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大漠》，之一：来到科尔沁草原

我心飞翔

1968年的8月26日，是我知青生涯的起点，是我青葱年代一个刻骨铭心的日子。我就是在这一天从北京站乘火车奔赴内蒙自治区哲里木盟开鲁县插队。 这一年我十八岁。

这是我们一群老邻居们在1968年“劳燕分飞”之际的留影。



我们班有八位同学去了东北建设兵团，那些同学是班里的红卫兵，我没有资格报名。而后又有去黑龙江莫里达瓦插队的消息。此时天津的表哥倪祖鑫已经去内蒙古的大草原插队了。他来信告诉我说那里地广人稀，庄稼长得一眼望不到边。他在那边生活得很好，希望我能到他那里去插队。

看到表哥的来信，我的心开始活动了。反正我们这些学生都要走插队这条路的，那和表哥在一起不是很好吗？父母也同意我的想法，毕竟彼此也好有个照顾。我的小学同学苏君砚知道我要去内蒙插队，并且他也认识倪祖鑫，就提出要和我一起去。我当然很高兴，不想我们的手续都办完了，又杀出一位“程咬金“，苏君砚的北京二中同学胡森——我们一起玩耍的伙伴也要来参加，这又令我们兴奋不已。就这样，我们三人决定去内蒙古的哲里木盟开鲁县插队。

这是临插队之前我们三人在天安门前的合影留念。



此前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们骑着自行车游遍了北京的山山水水，这次可是要远行了。

这是我留下的下乡插队之前最后的一张照片。

那时我的父亲早已被从工作岗位撤下来，去了外交部设在北京郊区羊山的"学习班"，而我的七姑则去了文化部在宝坻县的"五七干校"。

照片是下乡前夕我全家与七姑母子的合影。时间1968年夏。

《来到科尔沁草原》

出发的一天终于来到了。1968年8月26日这天的天气非常好，湛蓝的天空飘着朵朵白云。我就要离开养我育我的家，离开首都北京了！

七姑一早就来到我家送行，带来了葡萄和苹果。并且和我的父母一起把我送到北京站。七姑和七姑夫文革中一直没断薪水。七姑是文化部的翻译，七姑夫是北京给排水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收入不错，所以就一直接济其他的亲戚，包括我家。这次我下乡，家里每人每月八块钱的生活费，不够临行前置办物品的费用，如衣服、洗脸盆、牙刷牙膏等。家里把唯一还值几个钱的英国"凤头"自行车卖了，又卖了几件毛衣，我娘怕我冷，用家里一些碎皮子拼起来给我做了顶皮帽子，就这样，勉强收拾出一个皮箱的物品。七姑送我20块钱，还送我一身卡其布的制服。她对我很好，挺舍不得让我走的。

北京站已是锣鼓喧天，彩旗飞扬，就像是欢庆什么大喜的日子！我们1000多名即将远行的学生每人胸前戴了一朵红花。站台上是送行的学校领导、军训干部，和无数的同学与家长们。

我有幸与胡森、苏君砚在站台前留下了这张宝贵的照片。

"呜"一声长笛，火车启动了。车上、车下哭成一片。

不多久，我们三个男生就开始在火车上享受带来的各种水果，还嘻嘻哈哈的说笑着，就像日本神勇突击队员们一样，保持着"马革裹尸"的风度，与其他人的哭声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后来环顾四周，才发现敢情除了我们三人，其他人全是女生。一打听都是朝阳区女四中的学生。

车里的女生们渐渐恢复了平静，在队长的带领下唱起了《到农村去，到边疆去》：" 到农村去 , 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祖国，祖国，养育了我们的祖国，让我们革命的理想迎来万丈光芒。革命的青年有远大的理想，革命的青年志在四方，在四方......。"

车厢里到处是甜甜尖尖的女生嗓音，我们参与其中，显得很另类。因我们都是男校的学生，与女校的女生们坐在一块儿还有点不自在。

我们就这样告别了充斥着红旗、红袖章、标语和小报的疯狂中的北京，乘着北上的列车，奔向了塞外的科尔沁草原。

火车走了很长时间。窗外的景色从高楼大厦到低矮土屋，从房屋密布到大漠无垠，从郁郁葱葱到漫漫黄沙，我们的心也从喧嚣浮华中渐渐静了下来，涌出一股淡淡的凄凉。

在内蒙古哲里木盟的首府通辽，火车停了下来。站台上有铜管乐队加上少先队的队鼓在奏乐欢迎我们。领导致了一通欢迎词后，我们开始坐大卡车继续前进，沿着科尔沁大草原到达了开鲁县城。

表哥来到县城找我，虽然我们在科尔沁草原见面都很兴奋，但表哥告诉我他们队里原以为只来我一人，可一下子来了三个人，实在接待不了。我们只能服从正常的分配了。不过这也不算多遗憾，同在一个县城，将来上彼此的集体户去玩也挺开心的。

在县城，又是开欢迎会，又是聚餐，热闹了两天后，开始分配知青了。我们被编成知青小组，分配给了各个公社，再由公社分配给大队、小队。那天我们驻地的外面马车排成了长队，我们每个小组的成员，将自己的箱子、铺盖放到指定的大车上，我们又挤坐在行李上，浩浩荡荡的开向了农村。

我们集体户共十三名同学，由十名北京女四中的同学、两名男二中的同学与我这个25中的同学组成。除去女四中的五名初二同学外都是初三学生，也就是说有五名67届学生和八名66届学生。这是其中的十名同学在天安门前的合影。

我们的到来打破了这里的平静。科尔沁草原是大"粮仓"，本来六十年代初的三年大饥荒都没有影响到这里，但席卷全国的文革恶浪却还是冲刷到了他们。村民们早就听说文革中无法无天的红卫兵小将的造反，所以他们对我们的到来怀着既新奇又惧怕的心理。一方面，他们从知青嘴里知道了很多从前闻所未闻的新鲜事，一方面又怕我们这些北京来的 " 红卫兵"们来他们这里" 造反"，破坏他们早已习惯了的生活。 在来到营子（这里管村子叫营子）最初的几天里，集体户的组长（女四中指派的）陈彬带领大家去田地劳动，打头的还捧着铁皮印制的毛主席像，其中几位在左臂套上了红卫兵袖章。最搞笑的是一早一晚还要"早请示晚汇报"。我们三位男生都是"被抄户"的"狗崽子"，来到这天涯海角的地方本来是想舒心一下的，这下添了几分恶心。

好在这样的光景不长，几天后女生由妇女队长领去干适合妇女干的活儿，而我们男生则跟着队长干壮劳力的活儿。每天繁重的体力劳动一下子就把这些北京娃们带来的"套路"全打发了。又过了一段时间，我们与女生的隔阂解除了，开始有敬有让的过起了"知青"的日子。

我们插队的那个营子，叫做宋家营子。成立人民公社后这里叫大榆树公社联丰六队。营子里才100多口人，主要是宋、吕两大户人家，外加陆续来到的几家外姓人家。说起来，这些村民都是来自内地的山东。他们闯关东，先是来到辽宁的朝阳一带，然后再迁徙到了这里，为的是这里地广人稀，人好养活，便于谋生。

这里是半农半牧的地区，有着粮仓的美称。但是由于在草原的深处，这里还很落后，没有电，没有水泥砖瓦，没有铺柏油的公路，大部分村民不识字，没见过楼房和汽车，不懂得电是怎么一回事，住的是土坯房，喝的是土井的水，过的是自给自足的"原生态"日子。

刚到营子时我们的房子还没有盖好，十名女生就住在小队部，而我们三名男生就住在队院子外面靠道边的两间小房。那真是孤零零的小房子，外屋是灶，通过在外屋烧柴，使里屋的土炕热起来。里屋同外屋一样大，也就仅六平米大小，靠南面是土炕，上面一领苇席，苇席上是三个铺盖。我睡在中间，左面是胡森，右面是苏君砚。白天我们卷起铺盖，要来人就坐在炕沿子上面唠嗑。晚上再将铺盖拉下来，头冲北睡觉。屋里照亮就靠一只油灯。

北面靠墙老乡用削尖的木桩砸入地面后，架起几块宽窄不一的木板，上面就放着我们三人的箱子，东面一只、北面一只、西面一只，呈U形摆放。因地方有限，每人仅有一只箱子的地方，下面土地上就放着我们的脸盆，木桩之间钉上钉子，拉起铁丝，算是有了放毛巾的地方。这就是我们三人在联丰小六队的全部家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