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姐姐的故事

竹林风

　　1975年，村里来了十几个下乡插队的知青，到小队来的是两个女知青。在她们来之前是两个男知青，两个男的已经确定招工，正在办理回城手续。生产小队把这两个新来的女知青安排住在我家的厦子房，为了迎接两个知青，我妈前几天就把屋子里的东西腾空只剩下了一张桌子，一个长条凳，还有一个老衣柜，留了一些简单的家具给她们用，屋里还有一个很大的土炕，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母亲还去坡塬下挖了点白土把屋子内外粉刷了一遍(白土是坡塬地黄土夹层中一种特有的一种像白灰一样的土块，过去农村人每年春节前都去挖点白土用水搅开对屋里屋外进行粉刷，干后墙面就像刷过白灰一样洁净，只有这样才看着有过年的样子)，粉刷后的屋子里散发着一股浓郁的泥土清香味，母亲又在墙壁上贴了几张年画，这样就算收拾好了房间，房子布置的简单朴素，但很温暖。新来的两个女知青各提了一个挺大的帆布包，大队干部给拿着被褥和其他行李，听说被褥是在公社集合时候知青办给发的，大提包里的东西应该就是她们随身行李吧。大人们给她俩安顿好住宿后，我就偷偷的跑过去看她们到底啥样，一看，原来是两个漂亮的姐姐，梳着两个大长辫子，穿着花格子衣服，她俩跟我打招呼，我拘谨的“哎”了一声就跑了，因为陌生所以就很好奇。那时候喜欢听广播，只知道城里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毛主席要求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因为年龄小，所以并不关心这些大人的事情，很多知青的故事都是后来从母亲那里听说的，但是还是有几件事情记忆犹新。过去农村文化生活非常贫乏，每天基本上就是劳耕细作，好像大家都是参加集体劳动，两个知青姐姐都很勤快，第二天就跟着社员一起下地里干活了，听母亲说，小队考虑到她们没有干过农活，开始就安排他们干一些不太重的农活先去适应一下，哪知她们一天下来腰酸腿疼，母亲看到两个姐姐劳累的样子，从心里心疼她们，就用白开水冲白糖送过去给她们喝，用来缓解她们的疲惫。两个姐姐才来的时候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随着在农村待的时间越来越长，两个姐姐也开始说本地话，毕竟那里的个别土话有时候她们听不懂，还闹过不少笑话。但她们都慢慢与村民融在了一起，大家也把她们当成了自己人，我这年龄孩子见了她俩都亲切的叫她们姐，年龄长一点的都对她们平时嘘寒问暖，农村人的朴实和真诚让两个不到20岁的女孩子感受到了生活的温暖和关怀。

两个姐姐我分别叫她们琴姐、珍姐，因为在我家住，我经常在院子里听她们讲故事，慢慢的我也没有了在她们面前的拘谨感，真的把她俩当成我姐一样，琴姐对我特别好，有时候去部队大院里看电影还会带着我一起去。她们都很平易近人，没有一点城市来的那种傲气的样子，学干农活也很快，磨镰刀、割麦子、稻子样样都能干。小队的麦场在塬上，到了三夏，要用架子车把装满的麦子拉倒场上去晾晒脱粒，这要上一个很长的坡道，她从来没有喊一声苦，跟着村民上下转运，这真是个考验体力的活，上坡更需要经验和技术，不然费好大劲也拉不上去，拉到麦场，翻晾，有时候还有石碾子满场转圈碾压脱粒，翻晒，再碾，再把麦秸堆成垛，扬场收麦，颗粒进仓。到了三秋，收割稻子，用脱粒机脱粒，然后用大锅把稻粒进行蒸煮，蒸煮过的稻粒再进行晾晒，蒸煮过的稻粒散发出一股淡淡的稻壳和米粒的香味，储存多久都不生虫，晾干后再装入麻袋，那时候国家收购的公购粮任务很重，收的稻谷有一多半都交了公购粮，剩下的就分给社员，想吃米的时候拉到大队的电磨房去再脱壳。琴姐每年把分给自己的大米都带回家，说家里人特别喜欢吃这个桂花球大米，太香了。玉米全靠人工钻地里去用手掰，再用拖拉机和架子车拉回来，有时候生产队直接就在地里把玉米分给各家各户，拉回家挂在房前屋后甚至大树杈上进行晾晒，需要再脱粒时候再取下来，一般剥玉米粒都在傍晚，坐在院子里，或者大门口，看着天空的月亮和星星，聊着天，干着活，简单的过程却充满了温馨祥和。那时候乡下的夜空还很亮，蛙鸣蝉叫，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洗裳河水哗啦啦，偶尔还有村民吼着嗓子唱几句秦腔，农村很安静，就是几里之外都能听到响声。除了收小麦、稻子和玉米，种棉花，栽红薯，种菜，养猪，每一种农活都是十分辛苦，小队还编藤筐，吊做红薯粉条。琴姐样样都敢做，样样都会做，样样都去做，学的快，干的好，干啥农活她都成了一把好手，后来小队看她干的好，能吃苦，就让她给生产队社员记工分，每到下午两点她，她就塬上塬下跑到社员上工的地里去记工分，记工分相当于现在的考勤，一个工分就是十分，按劳力大小记分，男劳力一般都是10分，女工一般都是7分，琴姐记工分很认真，大家对她都很信任。

70年代农村还很艰苦，滈河两岸都是稻田，插秧、捞地、上油渣那是很脏、很累、很重的农活，干一个上午下来，腰累的都直不起来，琴姐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苦的女孩子，她似乎忘记了自己是一个从大城市来到农村的人，跟村民一起割麦子、摘棉花、掰玉米、收稻子、挖红薯、在稻田里插秧、捞地、给稻根上油渣。捞地是一种常人无法想象的劳作，趴在稻谷长到一米多高的稻田里，膝盖浸在泥水中，把稻田里的杂草去除，用手指头把稻根上的泥土疏松，稻叶会随时划破你的手臂、脸颊、蚊虫叮咬那更是防不胜防。有一次琴姐捞地腿上被蚂蝗盯了，当她把蚂蝗从腿上撕扯下来时，腿上鲜血直流，我没看见她有丝毫的惧怕，反而对大家说，没事，没事。

对当时的知青来说，他们到农村这个广阔天地去锻炼那也是形势所迫，是现实中的一种无奈，那时候，不去上山下乡，就不能在城里安排工作，上山下乡对这些年轻人来说带有积极的理想主义色彩，但是，到了农村，才发现有很多事情并不是他们所想象的那么浪漫，辛苦的劳作，离家的孤独，远离亲人的思念都考验着他们的耐心和意志，他们既是时代的弄潮儿，又是社会的实践者，是植在农村的美丽花朵，是历史潮流的特殊壮举！“知青”二字已不是单纯字面上的含义，而是那段特殊经历赋予他们的一种“资格”。

当地农村过去都是早上6点钟时候队里的上工的哨子就吹响了，9点钟吃早饭，吃完早饭10点钟就又去上工了，下午2点钟又回家做饭吃，4点钟又去上工，晚上到了6点多才回来做晚饭吃。每天都是这样，上学时间也是跟着上工一样的时间。有一个在村里下乡的女知青能歌善舞、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是个难得的文艺人才，人长的也很漂亮，经常帮小学排练各种文艺节目，每次教育局组织文艺比赛，学校不是拿第一就是第二，非常厉害，只是好像不太爱干农活，有些村民看不惯就乱说这个女知青，女知青受委屈了，就跑到对自己要好的村民家里哭了好几次。农村人朴实，但是有时候极个别人也很是非，爱说三道四，这个女知青后来在村子里很被动，招工进城也是走的比较晚的一个人。现在想起来，村子里对那个女知青确实不公。琴姐因为在村子里吃苦耐劳，什么农活都能干，又平易近人，见了比自己大的村民不是叫叔姨，就是叫哥姐，热情大方，在村子里声誉很好，插队两年就被评为优秀知青，77年就被大队推荐招工走了。

过去村子里的文艺队在当地很出名，主要是有很多能吹拉弹唱的民间乐器艺人，可以独立的组织起一个简单的乐队，所以，大队经常排练一些现代剧，沙家浜，白毛女等，只记得当时村里自己创作排练了一个共产党游击队在当地开展对敌斗争的一个故事，名字忘记了，在当时很轰动，而且还去城里进行了演出。一次生产队队长不知从那里弄来了十几张兴平县杂技团的票，兴平县杂技团当时在陕西省很有名气，大家都想去城里剧院观看，队长把票给了两个姐姐，我也和琴姐一起坐着手扶拖拉机上就去城里看演出了，从来没有看过实景的杂技演出，这次亲临现场十分高兴，但是剧场旁边的站票，我个子小，只能用力挤才从大人的胳膊下钻到前面的栏杆空隙里看，回家时已经晚上十点多了，距家还有十里路，拖拉机上坐了十多个人挤的满满的，一上车琴姐就拉住我的手，怕把我摔了，一路很颠，琴姐一直拉着我的手没有放开，我真的感受到了这个知青姐姐的关爱，这件事，我刻骨铭心，一直深深的留在我的记忆里。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特殊的历史为那一代青年提供的一条特殊的社会锻炼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虽说宝贵的青春、美好的理想在这个年龄都失去了方向，个人前途也陷入了迷茫之中，但她们对生活的信心从未动摇，这是一代青年的奋斗业绩。在国家最艰难的岁月，是他们同当地人民一起，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支撑着共和国大厦，为国家分忧解难，他们这一代人是真正的共和国的脊梁。较之后来的青年，他们更多一些对人生艰辛的领悟，更多具有吃苦耐劳的品格。我们应该向当年参加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们致敬，他们为祖国发展贡献了青春，国家应该在政策层面让这些慢慢老去的知青们好好感受到强大的祖国带来的福利和关怀，时代造就英雄，那个时代的英雄就是这些不怕苦、能吃苦的知识青年！