头地的阶梯，以致北宋时的汪洙写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样的箴言。在那个时代，不管是门阀后裔还是寒门学子，均可参与科考。只不过与如今的高考制度相似，考生不但要有正式户籍而且必须到户籍所在地应试，否则视作逃籍、漏籍、冒籍、跨籍，而面临取消资格等处罚。

这种门籍制度本意为了防止科考舞弊，但却给两淮盐区学子正常应试带来了诸多不便。侨寓两淮的盐商大多来自安徽、山西、陕西等地，每值春闱秋试，他们的子弟必须赶赴原籍应试，颠沛流离，不堪其劳。更有甚者，从唐至清的漫漫时光中，盐民的户籍大多“不属州县属天子”，要想进入当地官办机构读书，跨进科举考试门槛基本是南柯一梦。

（科举考试 图片来自网络）

面对这种“边缘化”的科场定位，富可敌国的两淮盐商们怎能噤若寒蝉，隐忍不发？清廷也顾及动关国计的盐税，顺水推舟地给予两淮盐商利益让渡。于是，一种类似定向招生的“商籍”“灶籍”制度应运而生。占有“商籍”“灶籍”学额的两淮学子既可以进入扬州府学就读，也可与其他生童一样在当地参加科举考试。 尽管清代中前期只有14名商籍、6名灶籍学额可入扬州府学就读，但这毕竟是两淮盐区学子参与科考的“直通车”。面对清王朝的特別眷顾，两淮盐商们无法按捺内心的冲动。于是，他们办书院、兴蒙学，举手投足间俨然一副重儒崇教之态。

二

对于重儒崇教，两淮盐商倾注心血最多，投资强度最大的当属莘莘学子荟集的书院。 书院，原本是唐代私人读书治学的场所，到了宋代才成为传道授业解惑的机构。清初，来自白山黑水的统治者一度担心书院会成为聚众集徒之所而加以限制，直到雍正十一年（1733），才准许各省在省会兴办书院。但没想到，书院从此如水银泻地般在各地渗发开来，仅清代新建的就多达3868所。 而在两淮大地兴办的书院，许多都饱含着盐商的心血。因为在他们看来，书院是盐区子弟折桂蟾宫的通途，斥资建校，捐田助学，理所当然。 梅花书院，位于扬州新城广储门外，建于明代万历二十年（1592）。由于年久失修，到清代已是瓦砾片片，榛莽萋萋。雍正十二年（1734），盐商马曰琯决定独自斥资重建。新建的梅花书院有门舍、门仪各三楹，另辟有大堂和讲堂，仅号舍就有64间，其耗资之巨非常人所能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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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书院修建上，像马曰琯这样一掷千金的两淮盐商并非孤本个例。乾隆年间，两淮总商汪应庚不但捐献五万金重建了扬州府学江甘学宫，而且先是资助白银2000两添置礼乐祭器，后又以一万三千金购置腴田1500百亩充作学田。盐商汪石公之妻汪氏，巾帼不让须眉，见扬州安定、梅花两书院经费短缺，便出资数万元予以赞助。

当然，基于眼界所及和财力所限，更多的两淮盐商更倾向于抱团捐资助学。扬州安定书院就是凭借一众盐商所捐7400两白银于雍正十三年（1735）重修而成；通州盐运分司石港盐场（南通市境内）的文正书院，主要是仰仗当地九个盐场盐商的善款以供学生膏火（津贴）；海州分司的郁州书院，则是由板浦、中正、临兴三个淮北盐场于乾隆十年（1745）联合兴办。创办于乾隆九年（1744）的大伊山（灌云县）卫公书院，一度入不敷出，惨淡运行，直到光绪十五年（1889）行盐商人以每盐一包献钱一毫作为膏火费用，才逐渐有了起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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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时，书院的校舍修建、师资延聘直至助学金、奖学金的供给，“必经费有余而后事可经久”。但仅靠官方拨款和学田收入只是杯水车薪，如若没有两淮盐商的捐助必定难以为继。民国初期倪澄瀛曾说：“梅花安定广陵兼，膏火来源总是盐。”

三

如果说书院是学子应试的预备机构，那么社学（义学）则是童子启蒙的摇篮。在两淮盐商来看，资助学子参加科举应试固然重要，赞助蒙童识字断句也不失为一件功德无量之举。

社学、义学均是以民间蒙童作为教化对象的基础教育机构，两淮盐区早在明代就曾设立，其后多有反复，直到清代中前期才渐成气候。据不完全统计，通州分司有社学12所、义学9所，泰州分司有社学15所、义学2所，淮安分司（后改为海州分司）有社学5所、义学1所。这些散布于草荡连海、灶烟入云两淮盐区的社学、义学，使素来惯于逐水戏鸟的灶户子弟也有了朗诵《千字文》《弟子规》的去处。

不过，两淮盐区的社学和义学要保持膏火不断，书声不绝，其难度不言而喻，因为这儿毕竟偏僻、荒凉、贫瘠，不像那通衢大邑人文昌盛。如果说在淮北盐区激起社学、义学一圈涟漪的是盐官，那么推波助澜的则是那些盐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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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商洪箴远曾捐资在扬州十二门各设社学一所，以供贫家子弟就读。通州分司的掘港场义学，乃徽州盐商程公能、吴振公于乾隆十二年（1744）共同兴办。角斜场的一所社学，则是由商灶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捐资重新修复。据《嘉庆海州直隶州志》载，乾隆年间卫哲任海州知州，对于社学开始“于盐规款内详定束修（学费）”。淮北盐区李味辛是一个才德并举的盐商，他在担纲海州分司中正场社学（精勤书院）期间，曾捐出自己的四排盐滩作为固定财源，并以每月50银元高薪聘请资深秀才和留日学生执教国文和数学。为纪念李氏对乡梓教育事业作出的贡献，中正场盐业同仁及劳工界曾为其公立纪念碑一座。 在两淮盐区，这些社学、义学与众多家塾、族塾一起构成了那个时代盐区基础教育体系，在千池如枰的盐滩上点燃了教化的星星之火。

四

两淮盐商所捐办的书院曾是文化的高地，荟萃了那个时代众多硕儒名流。他们在这里辩议诘难，共生互补，把江淮大地一度渲染成了不同凡响的学术宫殿。 自王步青始，杭世骏、蒋士铨、赵翼等清代著名学者都曾授业于安定书院；位于仪征的乐仪书院曾聘请沈廷芳、胡森、吴锡麒等文化界名人前来讲学；海州地区乾嘉学派的核心人物许乔林担任过郁州书院的山长。集散文桐城派大成的姚鼐在扬州整整三年，梅花书院在他的执掌下声名鹊起，众多生徒趋之若鹜。

当然，这些书院也没有辜负两淮盐商的良苦用心。从这里，他们贾而好儒的风采得到了验证，门第变迁的梦想化成了现实。

据嘉庆《两淮盐法志》载，从顺治二年（1645）至嘉庆十年（1805）的百余年间，两淮盐商子弟登科者256人，其中进士85人、举人116人、贡生55人，而且这些人中不乏从治鹾淮盐到世代簪缨的转型之士。如盐商程晋芳家族的后裔除个别仍“恰盐策”外，大部分走上了仕宦之途。嘉庆朝的程赞宁中进士后官至编修，道光朝的程恩泽官至户部右侍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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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两淮盐商子弟来说，灶户子弟虽然众多，但受制于家庭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能完整接受社学到书院系统教育的人寥若晨星，故而像通州余西场曹效曾那样以灶籍考中举人的属于凤毛麟角。不过，仅以灶民子弟中第人数多寡、登第科级高低来衡量清代两淮盐区社学、义学的功效可能失之偏颇。作为普及性教育，盐民子弟能在这里拜读“四书五经”，本身就是件前无古人的事，更何况在此既可沐浴教化的洗礼，也可受到技能锤炼。

古人曾说：“敬教劝学，建国之大体；兴贤育才，为政之要务。”两淮盐商在捐资助学上的大气从容，对两淮盐区教育事业付出的拳拳之心，后人岂能淡忘失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