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剧的创作思维与走向

法治传媒

编者按：我国法治题材电视剧折射出对于当下重大事件与社会发展进程的艺术思考。这些剧集从扫除黑恶势力的真实案例中汲取灵感、创作故事，其创作思维包括从二元对立的格局中设置人物营垒，构织人物的行动线，在盘根错节的关系中展开想象，组成一个网状结构的叙事整体，在互文性的视野中进行艺术再创造，能够表达主流意识，具有鲜明的当下性与时代性。本文刊发于2022年第4期《中国电视》，原标题为《法治题材电视剧的创作思维与艺术效价》，有删减。

文丨李勇强 秦云娜

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近年来的法治题材电视剧即瞄准了这一雷霆行动与非凡历程，从扫除黑恶势力的真实案例中汲取灵感、丰富素材，折射出对于当下重大事件与社会发展进程的艺术思考。这些剧播出后反响强烈，受到观众好评。从类型剧的角度观察，法治剧与警匪剧、刑侦剧、谍战剧乃至反腐剧的关联紧密。其带有纪实的属性，从关乎人民自身权益的法治现实出发，具有正义昭彰、天下大同、惩恶扬善等意蕴，对观众有很强的吸引力。近些年的法治剧如《湄公河大案》（2014）、《人民检察官》（2016）、《人民的名义》（2017）、《破冰行动》（2019）、《巡回检察组》（2020）、《扫黑风暴》（2021）、《对手》（2021）等皆取自社会真实案件，播出后产生了较好的社会反响。

二元对立的思维基础

二元论认为世界上的两种物质、力量和形态是共存共荣的。正义与邪恶的二元对立是我国传统“公案戏”的结构基础，法治剧自身携带着案件双方等的矛盾因素，因而常见善与恶、正与邪、美与丑的二元对立关系。当下的法治剧借鉴了传统“公案戏”的忠奸对立原则，构筑了不同的人物群落，其二元对立的创作思维能够辨认出来。更进一步而言，结构主义的观念认为，二元对立是创造“结构”的基础 ——“完全有根据承认，在创造和感觉二元‘对立’或成双‘对立’的能力中，并且在创造和感觉的一般音位模式的同类活动中，有一种基本的、独特的人类的心灵活动。这就是创造结构的活动”。① 对于主创团队来说，电视剧同样是创造“结构”的艺术活动。由此观之，电视剧的艺术结构可从二元对立的格局与思维中伸展。在法治剧中，正义与邪恶两股势力的较量各自形成一个若隐若现的阵营，人物分属于不同的营垒。

（一）人物营垒的对立

法治剧沿用忠奸对立模式来呈现双方情势。以警察为代表的英雄人物和黑恶势力共同构成了法治剧的人物主体。一般英雄人物的身边有助手、支持者等，另一方也有相似的角色配置。在法治剧中，人民警察是重要的形象序列。荧屏呈现的是警察与各式各样的罪案人员、黑恶团伙乃至贪腐势力斗智斗勇的过程，而这一职业特有的使命感、荣誉感以及奉献与牺牲精神也会跃然而出。因此，警察是法治剧形象构思中的重要元素，往往成为英雄的化身与正义的符码。在《对手》中，由于国家安全局干警职业的特殊性，他们往往面对生死考验、利益诱惑的艰难抉择，而以段迎九、朱慧、丁晓禾为代表的警察形象在与间谍势力作斗争的过程中不辱使命、敢于牺牲。段迎九等专案组成员人对任何可能的罪案线索——发觉间谍的蛛丝马迹一定要追查。

当然，在法治剧英雄人物的营垒中，还有一些并无执法权的社会人士，包括媒体记者、学生、普通劳动者等。他们主要以帮手的身份出现，既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人民群众的诉求，又内在传递着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比如在《人民的名义》中，郑西坡与郑胜利父子，两人都是普通劳动者，并无执法权。但在大风厂部分职工采取行动表达诉求之时，郑西坡始终代表工会劝告工人们不要冲动、过激，也劝阻王文革千万不要犯错，其子则自愿帮助检察部门搜集案件线索。这些选择凸显出普通人内心的正义感与无畏精神。

法治剧赋予英雄以崇高的理想信念，他们将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打击犯罪、维护治安、增加人民幸福感、保障公平与正义作为自己的终极目标，即使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这些英雄人物正直勇敢，符合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

普罗丁认为，“去掉坏的人物，戏剧的力量也就消失了；这些人物是戏剧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② 作为法治剧人物系列的另一方，犯罪之人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不惜违背公义道德、破坏社会秩序。而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新形势下，其犯罪行为更为狡诈、隐蔽，甚至披着一层伪饰的“糖衣”。当前法治剧中屡次涉及的套路借贷、合同诈骗、非法交易、行贿受贿等，都有这样的特点。有些人从事不法勾当，在短时期内聚敛了大量社会财富，在尚未被追究之时俨然已成为“名人” — 有自己的公司、掌握资金、开发地产。其以企业家甚至慈善家的面目示人，社会关系错综复杂，在“社交圈子”中掌控话语权。不管怎样，罪案之人带有偏狭、阴暗、丑陋、残忍等内在心理，是法治剧中呈现的形象系列之一。也有些犯案之人或因一时贪念、或因情感倒错、或因追求权力等而不慎踏入歧途，其内心的良知与情感的牵绊往往成为罪案大白于天下的突破口。这些犯罪分子欺善怕恶、为非作歹、利欲熏心，只能通过自身的改过自新得到救赎。显然，法治剧对这些人物的态度是贬抑和批判的。

（二）形象的美丑对照

浪漫主义代表雨果在《〈克伦威尔〉序》中曾提出“美丑对照原则”，倡导艺术作品在表现美的同时也应展现丑，不可只书写崇高与优美。丑在艺术创作中具有衬托和提升美的功用，强烈的美丑对照通过否定丑来达到对美的肯定。雨果在具体创作实践中也躬行这一原则。剧作《欧那尼》中的吕古梅、卡洛王，小说《巴黎圣母院》中的卡西莫多、克洛德等形象是“美丑合一”的典型代表。毋庸置疑，“丑”在艺术作品中具有审美意义。具体到法治剧，如何将暴力、恐吓、欺诈等丑恶现象呈现于荧屏，还得符合电视剧老少咸宜的家庭观赏习惯，是一个颇费心力的问题。

在《扫黑风暴》中，美丑对照原则主要体现在人物外貌与心灵间的反差上。比如主人公的朋友大江，脸上的数道疤痕似乎展示其过往，也被馄饨店老板等认为不是什么正经人。而就在这样的外表下，却隐藏着某种令人敬畏的力量——极富正义感、敢打敢拼、感情至上。当然，这或许也是他惨遭暴徒杀害的原因之一。剧中对其行动细节的描摹 — 迸出英文单词、用叠字说话等，与其外貌构成反差，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而其内心的真诚善良和最终与歹徒同归于尽，与其命运的转折也构成对照。这一人物身上的美与丑交织，能够激起观众的共鸣，具有审美价值。

概言之，美丑对照原则运用在法治剧中，可以展现高尚与卑贱、善良与恶毒等不同的人物群落，也可以探照人物性格中的积极与消极、快乐与忧伤等不同面向。同时，法治剧通过画面、色调、音效、影像奇观等多种方式将“丑”的现象作为美的陪衬体出现，达到了弘扬“美”的效果。

（三）人物深层心理的异化

尤瑟夫 · 库尔泰认为，角色在话语平面上，一方面表现为一种品质，即扮演者的一种属性；另一方面，从语义学上讲，这种品质又只是归纳一种功能域的名称（这些功能，就是在叙事文本中真正被指出的或只是潜在的一些品行）。③ 当人物的行为不按所担负角色的规定行事或角色身份变化时，性格的侧面会有所体现，人物在整体气质上包括其语言、行动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从而完成角色转化、产生异化。

比如前述的警察是社会秩序的维护者、道德规范的践行者，往往是正义的符号。然而，由于所处环境的复杂、个人意志的薄弱等多种因素，也有一些警务人员失足犯错，不幸产生心理异化，沦为黑恶势力一派的帮凶。作为派出所所长的胡笑伟，多次在执行公务的过程中保护战友，曾荣立个人三等功3次，却在利益诱惑前丧失原则。他纵容恶势力的行动导致了无辜者徐英子、徐小山姐弟的死亡，也令自己受到良心的责难——剧中，他时刻注意自己的血压，而血压总是飙高。从他身上，可以看到人物在特定处境中的心灵挣扎与人性异化。与他相似的还有贺芸。罪犯的母亲与警局副局长的相悖共存于一身，表面不动声色，而内心却在矛盾中煎熬，既要扮演警察的社会角色，又试图掩盖曾经的罪行。人物在暗中经历着性格的异化。

在一些法治剧中，人物形象的异化常表现为一些人的公众形象与他们真实的人格之间存在一种断裂。角色变异是人物性格特质的规定性和表象的复杂性相统一的艺术表现。④ 《巡回检察组》中的主人公冯森略带悲情色彩，剧中他多次变化身份，与此同时，在搜集证据、侦破案情的过程中，他也敢于使用非常规手段，其行动选择与内心矛盾令形象出彩。法治剧的二元对立思维、正义与邪恶的人物营垒、人物内心的微妙平衡，都增加了剧情的张力。其实，观众深信正义终将战胜邪恶，不过二者的戏剧性较量才是艺术欣赏的“点睛之笔”。在这个过程中，剧集揭示的“公道自在人心”“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等主题也会扎根于观众心里。

密织行动线的网状结构

“叙事是指人们将各种经验组织成有现实意义的事件的基本方式，叙事既是一种推理模式，也是一种表达方式，人们可以通过叙事理解世界，也可以通过叙事讲述世界。”⑤ 一般而言，法治剧讲述从案件发生、追查、侦破直至牵出背后势力的整个过程，这一过程包括现实生活中的诸多民事纠纷、刑事犯罪，也可以容纳隐藏在案件背后的权钱交易、腐败行为、经济犯罪等。从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中展开想象，环环相套的矛盾、行动共同组成了一个闭合的叙事结构。

《对手》等剧都在历时性的叙事时序中插入回忆，或直接省略以形成悬念，激起了观众的猜测兴趣。与此同时，剧中容纳了暴力、追捕、惩罚、窥视、死亡等元素，这些元素与主要人物的行动线遇合，构成了曲折而复杂的情节。正如美学家宗白华先生所说：“生命的境界广大，包括经济、政治、社会、宗教、科学、哲学。这一切都能反映在文艺里。然而文艺不仅是一面镜子，映现着世界，而且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形象创造。它凭着韵律、节奏、形式的和谐、彩色的配合，成为一个自己的有情有相的小宇宙；这宇宙是圆满的、自足的，而内部一切都是必然性的，因此是美的。”⑥ 的确，法治剧映现着现实世界，但又是一个圆满自足的艺术体系。在法治剧代表作品的艺术结构内，死亡与窥视都极具叙事价值。

死亡是生命不可逆转的终止。法治剧中的一些暴力犯罪，最终的导向都是死亡。无辜者、受害人、被正法的罪人等，往往都会面临死亡的境遇。《巡回检察组》《扫黑风暴》等剧的巧妙之处在于以“死亡”为叙事中的扭结，将某些案件中无辜者或涉案人的死亡串联起来，形成了有内在因果的有机结构。前者包括郑某被杀案、小树林案以及失踪案等，后者则包括小人物麦自立的死、警察林汉的殉职以及涉案人马帅的突然去世。从电视剧的创作角度来看，知情者在剧情前期的失踪或死亡，是在侦破案件的顺时叙事过程中出现了空白点，这必然导致信息的延宕。信息的暂时缺失于是有了悬念的效果，观众的好奇心与收视热情被激发。不难看出，剧作以死亡作为叙事链条中的重要扭结，将督查、侦破案情的主线与其他副线交迭、环环相扣，形成了完整严密的叙事网络。

人类有探查未知的天性。法治剧往往以窥视他人、了解隐秘来打破僵局。叙事的断裂处、空白点也会被一些片段填补，案件由此被破解。此外，观众可通过窥视细节看到人物的私生活、平日里深藏着的犯罪要素、非正常的心理症状，以及被有意遮蔽的人性。《对手》中便有很多“窥视”要素。比如剧中李唐多次潜入办公室或住宅安装隐形摄像头，妄图利用他人的隐私来获得利益。此外，作为破案辅助者的“线人”，他们有意识地从事探秘工作，以自身亲历提供线索。他们作为普通人将侦查破案与反侦查的两方面行动联结起来。观众可以借助其视角知晓一些案情线索，同时满足自身的窥视欲。

综上来看，法治剧的人物行动包含案件侦查的施动方与被动方，在叙述过程中，犯罪与反犯罪的双重故事同时上演。同时，也有一种双重的叙述过程，“虽然再现为主体（正面人物）完成各种考验之间的关系，但它同时包含着——当然是以神秘的方式包含着另外的一种故事，即主体（反面人物）的故事，这两种叙述，由于相互交叉和混杂在一起，使得这两个主体有两个叙事行程分别展开，一个主导叙述活动的开头，另一个主导结尾”。⑦ 从创作角度来说，法治剧往往由反面人物的故事线开启，其实施犯罪、隐藏线索，而侦破者暗中调查，两方势力展开较量，最终有罪者被绳之以法。如此，人物行动、矛盾冲突等被整合在一个有机结构中。这一艺术结构无形中传达善恶有报、正义昭彰的价值观念，观众于此实现了自身的审美期待。

法治剧的效价与走向

当下的法治剧在真实案件的选取与还原、对当下社会状况的捕捉等方面都具有敏感度，而其视觉效果的呈现、悬念制造以及对人物的有力刻画，也有许多可取之处。不过，也存在一些情节弱点。比如“远前史”构想的漏洞。《扫黑风暴》中贺芸与记者黄希有亲属关系，在剧情后半段，黄希带着生日蛋糕来为小姨过生日，恰巧遇见也来此祝福母亲55岁生日的高赫，勘破了两人隐秘的关系，这也成为剧情的转折点之一。那么，非常关心小姨的黄希在至少20年的长时段中竟然对其情感生活一无所知？还有，众多的警察同事都认为贺芸的恋爱婚姻“一片空白”？其他法治剧也有这样的问题，此处不再赘述。

由此，更值得探讨的是法治剧的创作走向问题。从《湄公河大案》（2014）开始，《人民检察官》（2016）、《人民的名义》（2017）、《破冰行动》（2019）、《巡回检察组》（2020）直至《突围》（2021）等剧集，艺术地观照社会现实中的重大事件，着力塑造侦破案件的英雄人物，揭示生活的复杂性与矛盾性。这些是法治剧的文本共相。毋庸置疑，在类型剧基本特征的规约下，今后法治剧的创作与生产仍会沿着这些共相特征前进。然而，由于数字化媒介传播状态中的观众已经熟知前期法治剧的某些“套路”与“模式”，自然不再满足于上述剧集带来的“惊奇”与感动。可以期待的是，法治剧的创作或在多个维度上进行艺术创新。

（一）人物的典型性

《人民的名义》中的侯亮平、《巡回检察组》中的冯森、《对手》中的段迎九，是观众比较认可的艺术形象，但距离恩格斯文论中所认知的“典型人物”还有距离。可以推想的是，这类剧集中的典型人物应是突出的个性与内心拥有雄伟抱负、远大理想的融合体，同时还应负载着当下大众普遍认同的法治观念。此外，这种典型人物还得与剧作的时空环境、人物关系、矛盾冲突等有着艺术上的和谐关系。

（二）情节的曲折性与合理性

如何将副线情节更好地融入“办案”的主线情节，或者说，主线与副线情节如何编织得合情理性，是法治剧之前一直存在的问题。《人民的名义》中的副线之一表达一个普通家庭在时代洪流中的际遇，这是剧情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呈现当下年轻人心理状态的郑胜利与几位女性角色的配合趣味十足，但与侯亮平等人反腐的主线情节结合并不紧密。同样，《对手》中三位国家安全局新生代的情感线似乎也游离于主线剧情之外，仍有更好联结的可能。

（三）细节的真实与丰富

总体上，法治剧坚守现实主义美学原则，艺术细节自然要真实可靠。在此基础上，由于电视连续剧的体量要求，剧集应构想填充丰富而具体的细节。并且，这些细节还需要在主题和情节创设的总架构中进行筛选、提炼。这方面《湄公河大案》做得较好，主创者将发生于湄公河上的国际罪案抽丝剥茧地呈现，将中国缉毒干警及老挝、缅甸、泰国等国家的警方都一一铺排。而江海峰、高野、于慧等人办案、处事细节的多样性与丰富性，彰显出新一代中国警察的尊严意识与国际胸怀。

《湄公河大案》

结语

近年来，法治剧从生活真实出发，融入了新的看点，引起更多观众的共鸣，这是值得肯定的。而从互文性理论角度看，法治剧仍有内容与形式的交融不够、影像独创性不足等提升空间。可以断定的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经济全球化的调整与转向，案情的时空、背景、条件等都会呈现较复杂的动向。而法治剧的创作与书写在很大程度上需要面对新的语境、渗入新的思考，呈现出不同以往的艺术特征和审美风貌。

（作者李勇强系浙江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秦云娜系浙江师范大学戏剧与影视学2019级硕士研究生）

注释：

①[英]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瞿铁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6页。

②[美]凯瑟琳·埃佛雷特·吉尔伯特、[德]赫尔穆特·库恩，《美学史》，夏乾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82页。

③[法]尤瑟夫·库尔泰：《叙述与话语符号学》，怀宇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95页。

④⑦夏荔：《中国涉案电视剧叙事审美研究》，中国电影出版社2009年版，第41、67页。

⑤张宇丹：《应用电视学理念与技能》，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7页。

⑥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4页。

⑧[法]朱莉娅·克里斯蒂娃：《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史忠义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7页。

⑨戴清：《电视剧审美文化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页。

⑩[法]蒂费纳·萨莫瓦约：《互文性研究》，邵炜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7-28页。

来源：电视艺术 编审：石仁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