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教学生涯

简翁

耕植桃李园，不负园丁名

——从教三十年自述

我（或我们那一代不少的人）走上教师之路，纯属无奈。

为什么这么说呢？说来话长。

我在童年时期，虽说有理想，有愿望，但并不像许多书上所说的那样——伟大而又崇高。只因为那时，我的家庭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很困窘。父亲很低调地教导我，要做一个文化之人，正直之人，有用之人。鉴于我的身体状况（我在一周岁多时，左臂被烫，留下些后遗症），我最初想到：将来最好是一个能在办公室做事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愿望又不断地明朗起来，不去选择体力劳动的活儿，而选择一些脑力劳动的活儿，做个行政、事业或企业单位的管理人员。

尽管，这个想法极端幼稚，但现在想起来还是对了一半——坐办公室，整天干的是脑力劳动的活儿。

岁月坎坷，光阴荏苒。我随父母到了农村后，所有的愿望都成泡影。我目睹了农村的落后，农民的贫穷，以及我家的境况差得达到极致，对跳“农门”的想法，既强烈而又无望。

真是漫漫长夜难明啊！

若不是恢复高考，我将和所有农家孩子一样，背朝蓝天，面向黄土，在农村干一辈子。因此，恢复高考给我们带来了生存的机遇，改变了生活的命运。我们兴致勃勃而又踌躇满志地参加高考中，然而，命运给了我们当头一棒，我们无缘于大学之门。这时，我们才知道，自己肚里的东西少得可怜。我们在沮丧且不丧志中，有了一次失败，便“轻装”上阵，再次走向考场，参加人生的拼博。

就这样，我和我们同学为了跳“农门”，上了中等专业、招生最多、要求最高的学校——师范类学校，“选择”了教师这一“伟大而又崇高”的职业，走上了实为人们鄙视的三尺讲台。

后来，我曾较为悲观的写过一副对联，联云：

江南人种苏北桃李，但喜胸有桃李情，盼来年桃李满天下；

苏北客忆江南桑梓，惟怨身无桑梓地，苦今日桑梓独梦中。

在那个“非常时期”，“非常”的东西很多，列数如下：

我们是高中毕业生，却考了个中等师范学校（通常只是初中生可以参加考试），此“非常”一也；

我们的录取通知书上是淮安师范，却放在灌南（灌南教师进修学校），此“非常”二也；

灌南教师进修学校系刚刚建立，教师齐缺，我们的老师来源庞杂，能力也参差不一，此“非常”三也；

学校的教学条件很差，无场地，缺资料，此 “非常”四也；

而一切教学要求又参照大专班的进行实施，此 “非常”五也；

……

在此期间，我同大家一样，都有一种使不完的学习劲头，不一样的是学习方法。大部分学生严格遵守学校作息时间，基本上按部就班，我却不是。好在管理不是十分严格。课外活动时，我外出散步；晚自习时，我要么看电影，要么躲在宿舍看小说；晚自习后，我便进教室自习一个来小时，而后再回宿舍继续看小说。我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回避在宿舍的“神侃闲聊”。其次，很多同学在学习中一味地从初中课本着手，甚至有的还借来教学参考资料，备教案、写教案，而我对此不屑一顾。我以为“车到山前必有路”，眼下关键是既要“精”学，又要“博”学，使自己的肚子里要有真“货”，要给学生“一碗水”，自己先得有“一桶水”。为此，我在阅读课外书籍中，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一些同学见了，认为这样做不错，就“偷工减料”，借我的笔记去抄。其实，那些东西后来给我抛去的多数。（摘自拙作《自传［二］•穷乡僻壤•孜孜以求》）

那时，大家的基础都差不多，比较差，有点区别的只是在写作上或教学上，班上还有不少在入学之前就曾教过书。我们所开设的课程，现在想想，其实都是一些基础课，说是参照大专班开设的，真正与教学有关的并不多。

在班上，从将来做教师的角度，我算不得是一个好学生。不仅没有感觉，而且也找不到感觉。只是在写作上好一点罢了，把很多的心思放在文学创作上。

后来，在教学中取得的成绩，全靠自己在实践中学习。

第一部分 我的教学生涯

一、学习与探索

1、短暂的见习期

（1980年4、5月间）

我们的见习、实习，大约是最后一学期（1980年）4、5月间，在灌南县中学初中部进行的。

见习期间，我记得听过一节初一的语文课，授课的是一个个子矮小的女教师——汤臻华老师。我只知道她是一位老教师（待我到灌中任教时，她已退休多年），其他没有一点印象。那时，我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在学校处于半休息状态。同学们天天夹着课本、笔记本，在教室里备课（有的还真“背”课），或去灌中听课。而我对听课、备课、上课等，却没有一点兴趣，即使去听课，在课本和笔记本中，还夹带本小说，在课堂上消遣。讨论时，很多人热火朝天地谈论着，我只是一旁静听着。说实在话，我也听不出一点门道来。

到了上课（试教）期间，我们每个人按照学校的安排，精心准备了一节课，请指导老师审阅了备课笔记。我的指导老师也是灌中的，是一位年轻的女教师，姓陈，工农兵学员出身（不久，她调到新安镇镇中小学任教）。我具体上的什么内容早就记不的了，基本上算完成了教学任务，最后的评介一般。其他同学上的课，我也没怎么听，整天躲在宿舍里看小说、读诗歌。

2、初上讲台

（1980年9月－1982年7月）

待我分到灌南县三口中学后，我对教学工作，自我评价是极其认真的。

起初，我每天在备课中都要花费很多时间，熟悉教材，熟悉教学大纲，了解教学参考资料上的内容。一遍不行，两遍，甚至三四遍。还得查阅、收集其他资料（其实，刚开始时自己手中的资料很少），一一作比较，然后再一课时一课时地写教案。常常一个课时的教案，要花费半天甚至一天的时间。但上课的实际效果很差。

校长杨培庭听了我的课后，没有多说什么。也许他因为在我高中时期做过我的老师，有点怜爱之心。

教导主任唐安平听了我的课后，非常恼火，几乎全盘否定了我的成绩——讲话吃力，内容零乱，重点不突出……。可是，看到我工作态度，加之和杨校长的关系，好像又不好意思过多的批评，新教师成长毕竟要有一个过程。

年近半百的老教师、语文教研组组长汤宜武老师，却不断给我鼓励，又在他所带的那个班及其他场合，说三中来了一个大才子，他的名字也响铛铛，叫林农。这些自然是后话。

其他同志听了我的课，尤其是青年女教师杨秀芳老师（新集人，校友，高中比我早两年毕业，师范比我早半年毕业）在评议中，把我的课说得一无是处。而董建明（师范同学，实习期结束后，1981年2月分到三口中学）却庇护我，常常愤愤不平，当面反驳，例举了我许多优点。这给了我极大的鼓舞。

现在想想，那时的我，开始时，课上得的确比较差，也是一般人开始从事教师时，所有的哪些缺点，我都有，比如没有注意教学环节、教材把握不当、不会组织教学……我的悟性也很差。自己课上的好坏，自己不知道也就罢了；甚至别人的课上的好坏，我也看不出；到评课时，我常常糊里糊涂，如在雾里。

在同学、同事的推荐下，我先后花了不少钱，买了一些教学资料。其中，比较好的有《全日制十年制初中语文教案》（6本，扬州地区教师进修学院编写，下简称《教案》）、《语文教学资料文摘》（6本，江苏教育学院编写，下简称《文摘》）、《中学语文教材析疑》及《语文学习》（杂志，上海出版的）等。尤其是《教案》一书，使我少走了许多弯路。我在教学中，以《教案》为蓝本，掺杂学校发的备课手册、《文摘》，熟悉课本教材，阅读备课手册，了解教学要求，研究教学重点、难点，比较教学结构，草拟课时板书，等等。

对每篇课文问题掌握后，再写出一份具有使用价值的教案（一般人写教案只是为了应付检查）。就这样，每篇课文都一丝不苟。为了教好每一篇课文，我还经常地翻阅一些教学杂志及有关教学的书籍，不断地、主动地从书本上来汲取营养，丰富自己，提高自己。

在授课技巧上，很多老教师给了我好的示范：数学教师唐安平主任的“熟”——游刃有余；语文教师汤宜武老师的“精”——简明扼要；语文教师倪春元老师的“实”——实实在在；语文教师董建明同学的“巧”——有机结合；还有……

然而，经过一段时间（大约两年左右的时间）的摸索、实践，我终于有了一点醒悟。我讨厌并摒弃了“程式化”的教学，即“导入新课—复习—新授内容—练习—小结—作业……”，所谓“八步法”（有的又称“六步法”、“五步法”等）教学；在新授内容中，又是那些“作者简介－字词教学－朗读课文－分析课文－总结课文”老生常谈的方法。我认为：一节课的教学内容不可能面面俱到，而应该突出重点、突出难点，在抓好传授基础知识的同时，重点应该放在培养学生的基本学习能力（简称“双基”）。为了在授课中，真正落实“双基”教学，讲解、分析课文就应该渐收渐放，用“下台阶”的方法，与其授学生以之鱼，不如授学生以之渔。对于一篇课文的分析，既要抓住他的共性，更要抓住他的个性，不可千篇一律，不然味同嚼蜡。例如，在教不同文体的文章中，有的老师教散文用这种方法，教小说还是用这种方法，而教不出文体的特征；在同一单元的文章中，有的老师教第一篇文章是这种方法，教第二篇文章还是这种方法，而没有给学生自学的余地；在不同年级中，有的老师教初一时是采用这种方法，到了教初二时还是采用这种方法，而学生的年龄增长了，教学的路子却没有变化。等等。

我的这些观点和想法，首先遭到了校长杨培庭、教导主任唐安平的强烈反对，他们说教书什么方法都是假的，只有一个字是真的——揉，甚至还要“盯（时刻要盯住学生，不让他们有一丝喘息的时间）、盘（把所学的知识象和泥一样，反复地倒来倒去，有人又称“滚雪球”）。对此，我显得相形见绌。我认为，这样做只会把学生变成学习机器，而学习要抓住学生的学习的心理，把学习的主动权教给学生，让他们主动学习，学会学习，教师在学生学习中只不过是起到一个推动的作用。

正因如此，尽管我在教学中刻苦认真、勤奋钻研，学生们也挺喜欢我，但缺点还是太多，教学成绩平平。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